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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荒，和三代将军家光时候的宽永大饥荒，十一代将军家齐时候的天明大饥荒，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候的天保大饥荒，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荒”。
说到了，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且说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1745年）九月辞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德川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荒的爆发，使得田沼政治搞得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的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宽政的改革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