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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⑧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番，他才肯就范哩。也好，晚饭后定就晚饭后定吧。不过，在帅府与他共进晚餐就不必了，因为来时都没跟家里人说，家里会等他们回去吃饭的，所以对少帅的挽留都谢绝了，决定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夜，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再次在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重又来到大帅府不久，这座一向幽静的宅院的一间客厅内，突然传出几声低沉、急促、同时也是异常清晰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枪毙杨、常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发生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前面已有不少论述，想读者对此不会觉得多么突然，可是对于它的真相，特别是杨、常被杀的症结和枪毙杨、常的经过，却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些学者专家甚至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个谜。
持此观点的，多系海外学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这看法是不奇怪的。然而，就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则并不认为是个多么难以捉摸的问题。大量资料说明，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被枪毙的经过，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是内中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隐私，也不存在什么人为的掩饰或封锁。可是，事发后何以议论纷纷、甚至至今有人仍认为它是一个难猜的谜呢？这显然与事发的突然性和当时的一些猜测和传闻有关。此事发生后，奉天和外地的一些报纸围绕杨、常之死都有一些报道，还发表了东北当局有关此案的文电、谈话和信函。这一方面使人们了解了杨、常二人的劣迹和张学良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的果断和进步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也因为某些报纸的渲染和臆断，使人们不辨真伪，甚至误认为是一种谋杀，因而对案情的认识仿佛又堕入五里雾中。如北京《新晨报》在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就这样写道：
昨（十一日）下午一时本社得某方确息，谓杨宇霆、常荫槐、翁之麟（翁未参与其事，更未被捕，这里系误传——笔者）三人，前（十日）晚十时奉张学良召至总司令部谈话，比至，即被监视，失却自由，同时派兵将兵工厂包围，将愿有卫队一律缴械，并包围杨等住宅，大举搜索。杨宇霆常萌槐昨（十一）日晨已经执行枪决，枪弹贯入杨之头部，脑浆迸裂，惨不忍睹，尸体已交家属领去。下午三时半，张学良当派外交部秘书王家桢赴日使领馆晤林总领事，声明发现彼等重大阴谋，故断然处置，与对日问题无关。下午五时，已通电向各方面报告。⑨
这则消息的特点是快，它所报道的也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因为作者未作认真调查，是匆忙发出的，所以难免语焉不详，甚至含有一些猜度的成分，所以这则新闻，不看也罢，看了也许会更增疑窦，甚至大为惊讶呢！
实际，这是公开的秘密，就是张学良也没有捂着盖着。他发通电，见记者，尤其那向国府和全国各地发出的通电，更是直言不讳地历数杨常种种不轨之图谋，电云：
衔略……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舟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我方不怀好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灾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可有案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
前如王永江被换，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规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螯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１１）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
调查内情，乃明真象，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瞿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真（１１）印。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的⑩
另据报道，杨、常伏法后，社会上谣言颇多，人心浮动，张学良鉴于事关人心安危，国际信用，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要点如下：（一）处决杨、常时确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鄙人万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间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那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的关系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余与杨、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杨、常侵吞公款，决由余私人填补，其家属及财产仍子依法保护，与杨、常有关之人，绝不株连。
与此同时，为尽私人感情，张学良除注意优恤杨常家属，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信曰：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
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
弟昨令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奇…书＋网//QiＳuu。cＯm］。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⑿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⒀
由上可知，张学良为使杨、常“化彼贪顽，共循轨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于对方“奸险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义灭亲”，而必须以非常手段来处置时，他也尽量抚慰家属，不事株连，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仁至义尽，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历史公案，对于杨、常二人被杀当时的真实情形，不少人仍有疑问，并仍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写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和书籍里，如司马桑敦在他的《张学良评传》中就引过端纳等人的一些说法，事情与通常所说的似乎完全两样。据这本在美国出版的题为“端纳”的传记谈：
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１月１２日发动兵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１月８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１０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枪。……
端纳的这本１９４８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１月１０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高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⒂
对当时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脑，要除掉象杨、常这样的反对派，还不易如反掌，何需兴师动众？实际，杨、常狡猾，行踪诡秘，并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他们一般不随便外出，如若出门，必暗带武器，并有卫队护送。所以，要能比较平静和顺利地将其处决，得先解决他们的卫队，以扫清外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当过张学良将军副官的张沛汉回忆说：
晚上九点（武育文文章说是七点左右，究竟是几点钟，尚需继续核实——笔者）杨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
当时，帅府有个规矩，外边的人进帅府，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霆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但是，他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府卫队三连住地，因为这是惯例，所以，杨宇霆毫无觉察。他和常荫槐进了帅府，张学良和高洁义（纪毅）陪他们俩打牌。
时值初冬，天气很冷，少帅副官长谭海，事前吩咐锅炉房，要烧好暖气，烧得越热越好。杨宇霆的警卫都穿着皮袄，腰扎武装带，全副武装，安排他们休息的这个屋，暖气热得很，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打牌要打到十一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说着，就吩咐人将桌子摆好，紧接着酒菜就上来了。摆的很丰盛，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起来了。由于屋里太热，又加上副官长有话，他们都解开了武装带，脱了皮袄，把武器放在一边。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由于窗户挂着窗帘，从里向外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外向里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谭海又进屋了，他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大家斟满了酒。他举着酒杯说：
“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点，来，干一杯。”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