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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有自己的一套晋升惯例。本宁堡的高级训练班旨在使步兵上尉级军官做好担任连级指挥官及营级参谋的准备。实际上，我早已完成这一准备了。在德国和德文斯堡，我曾作为中尉在上尉职位上当过两任连长，而且还在阿寿山谷的大课堂里当过不挂名的营长。在那里，打的可全都是实弹，并且不是像在演习场上那样，让子弹从你头顶上飞过去，而都是瞄准你打过来的。此外，我在德国、德文斯堡和越南均曾担任过参谋之职。尽管如此，该训练班仍是我职业发展中的必由之路。再说，训练班开学后，我便可以将家搬到营区内的政府住宅中去住。
我非常想见到同班的同学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第一次职业选择。许多步兵军官服完规定的两三年兵役后便退伍了。在高级训练班里，我是400名上尉中的一员。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很可能都要以陆军为职业。我们被编为两个队，每队200人。另一个队里有一个真正平步青云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点军校的全美最佳橄榄球后卫，1958年海斯曼奖杯的获得者，此外还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我们队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托马斯？格里芬。他后来晋升为三星上将，并担任了北约南方司令部参谋长。在这里，竞争带来的兴奋与威胁并存。
上训练班期间，我的专业标号又增添了“前缀5”。在陆军行话中，它意味着我有资格使用战术核武器。我必须知道使用核武器（尽管仍需获得远比我级别高的上级的批准）的时机，一发核弹能消灭多少敌军、平民及毁坏多少树木，在互掷核弹阶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员，如何计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军部队何时方能安全通过受沾染区域等。我们当时不是从核大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仅仅想到一门203毫米火炮发射的核弹当量为1000—10000吨，而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当量为1．5万吨。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考虑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虑敌方是否有将战争升级的可能性。既然海军和空军都已核武器化了，难道陆军就该使用滑膛枪和米涅式枪弹吗？再说，连苏联红军都已经配备上战术核武器了。很久之后，当我升至决策层时，我会对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为怀疑的态度。但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顾潜心钻研本行，管不了那么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胜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车餐馆叫了一份汉堡包，这次没人再叫我到屋后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为不合法。当年秋天，约翰逊和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B。 戈德华特参议员竞选下一届总统。我并不支持哪个政治党派，但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对民权法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令我失望。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反对该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对虽属无意，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却是一种鼓励。于是，我在自己的“大众”牌汽车保险杠上贴了一张红白蓝三色不干胶广告，上面写着“全力支持L。 B。 约翰逊”。这样做也许有悖于营区关于当时政治活动的规定。
第五章回家（5）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我开车从伯明翰去本宁堡时，亚拉巴马州一名警察在锡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让我停车。我超速了吗？不可能。让我惊讶的是，警察对我的驾驶事宜并不关心，他在替戈德华特发放保险杠广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众”牌汽车。在6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这种车还不多见。这算得上对他的第一次打击。他检查我的牌照，是纽约州的。这是第二次打击。他又发现了支持L。 B。 约翰逊的广告。第三次打击。开车的还是个黑人。这几条加起来，我算是给他实施了4次打击。他摇摇头说：“小伙子，你居然跑到这一带来，这可不够聪明。最好还是赶快走吧。”我遵命赶紧开车走了。
像我和普赖斯、马夫鲁蒂斯、德帕斯这类军人在陆军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数来自南方，来自中西部的人较少。来自威克森林、克莱姆森、弗曼城堡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军官远比来自普林斯顿的要多，当然也肯定比来自纽约市立学院的要多。
我们训练班的课常常在既狭小又无窗户的教室里上。因此，出来到走廊里伸伸腿、抽支烟确实使人轻松愉快。有一天，我从教室出来后发现一群白人同学在谈总统选举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赞扬戈德华特。他们中的一个朝我喊道，“喂，科林，过来。”我不无戒心地走过去。他问：“我们有偏见吗？见鬼，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还能同你在一起上课吗？”那家伙继续说道，这不是个喜欢还是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欢爱管闲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欢这个教训人民怎么过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学插话说：“这是个产权问题。如果一个人开了一个商店，在经营方面，他应该有权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杆猛烈抨击一通，或者孤独无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却想让他们有所认识，于是就说道：＇奇‘书‘网‘整。理提。供＇“让我来告诉你们产权意味着什么吧，假如你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黑人的话，你得有个结实的膀胱，因为从华盛顿到本宁堡一路上没有几个你能停车小便的地方。”我对他们讲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个像样的地方吃饭，或者在夜幕降临时找一个一家妻小能过夜的汽车旅馆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M。 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杀，B。 康纳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里炸死4个黑人孩子，而他们却在争论什么“产权”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缩小到白人店主是否应该不情愿地把房间租给黑人住，不能将财产和人纳入同一范畴。”
我不知道这番话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与否。但是，把这些感觉倾吐出来，让这些人了解宽容不只是意味着上课时坐在黑人身旁。
在此期间，来自南方的几位黑人军官在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们在常年遭受二等公民待遇、种族隔离和黑人学校的孤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肩并肩地与白人竞争，与以前不允许他们与之同住、同学习、同进餐的白人竞争，与他们见了就得毕恭毕敬的人相竞争。我从小到大在白人周围从来没感觉到过不自在，从来没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不一样，是的，但绝不低人一等。以前从没人对这些南方黑人讲过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看着他们在陆军中崛起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中大多数断然拒绝背负种族主义分子想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自从穿上和他人一样的军装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看成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人了。幸运的是，他们参加的是美国最民主的组织，在这里可以凭功劳大小升降进退。在我国的英雄殿堂里，这些南方黑人军人占有显著的地位。
1964年11月3日，即选举前不久，我将我的缺席选票寄给了我在纽约的投票站。全力支持约翰逊。寄出之后，我又到胜利大道的那家餐馆吃了一份汉堡包。
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对一名步兵来说，有步兵之家美称的本宁堡是个令人倾心的地方。我们的生活轨迹往往是这样的：做单身中尉时干年轻人的荒唐事，而后结婚、晋升上尉，随后便奉命来上高级训练班，并且把妻子带到本宁堡来。这里常常是妻子所见的第一个兵营。我们这些青年军官都是从同一家哥伦布百货店赊购成家后的第一批家具，包括起居室、餐室、卧室和厨房的家具一车就送来了。我们的住房也相似，都是建在混凝土地基上有二居室或三居室的牧场式平房，我们经常相互串门。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拿回家的薪水同样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除了个别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夫妻之外，根本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
第五章回家（6）
周末，我和阿尔玛把小迈克塞进“大众”牌轿车，一起去拜访她在伯明翰的家人。在驶出营区的路上，我们经过高级军官宿舍，他们的房子都是大萧条时期由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拉毛粉饰的白色住宅，既气派又优雅。最壮观的要数本宁堡司令官的官邸——河畔府。这是南北战争之前的一座建筑，紫藤悬垂，木兰环绕。每年，司令官都在此为训练班学员举行一次招待会。男士们均要穿黑色便装礼服，女士们都要进城选购上尉们的钱包所允许的最漂亮的长裙。我们踏上修剪好的草坪朝河畔府走去时，俨然像是电影《乱世佳人》中某个场面的群众演员。
为我们班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后，阿尔玛问我是否能猜到她的梦想是什么。是将“大众”牌轿车换成旅行轿车吗？不对，她说，是有朝一日能作为将军夫人住进河畔府。我用她父亲喜欢说她母亲的话嘲笑她，米尔德里德还保留着奴隶心态，她想住进带圆柱子的白色大宅子里去。阿尔玛的梦想再天真不过了，在1964年听起来，就像人要到月球上去一样。
本宁堡也是琳达？鲍威尔于1965年4月16日降生的地方。我没赶上迈克的诞生，到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小人儿了。但是这一次，琳达在马丁陆军医院降生的那天，我仔细端详那个无助的小东西时，心中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爱怜之情。我一定要弥补第一回做父亲时失去的东西。训练班不需费什么大力气。于是，我利用这一机会尽量和琳达一起多呆些时间，最后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保姆。琳达该做6周婴儿体检时，阿尔玛正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就一只胳膊夹着婴儿，另一只夹着她的尿布袋，自己将她带到了医院。在候诊室，我高兴地加入到年轻母亲行列中，向人传授治疗哮喘和急性腹痛的经验和其他知识。在这些方面，我此时已完全是个当之无愧的父亲了。
那一天，无论何人走进我们班，都会看到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朝满屋子学员抛掷一只橡皮鸡。我已经开始执掌教鞭，当时正忙着激发各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动力。
1965年5月，我从步校高级班毕业，成绩在我所在的那个200人的队里名列第一。不过，在整个年级我排第三，第一、二名是一名坦克兵和一名炮兵。这使我感到有些自卑。
高级班结业后，我照计划回到了步兵委员会。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出于个人方面——全家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长些。几个月过去了，相当平淡无奇，还是鉴定新的步兵装备。1966年春天，我奉命到步校教学大楼去报到，我被调到不久前我刚当过学员的学校去当教官。
一年半前，约翰逊总统利用北越炮艇在东京湾“无端”袭击美军事件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等于向越共和北越宣战。当我离开东南亚时，还只是牵涉到约1。6万美国顾问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到我加入步兵学校教官队伍时，美国卷入越南的部队已接近30万人，因此陆军需要培养更多的军官。步校教学大楼是一座崭新的建筑，它正是为适应培训任务的扩大而刚刚建成的。教官职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很多人孜孜以求。在职业发展方面，教职又是有力的资格证明。教官的任务是教那些日后将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军官，所以陆军非常重视教官工作。
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第五章回家（7）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 X。 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后来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不过，我教的最重要的课要算是给预备军官生上的课了。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将作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将要遭受最严重的伤亡。我知道，无论我教他们什么，那一张张表情热切的面孔中有相当比例是不会回来了。
教官之间也存在着健康有益的竞争。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兰裔美国人，生龙活虎，教学一流，还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练。史蒂夫和我总是争相表现自己，想方设法抓住并保持学员的注意力。他的办法之一便是幽默。那个时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于步校教学大楼四周一英里之内无女性，以说笑话作为上课的开场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类笑话通常是最粗俗不过的。说笑话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一个十拿九稳会逗人发笑的笑话，曾给每个新生班都讲过。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有只老虎朝他扑上来，传教士开始祈祷。老虎也开始祷告。传教士说：“多么虔诚的动物啊，竟然和我一样祈祷。”可老虎说：“和你一样祈祷？我是在做饭前感恩祷告呢。”这个笑话每次都引人发笑。
可是有一天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课堂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我又补讲了一个笑话，学员还是铁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讲过了头，连本宁堡笑话的粗野劲儿都超过了？史蒂夫过后面无表情地问我课上得怎么样。“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说。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课前到我的班里，劝学员们要对我板起面孔。然后，他溜到教室一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后面，一览无遗地欣赏了我的痛苦。史蒂夫还将强烈的竞争意识带到了下班后与比尔？邓肯上校玩的红心牌戏中。邓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对我们而言，红心牌戏是一种游戏，但对于史蒂夫则是一种种族仇杀。
在教课中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教预备军官学员编写部队战备情况报告。该课程上课条件太糟糕了，只能在毕业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进行，即下午4时，而且还是在3天的强行军和野外战斗演习之后。演习一直进行到第三天夜里，整夜不能睡觉。然而又必须学会编写战备情况报告，否则就不准毕业。
编写这种报告，对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烦恼透顶的事。它包括一份两页纸的表格。负责军官要在表内登记上武器装备处于的状况。绿色表示随时可用，黄色表示基本可用，红色表示不堪使用。他还得逐班、逐排报告该单位的训练状况：C…1表示状况优良；C…2表示存在少量问题；C…3表示存在严重问题；C…4表示不及格。学员们在进行了一整夜演习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本宁堡，先冲个澡，吃顿热饭，然后就来上这最后一课，盼望着在有空调的教室里好好打个盹儿。
我的方法是把战备情况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后一栏一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连续不停往下过，千方百计地使学员保持清醒的时间长一些，以便把报告的重要性硬灌进他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去。谁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后边靠墙站着。教官上课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墙边的学员有多少来评定。在教编写战备情况报告课的过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间的竞争花样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发灵感，从礼品目录中订购了一只不带毛的橡皮鸡，然后把鸡藏到讲桌下面。学员腋下夹着迷彩钢盔衬帽列队走了进来，拼命想显得清醒一些。我发出“先生们，坐下！”的命令。没过几分钟，就听到鼾声响起来了。当第一个学员站起身朝墙走去时，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惊醒过来回答了。“不对，”我边说边抓起那只鸡在自己头上挥舞。“对你的惩罚是……”我把鸡扔出去让它飞了起来。这只逼真的大鸡在屋里翱翔着，全班哗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们意识到扔的是何物后，全都大笑起来，并清醒了十分钟之久。从此这只鸡就成了我的课程安排中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
第五章回家（8）
在本宁堡，我们过的生活与那个年代莱维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妈妈通报孩子们当天怎么淘气及家里最新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拂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过步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