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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元年〔1224年〕六月，北条义时去世，于是北条泰时和时房就把职务交给各自的儿子时氏、时盛，从京都回归镰仓。这位北条泰时原名金刚太郎赖时，因为源赖朝曾将名字里的“赖”字赏赐给他，这称为“一字拜领”，乃是无上的荣宠。作为北条义时的最大的儿子，泰时本来最有资格继任家督之职和执权之位，不过义时晚年宠爱后妻伊势局，想要改立伊势局所生的北条政村为继承人，虽然最终并没有实行，但多年远在京都的泰时，论在镰仓的势力，根本就不是伊贺局母子的对手。
最终帮了泰时忙的，还是他的姑母、“尼将军”北条政子。政子秘密拜访了御家人中的实力派三浦义村——这位义村本是跟随源赖朝起兵的老臣，相模豪族三浦氏的家督，连当年威名赫赫的和田义盛也不过是三浦家的支流而已。在政子的劝说下，三浦义村答应辅佐北条泰时，再加上北条时房等人的支持，泰时遂击败政村，登上了新的幕府执权的宝座。
北条泰时被称为名君，他在任期间完善了幕府的统治体系，也稳固了执权的势力。贞永元年〔1232年〕，北条泰时主持完成了《御成败式目》，也称《贞永式目》。《贞永式目》规定了以“连署”作为执权的副职，主要由北条一门重要人物充任——首任连署就是泰时的叔父北条时房。此外，还规定了由包括执权、连署在内的十三、四人组成“评定众”，成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关——三浦义村就是首任的评定众之一。
此外，《贞永式目》还详细规定了关于年贡、刑罚、御家人生活的条目，成为相当时间内武家的基本法典。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贞永式目》中，还规定了许多重视女性地位的条文｜Qī…shu…ωang｜，可以说是初具了国民宪法的味道。
北条泰时还实行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并积极开展对南宋的贸易——贸易的结果是，南宋政府出现了由于铜钱输出过多引起的“钱荒”，最后不得不限制每年对日本的官方贸易——使全国经济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自源平合战以来，可以说日本社会终于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
当然，即便在种种所谓的“善政”下，小老百姓也是很难填饱肚子的。当时的农村结构，是由大名主、小名主占有土地，作人、下人和所从耕种土地来架构起来的。大名主大多为幕府御家人，上等的还能爬到地头、庄官甚至守护的地位，小名主也称百姓名主，大多只拥有土地1到2町〔1町约等于一亩半〕，等同于富农或中农。作人又称小百姓，作人以下没有自己的土地，就是佃农了——那是农村社会的绝大多数。
名主要向领主交纳多重贡赋，主要为田租〔水田税〕或畑租〔旱田税〕的“本年贡”，经常占到收获物的三到四成，此外还有“付加米”、“万杂工事”等等，总数经常超过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对比中国汉代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似乎古代日本对农民的盘剥是个天文数字，但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不象中国，虽然只交给朝廷收获物的数十分之一，但庄园主、地主的横征暴敛随心所欲，就根本无从统计了——当然，日本老百姓还是很能吃苦耐劳的，逼急了上山为盗，也基本没产生过中国古代那种频繁的动摇国本的农民大起义。
拉回来再说北条执权，泰时死于仁治三年〔1242年〕六月，因为儿子们都已先他而去，所以传位给孙子经时，经时身体多病，在位四年就让给了弟弟时赖。北条时赖当年二十五岁，他同时还接受了得宗〔北条氏嫡流家督〕的地位。
正如被幕府夺去权力的宫方不断闹事，想要恢复往日荣光一样，被执权架空的幕府将军也并不甘心久处傀儡的位置。当时，因为北条经时的统治不力，以及将军九条赖经的逐渐长大，赖经结合了一部分御家人，想要收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虽然在宽元二年〔1244年〕，赖经被迫退位，把将军宝座传给儿子赖嗣，但此公躲到幕后，仍想兴风作浪。
宽元四年〔1246年〕三月，北条经时退位，闰四月就咽了气。当年五月，趁着新执权时赖立足未稳，同族的名越光时与评定众后藤基纲、千叶秀胤等人密谋，妄图拥立前将军赖经复位，从而使自己替代北条时赖就任执权——是为“宫骚动”。
北条时赖以雷厉风行的速度逮捕并流放了名越光时，把前将军赖经遣返京都，并且以此为契机，发兵攻击亲近赖经，并且日益坐大的三浦氏。次年是宝治元年〔1247年〕，这一仗称为“宝治合战”，最终三浦氏战败，一门总领三浦泰村率族人五百余名逃入镰仓法华堂中，尽数自杀。
经过“宫骚动”和“宝治合战”，北条执权和藤原九条家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建长四年〔1252年〕二月将军的祖父九条道家去世后，北条时赖干脆流放将军赖嗣，成功迎立后嵯峨上皇的皇子宗尊亲王就任幕府将军。对应幕府将军来源的三个阶段：源氏将军、九条将军和宫将军，幕府的统治体制也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源赖朝的独裁体制、重臣合议制〔评定众制度〕和北条得宗专制体制——北条时赖时代，就是得宗专制的开端。
通字和一字拜领
中国人重视辈分，往往利用同样的偏旁或字来标识一个大家族中同辈的男性〔近世也部分兼及女性〕。比如对于至圣先师孔子的后人，从明代开始，他们定的辈字就是：“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近现代的名人如孔繁森是繁字辈，孔祥熙是祥字辈，孔令辉是令字辈。
再如朱明王朝创始人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都用木字旁的字为名，著名的有太子朱标、秦王朱樉，以及后来当了永乐皇帝的朱棣。而朱氏从第三代以后，都起双字名，第一个字代表辈分和主分家，第二个字以五行为偏旁，比如朱标的儿子分别叫朱允炆、朱允熥等，朱棣的儿子分别叫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等。天启皇帝叫朱由校，崇祯皇帝叫朱由检，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亲哥儿俩，错不了的。
日本人的传统则重视家系的一脉相承，而并不重视辈分，所以他们的名字中往往有个“通字”世代相传。比如镰仓执权北条氏的通字就是“时”，北条时政的儿子名叫宗时、义时、时房，义时的儿子名叫泰时、朝时〔名越朝时，光时的父亲〕、重时、有时、时尚，还有两个叫政村和实泰的，因为某种特殊情况而没有使用通字——同样叫某时或时某的，不一定会是兄弟！
再举一个例子，足利幕府的开创者是足利尊氏，尊氏生了两个儿子义诠和基氏，其中义诠系继承幕府将军宝座，此后世代就以“义”字为通字，比如三代以下历朝将军就是：义满、义持、义量、义教、义胜、义政、义尚、义稙、义澄、义晴、义辉和义昭。
在武士阶层中，有所谓“一字拜领”的风俗，即从主家的名字里获得一个字，双方结成一种模拟的亲子关系，以拉近主从间的感情。这种获得主家赏赐“偏讳”之事，在当时是非常光荣的。打个比方说，战国大名武田信虎下赐臣下自己的“虎”字，比如甘利虎泰、饭富虎昌、原虎胤、金丸虎义，等等。再比如，战国大名长尾景虎继承上杉苗字，受上杉家督宪政的偏讳，改名为上杉政虎，后来又受幕府将军足利义辉的偏讳，改名为上杉辉虎。
一字拜领还分上字拜领和下字拜领两种，所谓上字，就是指的通字，而下字是通字外个人独有的那个字，两者区别很大。一般情况下受赐偏讳，多是下字，上面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如此，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显得更为信任和宠爱。比如上述武田家的通字是“信”，武田信虎的儿子晴信赐爱将马场“信”字，更名为马场信春。再比如，战国大名后北条家有员猛将，苗字本为福岛，后来娶了家主北条氏纲的女儿，成为一门众，拜领下字，改名为北条纲成，纲成的儿子则先是拜领北条氏纲的儿子氏康的下字，称北条康成，后来改赐他上字，变成北条氏繁。
下字拜领还则罢了，上字拜领就容易造成相当程度的混乱，尤其后人望着一大堆相同通字的家伙，就很难搞清哪些真是一家子，哪些只是偶然撞上通字相同，哪些是拜领了别人的上字……
●蒙古的国书
北条时赖、长时、政村等人统治的二十多年间，镰仓幕府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得宗专制政权也逐渐稳固。不过武士们在掌握了政权以后，也很快奢靡腐朽下去，大有向京都的公卿们看齐的迹象。为此，北条时赖等幕府执权大力提倡勤劳节俭，据说时赖本人的日常起居就相当简单，即使住所残破了也只是略加修缮而已，筵席上每每用味甑汤来替代酒水，《徒然草》中还记载着其母松下尼亲手为儿子修补破损的门障的轶事。
然而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本是人世的常理，执权政治的种种危机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却最终通过“文永？弘安之役”沉渣泛起，酝酿一次总的爆发。咱们先从文永三年〔1266年〕说起吧，当年六月，将军宗尊亲王不满执权北条氏的专断，遂与亲信武士们密谋发动政变，消息泄露后，连署北条时宗废黜了宗尊亲王，另迎其子惟康亲王为征夷大将军。
为什么动手废立的是连署，而不是执权呢？这是因为北条时宗乃是时赖的嫡子，继承了得宗的地位，而长时、政村两代执权却并非一门家督。北条时赖因健康原因，于三十岁的盛年就退位隐居，把执权之位传给堂叔北条〔赤桥〕长时，但他仍在幕后操控一切。弘长三年〔1263年〕十一月，北条时赖去世，享年三十七岁，遗言让儿子时宗备位连署。次年〔1264年〕八月，执权长时也挂了，传位给他的堂叔北条政村，同时，年仅十四岁的时宗正式就任连署。可以说，北条长时的时代，乃是北条时赖时代的延续，而北条政村的时代，却是北条时宗时代的开端。
当时北条执权如日中天，俨然日本唯一的统治者，经常有人跳过天皇、幕府将军称执权为“日本国王”，而执权们也都甘之如饴。就当这些北条氏的国王们还在考究傀儡将军问题的时候，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却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称蒙古大汗，九月击败其政治对手阿里不哥于甘州，当年十二月，高丽王国向蒙古称臣。
忽必烈野心勃勃，不仅想南下灭亡早已残腐不堪的南宋王朝，还打算东渡大海，兼并日本。不过日本蕞尔小邦，僻在荒远，派兵攻打实在太不划算，以忽必烈最初的心思，是想派遣一介使臣说服日本主动归降，如同高丽国故事。
这位蒙古使臣名叫黑的，不过他并最初没有真正到达日本。在进入高丽国以后，国王认为海上风浪极其危险，怎能让上邦使节受此颠簸？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代替黑的前往。文永四年〔1267年〕九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自从白村江水战被唐朝打败以后，日本基本上就没遭遇过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一晃眼六百多年过去了，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世界只有日本和西方和平的大国中国，以及高丽等中国的附庸国，内部再厮杀得厉害，外界绝无纷争。所以日本朝廷在不明了大陆形势的情况下，迟迟未肯回书高丽。
于是黑的等不及了，于次年〔1268年〕元月亲自渡海来到太宰府，递上蒙古国书，并请尽快给予答复。当地的守护少贰资急将国书送往镰仓，幕府接到一看，上写：“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只写着“通好”，没写要日本臣服，但明确给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胁。幕府不敢擅专，立刻上奏朝廷。
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很好，双方通商往来频繁，日本本身金属缺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的敌国蒙古低头呢？一时间朝议汹汹，全都认为不可，连回信都不肯写，就派兵“恭送”黑的离境。
不过既然蒙古人已经作了开战的威胁，日本当然不能不预作防备，于是幕府下令赞岐等国的御家人做好战斗准备。当年三月五日，北条政村自认为年老体衰，无法面对如此危局，干脆把执权之位让给了连署、年仅十八岁的北条时宗。
是战是降，你总得给个答复吧，黑的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回去向大汗忽必烈交代呀。于是文永六年〔1269年〕三月，黑的再次渡海来到日本最西北方的对马岛，要求获得返书，在迟迟得不到回复后，干脆大肆抢掠一番，然后才打道回国。蒙古人野蛮，高丽人还算文明，知道光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当年九月，高丽自己派使者再到日本，送还了半年前抢走的两名对马岛民，并且呈递上蒙古中书省的最后通牒。
第二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写下拒绝通好的国书了，先拟定草稿送到镰仓，等执权北条时宗点头后，才派使者送往高丽。这种强硬的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文永之役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大元帝国，一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南宋，一方面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准备。到了文永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朝鲜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伕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他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四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附近出现，守护代〔守护的代理人〕宗助国父子率八十骑拦阻，诘问上陆理由，却被毫不留情地歼灭了。十五日，元军又占领了壹岐岛，守护代平经高以下百余人战死。二十日，四万元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日本幕府方面则聚集了少贰经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竹崎季长等九州诸国兵马，甚至寺院僧兵，总计十万两千人，前往迎战。
上午时分，在百海原地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日本骑马武士分别在家主的率领下，首先以许多个数百人的小队，向排列成密集方阵的元军步兵阵地展开突袭。面对这种蒙古人初起家时候的古老战法，元军摆开了各种火器应对，据日本方面记载，一种名叫“震天雷”的火药球不断在日军阵中爆炸，爆炸时发出如同百雷落地般的巨响，使得日方的骑马武士和战马全都惊恐不知所措，烟雾中，铁屑、瓷片四下纷飞，给队形密集的日本武士集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杀伤。
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实在相差太远了，六百多年以来，大陆的武器配备已经从纯冷兵器进化到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战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日本方面几乎和白村江水战时候相差不远。仅以弓箭而论，元军使用的复合弓射程较远，射击周期也比较短，而日方的缠藤弓大多只是单体弓，射程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再加上元军的箭支上浸过毒药，日军中者无不肌肤糜烂。元军在作战时击鼓鸣金，也使得日军的马匹惊跃狂奔，无法控制。另外，习惯于“一骑打”战术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进集团战术的元军进行短兵作战时，付出的损失更为巨大。
尽管在武器上日方要落后许多，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在作战时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尤其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人，率领手持薙刀、身披薄弱铠甲的骑马队，不断顽强地向元军阵地发动突击，使得元军的远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战中，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中流箭落马，从而士气大衰，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凭藉水城〔白村江战后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日军的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不料当天晚上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当二十一日晨光熹微，日军来到海岸边时，却发现海面上不见敌军，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木片。幕府的武士们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直至抓到了元军的俘虏后才派遣快马进京报捷。此战元军战死、溺死大半，最后辗转回到大陆的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史称“文永之役”。
朝廷得报后大喜若狂，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之后，他认为元是大过日本百倍的大国，不会因为一次战役就受到重大损失，停兵罢战。于是，他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充当预备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保卫国家，加强军备建设，并组织民夫修建环绕博多湾的坚固石堤。同时，他对各国武士也作出了细致的分工：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初战失利，忽必烈恼羞成怒，一方面重整旗鼓，准备二度入侵日本，另方面也继续派遣使臣，想要说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条时宗的态度更为强硬，建治元年〔1275年〕九月，他在龙之口处斩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处斩了元使周福和栾忠。
看这些可怜的掉了脑袋的使臣的名字就可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是高丽人，而根本不是蒙古人。事实上，忽必烈先后两次派遣大军进攻日本，主力部队都是南宋的降人和高丽人，真正安插在其中的蒙古兵寥寥无几——想想也是，要蒙古兵横渡大海，那还不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吗？
●弘安之役和幕府的衰败
1279年二月，元朝灭亡了南宋，完全统一中国，势力更为强盛。到了1281年，忽必烈再次下诏东征，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朝鲜出发；一路由范文虎率领携带农具、稻种的十万江南屯田部队，战船三千五百艘，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