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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再三强调，他们自己在参加革命前就是农民的孩子，在“门第”上并不存在偏见，不反对我与普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处，但不能接受家庭背景有问题的人做亲家。
那时即使是普通人家，在择偶时对对方的家庭出身都十分关注。可靠的家庭背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可以保证在未来的生活中，不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我承认，在那个年代里，自己偷偷地看过许多爱情小说。从中国的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传奇杂剧《牡丹亭》一直到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作品中那种重爱情，轻生死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在爱情上，我更倾向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我并不想违拗父母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一生的平安。
但我却想起了一个人，他经历的痛苦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个慰问团干部，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有一个恋人，毕业分配时面临了难题，如果要去那个重要的部门报到，就必须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恋人分手。
他们分手了，但恋人知道他还想着自己，竟毅然去了外地工作，并很快和一个瘸子结了婚。
他对我说这段经历时，早已成婚生子，但我却看到他的眼眶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想到这将跟随他一辈子的痛，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会放弃分配到那个单位，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会放弃单位。
因为我向往自由的爱情，我无法想像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地分离，然后再分别去同另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煎熬的又岂止是两个相爱的人？
晓雁这天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提篮桥到徐家汇，从中午到夜里。
我们还没有品味就要到来的幸福，就要谈论分手的痛苦了。
晓雁说：“我回去问母亲，亲戚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母亲什么也不说，只会哭。”
我问她：“你不认识这个亲戚？”
晓雁说：“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亲戚。我想……为了你的前途，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说：“我本来对仕途就不感兴趣，能影响我什么呢？再说，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也要‘重在表现’嘛，一个从不来往的亲戚同你有什么关系？”
晓雁苦苦地笑了一下，说：“我没像你想那么多。我提出分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看到你和自己的父母闹僵，他们毕竟是爱你的。”
她分手的两个理由，都是为了我，我的前途，我家庭的快乐，这要怀着一颗多么善良的心才能做到呀？
我忍不住仔细端详晓雁：扎着的两条小辫垂在胸前，晚风把长长的鬓发吹起，昏黄的路灯下，可以看见她眼里泛着泪光，饱含着真挚和善良。
人们常说：善良即美。我觉得很有道理，她真的很美。
晓雁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脸红了。
我说：“还记得那天在江边我问你的问题吗？‘如果我蹲监狱了，你还会跟我吗？’你说‘会的’。难道你就没想要问我一个问题吗？”
晓雁说：“问什么呀？”
我说：“你可以这样问呀‘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你还会要我吗？’我的回答肯定也是那两个字‘会的’。”
晓雁依偎在我的胸前，眼里的泪水落下。
我轻轻地对她说：“准备一下，过两天去买火车票，我们回生产队，那里是我们的‘太湖’。”
晓雁抬起脸问我：“什么‘太湖’？”
我问她：“忘记啦？春节前到苏州去，在灵岩山上跟你讲范蠡西施隐居太湖的故事？”
她笑了，牵起我的手。
谈恋爱半年多来，我们有了第一次的偎依、第一次的牵手……在昏黄的路灯下，走着城市里那弯弯曲曲的回家路。
正文 172、我和阿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9 本章字数：2162
这天夜里，我和晓雁走了好长好长的路。
快到晓雁家时，路过一家剧场，看到身后有五六个鬼头鬼脑的家伙站在那里。我本能地回头望了一眼，谁知他们轰叫起来，一只烟头在空中划出一道闪光的弧线，飞向我们。
我突然在这些家伙中发现了他，长长的旋发盖住了两只招风耳，嘴上蓄着小胡子，一件厚绒大翻领遮着脖子和下巴。
我惊讶地叫了声：“阿毛？”
他的眼光应声射来，游移不定地扫了我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双看破红尘、桀骜不驯的眼睛。
他对我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无所谓的笑，招呼同伙扭头而去。
我想追随他们，被晓雁拉住：“你认识他？他是这一带流氓的小头目，在派出所已经几进几出了。”
怎么会呢？我童年的朋友，那个夏夜在屋顶上和我谈理想的“阿毛”，难道已经与我永别了？
每个人回想起童年的朋友时，一定会有特殊的感情，我也是这样。
小学时，老师要我和一个长着招风耳的同学一起为班级黑板报画报头，于是我们熟悉起来，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与他家里人一样，叫他“阿毛”。
我们的友谊随着年龄一起增长。在学校画画，到路边地摊看小人书，星期天，我们爱上自然博物馆，那里有鲸鱼的巨型骨架、数不清的昆虫野兽标本……我们对整个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无穷的遐想。
一个静谧凉爽的夏夜，我们爬上他家的屋顶乘凉。
他家靠在河边，习习凉风吹过，我们一起看满天的星星。
阿毛端正地坐在房瓦上，带着一种崇敬的神情讲他父亲在“回民之队”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等我们长大了，假如也能像父辈一样，参军打仗那多好！”儿时的我，十分憧憬英雄的战斗生活。
“将来要打的仗有的是，只有把世界上反动派都消灭掉，**才能实现。”阿毛见我怕长大了没仗打，笑我傻。
“打仗时，我想当飞行员！”我想起了上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我的理想》，那是我小学里唯一拿满分的作文。
“那我就去造飞机！”阿毛一直喜欢玩航模，他有他的理想。
我趴在屋顶的水泥楞上，看到阿毛的身子嵌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四周闪烁着灿烂的星光，就好像我们已经在神秘的夜空中飞行一样。
夜深了，我们从屋顶撤退。阿毛对我说：“爸爸说，我们这一代儿童将来能过上**生活，一定的！”说完，他嘴角上浮现幸福的微笑。
小学毕业时，没过上**生活，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阿毛和我的父母都被DD隔离。我因为要看好四个弟妹，整天呆在家里买菜做饭，哪里也不去。但阿毛父母被隔离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到处流浪。
再后来，我去黑龙江插队，听说阿毛去了黑龙江兵团，从此俩人一北一南再无消息。
自从那晚与“阿毛”远远地打了一个照面后，一连几天，我去晓雁家路过那个剧场，都会四下张望，希望能再看到阿毛。
我想对他说：“我们儿时的理想都泡汤了，我没当上飞行员，你也没去造什么飞机，尽管我们这一辈子也不会生活在**，但不要灰心，不要冷漠，我们都还只有20多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学着做一些事，起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可惜，直到要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也没见到“阿毛”。
这次回生产队，我和晓雁约了好多知青一起走。在火车站，我看到了与晓雁一个弄堂里的“小老虎”，也是我的同学。
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
“小老虎”见面就对我哈哈大笑：“还记得吧，七年前你要去黑龙江插队，我请你关照一下晓雁，没想到你们现在谈朋友了！介绍人要吃十八只蹄胖的，你没给我，我来寻你要了。”
原来，他这次回沪探亲听说我和晓雁谈朋友，一直想见我一面，听说我们今天就要回黑龙江，没捞上见我一面的他，就干脆到火车站来送我了。
我问他：“你是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吧，有个阿毛你认识吗？”
“小老虎”一听“阿毛”的名字，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本来关系很好，可是……”他瞅了瞅边上的人，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知道吗？”
见我摇头，“小老虎”说：“火车快开了，没时间跟你细说。反正，阿毛被人家带坏了，生活得实在太无聊。事情被发现后，把他们关进了团部的禁闭室。这家伙嘴最硬，吃了很多苦，人都被打得不能动了。这两年他一直在上海治病，搞病退。”
火车启动了，那有规律的车轮声照旧又轰隆轰隆地响起来。
我坐在那里一直想着阿毛的事，直到火车过了蚌埠，我才觉得有点困了。
我进入了梦乡。不知怎么搞的，梦中的我不是在车厢里，而是趴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踏板上，我一只手拉着踏板边的扶手，一只手拼命拽着阿毛――他那双会画画、会做航模的手。阿毛的身子在飞驰的火车后面飘荡起伏。
轰隆隆的车轮声变成了飞机的引擎声，我和阿毛在蓝天上飞翔……
正文 173、车厢对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9 本章字数：2051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听到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还在继续，揉着眼睛问：“到哪里了？”
同行的知青都笑了：“快到泰山了。”
晓雁嗔道：“你真能睡，七八个小时，醒都不醒的。”
说实在话，临出发那几天，每天与父母长谈关于我谈恋爱的事，但进行得很不顺利，我真的没睡好。十分遗憾，这次想趁探亲的机会，让双方父母认可我们处朋友的事，结果却无功而返。
透过车窗，我抬头望远，在一片青山之中寻找那最高峰――泰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上海乘火车去哈尔滨，泰安是必经之地，每每当火车缓缓驶过泰安站，我都会想起杜甫这句诗。
看着车窗外那慢慢移动远去的山颠，我不知多少次同自己约定：总有一天，我要登上泰山。
几千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泰山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但对我来说，向往泰山那种“凌绝顶，众山小”的气势，是想从大自然里去体会另一种哲理：人的生命不过就是几十年，小如“众山”；而由生命散发出来的人性、爱情和思想却会代代相传，如同“泰山”。
火车过了哈尔滨，人少多了。
我们这次买的是火车临客票，这是每年春节前后为方便探亲知青的往返而特地增加的列车，从上海可以直达龙镇。这样，省去了在哈尔滨中途转车的麻烦。
哈尔滨下去了好多人，我们从四号车厢挪到五号车厢，那儿要暖和一些。
五号车厢里，有几个兵团知青正在聊天。听他们说话，像是老高中生，年龄要大我们四五岁，考虑的事情也比我们要多。
男A郁闷地说：“当初我们已经定了分在上海，学校想等到毛主席生日那天发通知的，谁知在毛主席生日前五天，毛主席发出了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全下农村了。”
戴眼镜的男B说：“很多事情都是命，去年国务院来调查知青问题，原来想会有新的说法了，没想到调查结果刚出来，毛主席逝世了，谁还能给你个说法？”
圆脸女A安慰大家：“说法总会有的，我听说以后抽调要先照顾年纪大的了。”
女B叹气：“这能照顾几个啦？我们都已经二十**岁，很多人屏不牢，已经结婚了。”
女B顿了一顿又说：“一结婚还有什么希望？我就不结婚，屏下去。实在不行，等我阿爸姆妈死了，我也一起跟去算了！”说着说着，眼中闪现出泪花。
从车厢的另一个角落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抽泣。
整个车厢的气氛顿时凝固，沉浸在一片伤感之中。
戴眼镜的男B悄悄对另外几个聊天的知青说：“不谈了，影响别人了，睡觉。”说着把抱在胸前的棉袄往头上一蒙，不再说话。
从上海出发后的第四天清晨，火车到了终点站龙镇。
龙镇，地处小兴安岭山脉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距北安县约 60 公里。伪满时期，从北安到黑河就有一条小铁路经过龙镇，但抗战胜利后铁路被苏军拆毁，铁轨等物资都被苏联夺去。直到1962年，北安到龙镇的铁路段才进行了修复，平时也就是运行一些装了粮食和木材的货车。
知青下乡后，龙镇四周有大量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知青，每年春节前后增开从上海直达龙镇的临客，这里就成了知青向北的火车终点，也成了知青继续乘坐汽车向更北去的出发点。
龙镇火车站是四等小站，十分简陋，一幢房子，一排木栅栏。
阳春三月，上海已经脱去了冬衣，可在龙镇这个北国小站的清晨，列车员打开车门，一阵寒风迎面而来，不大的站台掩盖在残雪之下，分不清哪里是站外哪里是站内。我先跳下火车，帮大家接下行李，然后一起向不远处的汽车站走去。
从龙镇到黑河，坐长途汽车还有230多公里，路上要五六个小时，但到黑河后，当天去爱辉的长途车没了，要第二天才能坐车行驶30公里回到知青点。
我们决定不去黑河，中途到西岗子下，从西岗子回爱辉只有18公里，让生产队派马车来接，这样当天就可以到了。
下午二点多，我们到了西岗子，在长途汽车站找了个熟人，打电话给大队。
那时只有大队部有台手摇电话，给大队部烧炕的老贾头是我们队里的人，接电话后赶紧找老吴派人套车来接我们。
下午的太阳已经有些暖意，一冬的积雪在房顶上化了，在路上化了，湿漉漉的，已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坐了三天火车和一天汽车，被狭小车厢束缚得浑身难受。我对大家说：“你们看着行李在这里等，我先溜达着往回走，反正西岗子到爱辉就一条路，到时候你们能看到我的。”
晓雁说：“我也不想坐在这里干等，陪你一起走吧。”
我们俩一身轻装，走在乡间的路上，甩开手脚，享受着阳光的灿烂，呼吸着大地的清新。
正文 174、腐乳馒头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9 本章字数：2256
黑龙江，春水拱裂了冰盖，水涨起来，托着破碎的冰排，漫上我们曾打开过的沙滩，沙滩下埋着水泥涵管。
北树林，布谷鸟一声又一声地叫得欢，岸上的水泵机也一阵又一阵地吼着劲，将江水从井里抽上了岸，白色的水柱喷射进水渠里。
水渠把流淌着的水，缓缓分流到筑起了稻埂的田地里。
1977年春，江边提水站引水成功，我们在北面沙土地上种了240亩水稻。
往年干旱的沙土地，此时盈满了水，就像一块一块彩色的玻璃，映着太阳、蓝天、白云、树林和拉水耙的人。
把西边30垧稻地种完后，我把劳力全部转移到了北面。第一次在北面种水稻，感到比在西边种水稻舒服好多。
西边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水稻地头尽是湿地，就连地营子里也湿乎乎的，中午休息时裹着湿透的棉袄，即便是在太阳底下，也冷得浑身打颤。
北面有江边沙滩，有北树林，又靠在公路旁，中午休息时，有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去北树林里采蘑菇，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干脆骑车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再来干活也不迟。
晓雁和我坐在江边的大杨树下，她从兜里拿出一只馒头，掰开，再从一只瓶子里夹了一块上海带来的红腐乳，摊平在掰开的馒头里，合上，递给我。
生产队地远，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三的中午都是在地头吃饭的，我从来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几分钟吃完，倒头便睡。自从和晓雁谈恋爱后，只要这天是在一起干活，她就会在中午的干粮里弄点小花头，让人感到女人在生活上的细心和讲究。
嚼着红腐乳夹心馒头，看着眼前刚刚淌完冰排的黑龙江，水面平静得如同身后那些刚撒完稻籽的田池，倒映着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块的冰，点缀在微蓝的江上，悠悠地漂过。
晓雁问我：“最近给家里写信了吗？”
我说：“写了。”
“父母有没有谈到我们俩的事？”她又问。
“没有，我也没在信上提这事。”我告诉她。
“难道就一直这么下去？”她一边说着，一边帮自己也弄了个夹心馒头。
我吃着馒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来吧，或许时间长了，父母会认可我们的。”
晓雁看出我有点心烦，安慰我：“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怨你，怨只怨自己没这个命。”
我说：“别说什么命不命的，父母的意见要尊重，但天高皇帝远，我们在黑龙江，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晓雁不再吱声，见我吃完了，递给我水壶。那是她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压瘪了，又用黄豆放进去泡胀的军用水壶，像个圆鼓鼓的手雷。
我看了笑着说：“这东西拿到上海去，上海人会以为是个新产品呢。”
晓雁也笑了：“瞎七搭八，上海人又不是戆大。”
我郑重其事地对晓雁说：“三年没回上海，我觉得自己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了。在老乡眼里我们不是农村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们又不是城里人。”
晓雁不以为然：“谁能分得出来？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说：“你记得吗？在‘大世界’边上那家饭店吃点心，我们俩人叫了四两小馄饨，四两烧卖。这点东西算什么，我在农村一顿就要吃八两大馒头的。结果，好家伙，一下子上来八碗小馄饨、四笼烧卖，放了一桌子。弄得一饭店的人都盯着我俩看，那眼神就好像在说：戆搭搭的知青，胃口倒蛮大的。”
晓雁听了大笑：“就是，介许多人盯牢阿拉看，没吃完就赶快逃出来。那天真的太像乡下人了。”
这次探亲，在上海无功而返，给我心里多少留下了些许阴影；但江边提水种稻的成功，又让我恢复了自信。
我说：“乡下人就乡下人吧，我一回到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