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她变得对任何人都爱理不理了。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想到此，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叫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仅有的一次私下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在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能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正文 84、雷管鞭炮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1647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管心里难过，但我不再想流泪。
有人说我这个身上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平时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都不流泪，就是在兄弟分手时要流泪。
这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吗？那么古代没有小资产阶级时，离别流泪，那算是什么阶级的情调呢？
为了不让别人再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决定这一周都到大田里干活去。
试试看，劳动阶级是不是还会流露“情调”？
邵子昂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临走前他提议我们几个陪他到南树林一游。
正当春季，绿葱葱的松树十分精神，林子里鸟语花香。
我们往林子深处走，一直走到与外世隔绝的密林之中，才坐下休息。
这里的松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到处弥漫着松油的清香。
中午，暖暖的。“布谷鸟”叫了。
邵子昂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的诗来，提议今天再来一首留作纪念。他开了个头：“插兄插弟携手来”。
我紧跟一句：“空腹饱赏南林海”。确实，已经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第三句想了半天，当我们拿锹去挖一棵小松苗时，蔡景行想出来了：“栽松留念意味凡”。
在知青点食堂的南窗下，我们把这棵小松苗种上，刘鹏晖把最后一锹土盖在松苗根上，然后一拍大腿说：“愿与青松共成材”。
就当是一份祝愿吧。
晚上，知青点开了欢送邵子昂的会。
插队干部老孙也从黑河赶回来，告诉我：“你上黑河师范的事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上学的时间要延后。”
我本来就对去黑河上师专没什么兴趣，开学时间延后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更乐得在生产队多待些日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邵子昂还没上车，发现昨天从南树林挖来，种在食堂南窗下的那棵松树苗只剩下一根光杆了。
高朗说：“早上看见两只羊在啃。我以为羊又不吃松叶，它们啃着玩的，没想到啃得这么干净。”
邵子昂苦笑，摇摇头走了。
邵子昂走后，队委会决定增加新的队委。
考虑到我也要走，有人建议增加两个。这两人都从知青中选出：王根生和刘鹏晖，分别顶替已经走的邵子昂和即将要走的我。
知青班子开会，王根生在会上说了一通话，认为自己一年多来想干事却到处碰壁，现在终于好出头了。
晚上，去头道沟看电影“平原游击队”，昊宇一路上对我说：“王根生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他是指邵子昂过去压制了他？”
我对昊宇说：“王根生那话说的是不对，但我们也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将来要提倡一种风气：为人直爽真诚，处世老实谦虚，办事自然果断。归结起来是光明正大。”
昊宇不再说什么。
正文 85、满盖鸟蜕变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2058
信息的传递真是太慢了。
上海到爱辉，信件一去一来最起码要十天。
所以，家中父母知道我要上学，但并不知道我会去哪里上学，来了一封信问我：“哪个学校？”信里还例举了一些全国性的大学，主要是尖端科学、国防科学、理工科的。
他们知道我从小喜欢数学，喜欢理工。
无奈，上小学六年级时，**开始，学习中断。在老师都不敢教书的年代里，一个孩子能读到的书以及有能力自学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最后就只剩下我从小并不喜欢的文科了。
这总比不读书要好得多，无论怎么再苦的时候，我都乐观地、拼命地为希望读着书。就像老农所说的：就算是天塌下来，也得把地种上！
我尽力搜集着四周仅有的雨露，浇灌我自己这块贫脊的土地。
从下乡第一天起，别人都睡着了以后，我还醒着。
我在做两件事：记日记，背诗。两本手抄书王力的《诗词格律》、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已经被我翻烂了；碰到不懂的字和词，我就查看《新华字典》和《康熙字典》。
下乡两年里，我已经背完了手抄书中的300多首诗；我的日记则记录了北部边境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
那时，还看过其它一些书，如：《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马克思传》、《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兰西内战》、《劳动创造了人》……
只要能拿到手的书，都看，看了还记笔记。甚至《**宣言》中开头一句：“一个幽灵，**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都会让我先撇开内容而来赞叹马克思他那具有穿透性的文笔功力和不受拘束的思维方式。
我想过，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之后，我起码还可以做一件事：当一个农民作家，写出我经历的农村故事。
我不知道如何回这封家信。
因为在我收家信的同时，我刚刚收到了黑河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面还没有开学报到的时间。
我想有两点父母会很失望，一、我要去读的不是理工科；二、我要去读的也不是大学。
第二天，我上队里套车干活，有老乡看出我的情绪不佳，就问我是不是对去黑河师范不感兴趣？
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想了半天，晚上回来还是给父母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坦露了要不要去上中专的犹豫。
为了抢种水稻，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出工，晚上八点到家，中午在地头吃饭，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而我和几个知青当然又是挑重担，在水田里赶马拉水耙。每天浑身上下是泥巴，连耳朵里也不能幸免，大家风趣地说：“我们真正是在滚泥巴了。”
接到通知书后，生产队已经把我的职务全都撤消了，每次开会我只作为列席代表。为了让留在这儿的知青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自己在离开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有更大的收获，我对自己有两点要求：一、当好普通一兵，服从新任领导的指挥；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安心做好该做的事。
春天的黑龙江畔，如图画一般，特别是我们这个知青点，在几棵高大的杨树遮盖下，显得生气勃勃。
不知怎么的，我对这儿留恋起来了。我会久久坐在知青点院中的石盘上，注视着这儿的每一寸土地。这儿曾有过欢笑，曾有过哭泣，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故事……很奇怪，我突然联想到人的生肖属相，“一片红”上山下乡的68、69届学生，其主体不是属“大龙”就是属“小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最膨胀的一代人，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可能就像是庞大可怕的“飞龙鸟”吞噬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这是村里老人跟我说的故事：
在鄂伦春人的传说中，飞龙鸟原来叫满盖鸟，是一种庞然大物，体大如牛，嘴里发出“突噜噜”的响声，有着锋利的巨爪和闪着绿光的大眼。它的翅膀像船帆，飞起时遮天蔽日，狂风乱舞，沙石飞扬，山削树倒，河流干涸，鸟兽绝迹，世间的一切生物都被它吞噬了。
鄂伦春人派出十名最出色的弓箭手去征服魔鸟，但十人有去无回。长老对大家说，只有祈祷山神了。
山神为之感到震惊，就施展法术，缚住了满盖鸟，把它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分赐给其它动物当食物。
从此，满盖鸟变得很小，体形只比鸽子稍大，威风不再，夏季多栖息于灌木或松桦树混交林中，冬季则结成小群，钻入雪下过夜。它们身上的肉也变得格外清香鲜美，鄂伦春人把它当作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皇上见这种鸟头小，颈骨长而弯曲，犹如龙骨；爪细长，分五趾，爪面有鳞，就象龙爪一般，命之为“飞龙鸟”。
在东北民间，自古就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所谓龙肉，就是指飞龙鸟的肉，是著名菜肴，被誉为八珍之一。
我们会像鄂伦春人传说中的满盖鸟那样，经过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法术之后，从庞然魔鸟变成玲珑鲜美的贡品吗？
正文 86、拿定主意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1861
东北的夜晚应该是十分凉快的，可是今天大家却忙得满脸流汗。
在公社的大礼堂，我们知青点演出了小话剧《松岭朝霞》。
我扮演其中的主角――程刚。
程刚是知青，放弃了生产队对他上大学的推荐，留在农村。
演这个主角，我心里很别扭。因为我要去上黑河师范与程刚放弃上大学，岂不矛盾？
但知青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仲志疆非要我演他。
排练时，仲志疆有一次不顾发热头晕，帮我纠正动作。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领会这当中的意思，才能演好。”
我最后安慰自己：上师范中专，只是为学点知识，我的理想并不是在黑河这个地方谋个安生的职业。
演出时，公社礼堂挤满了各大队来的老乡，里面热得要命。
结束时，台下掌声一片，毕竟知青自己演自己的节目，老乡觉得看了亲切。
黑河师范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开学时间，看来，我在生产队还要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也不错，我作为生产队一个已经要走但还没走的人，显得比较超脱，讲话反而好使了。
不过，插队干部老邵向我提了两个尖锐的问题：
“这次知青班子要开展整风，你有什么想法？是想解决你与邵子昂遗留在这儿的矛盾呢？还是要解决今后留在生产队的知青班子之间的矛盾？”
我说：“当然是要解决后者，邵子昂与我遗留在这儿的矛盾已经成为过去。”
他又问：“为什么你不敢碰前途理想的问题？”
我知道他看出我对读黑河师范并不高兴，我并不想隐瞒这点，回答说：“我还没想好。”
傍晚，在江边洗衣，水清得像上海的自来水一样，恨不得一下子扎进去！
天空中的云朵被西落的太阳燃烧得红彤彤的，已经不是云了，而是一团团火，慢慢地向东蔓延。
父母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
“关于今后的事，现不必去多考虑。既然已经被录取了，不论中专、师范或是其它什么学校，都应该积极去报到，好好读书，绝不能辜负老乡和当地干部对你的希望。
如果没有录取的话，也得安下心来，认真搞好生产，继续努力自学。”
左思右想，我基本上定了：中专也去读。
我很清楚，作出这个选择后，我从此也就放弃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作出相反的选择，我也不可能再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无奈之中，既然左右都不能完成大学学业，那只有作好在毕业后重新回农村的打算。
虽然经历过家庭被冲击的坎坷，但我的骨子里依然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毛病，根本没把读中专取得干部身份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我还是回到了插队前就已经确定的最低目标：做一个农民作家。
我下乡的两年中已经这么做了：我在日记中积累了许多传说故事、人物事件、四季景色，甚至描写了当地的鸟鱼虫草。我猜测大概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去记这些东西。
晚上队委开会前，早来的王副队长见只有我一人在，就说了这样一件事：
“公社里有一个知青在被批准上黑河师范读书后，他自己又提出不去了，让给了别人。”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问他：“让出来很好么？”
只要他说“好”，我就会说“我也让出来”。
他警惕地瞥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如果以后有大学名额他也放弃，就是好；如果他不放弃，就是坏。”
果然，天下人不都是傻瓜。
我坦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打算：“说心里话，黑河师范是个中专，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但我没办法像他那样挑来拣去，也不会瞎编个不去的理由。读就读吧，读后再回生产队，就当是一次文化培训。”
他听了直摇头：“再回生产队？这不可能的。”
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从上海都到这儿来了，从黑河回生产队也没什么。”
小兴安岭没有陡崖悬壁，陡崖悬壁很危险、很雄壮、很奇异，此山到彼山暗伏了许多捷径。
小兴安岭都是平坦漫坡，平坦漫坡很安静、很宽广、很平凡，两座山坡之间只能一步步走。
下乡两年后，我已经没有了冒险、雄心和惊奇的心境，在不同的山坡之间，我只想安静、坦然、平凡地自顾自向前走。
正文 87、雨后彩虹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1853
自从拿定去黑河师范读中专的主意后，心里豁然开朗，倒也潇洒了起来。
今天，带工去打马草。
一场大雨，把那片荒草甸子都变成了河，我们就在这齐大腿的水流中打草、捆个子。
可是蚊子并没有被水冲去，而是和水一样越来越多，追着我们不放。
活儿很难干。有时一脚踩进苔头中无底的深洞，有时又被水中高出的“暗礁”一下绊倒。一个个的草捆从水里捞起，分外沉重，还要翻一下个子，弄得全身湿透，草腥味布满全身。那土包上的蚁穴被惊动后，蚂蚁踊出四处乱爬。我的手早被刺草划出了道道血口，在水里一泡，如同刀割。
当太阳偶然从积云中露出脑袋时，我发觉它已经当头高照。
我们是早晨太阳还在被窝里睡大觉时就起身的，早饭都没吃。劳动的艰辛，让我们把肚子饿这个平素的大事忘到一边去了。直到装好了车，把车赶到大道上时，才觉得肚子饿得难受。
车往回去，老天还是一阵暴雨一阵晴的，我们在马车上浑身湿透。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马车面前，下来两个解放军。
其中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向我们打招呼：“今年小麦长势怎么样？”
我说：“春旱秋涝的，不太好。”
他问：“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说是上海人，他又进一步打听我在上海时住在什么路上？
我很奇怪，他对上海的每一个区，每一条路都那么熟悉。
我问：“你大概也是上海人吧？”
旁边那个年轻的军人说：“他就住在上海。”
“大肚子”和我们聊得更多了，什么零食吃不吃呀，安不安心呀，有没有回家去过呀……
最后，我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很远很远。”
我不好再问下去了，于是和他告别。
那时，来爱辉的人很多，光是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