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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堂去年就定下了江南官府下乡方略，由国中精干官员掌总监察，江南留用官员沟通上下，本地胥吏经办实务，考虑得倒是周到。八百多官员也已早早分批讲训过，追着韩都督大军脚后，奔赴各地，就任署理知府、知县、同知。有江南义勇军和早前经厘金局转手掌握的衙役支撑，地方安靖事务正步步到位。”
刘兴纯先谈他手里这一摊，在他看来，乱相虽无关大局，却也让人忧虑。
“入江南的官员虽多，可仅只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就划有三十二府，二百零七县。八百人撒下去，只能提纲挈领，维持大面。”
“方略重点是留用江南本地官员，但因李绂之前破罐子破摔，抹了满清府县衙门的威权，旧朝官员六神无主，散去大半。因此不得不仓促拔起众多胥吏，而这些人泥沙掺杂，难以甄别。少了本地官员连通上下，新任官员难以把握到治政细务和具体民情。”
“此事官家也知，还自军中抽调稳重可靠的军官，紧急讲训，补全法司官员，让江南官府先完成刑政两分这一步。主官专注于安靖民生，江南行营才能稳住江南大局。”
“江南之乱，不仅在本地新复，也在北面。年羹尧等人北退，河南、山东等地流民入江南，其中还夹杂着各色教匪乱贼。这些乱子非兵事，必须得亲民官料理。这个时候，政事堂还要按部就班，一力推行官府下乡，臣觉得有些操之过急。”
刘兴纯转了一个大圈，实际在抨击政事堂依葫芦画瓢，要将英华本地已经成熟了的官府下乡体制雷厉风行地推下去。也不管江南刚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安定。
官府下乡过程夹杂着大量问题，一个是财政体制的确立，一个是吏治，一个是官员施政理念和经办事务的变革，而这又要牵扯到读书人关于华夏道统的再认识以及对英华天道的认同。
英华在两广、湖南和福建等省也是花了好几年功夫才解决完这些问题，而且经验也未必能用在江南，现在急吼吼地就在江南开搞，刘兴纯觉得江南之乱，根子就在官府下乡这一桩事上。
宋既摇头道：“并非是官府下乡让江南生乱，而是在江南新复，仍在乱时，此刻推行官府下乡，阻力最小，非议最少，二者因果可不能颠倒了。”
作为西行三贤里政经造诣最深的一人，政事堂所颁行的江南改制法令，大多出自宋既之手。刘兴纯当面告御状，他自然要讲透道理。
“我英华国体迥异于历朝历代，为三千年未有之变。非封建，非郡县，而是容农稼、工商、资本和民约天宪于一身的大一体。官府下乡，不仅是安民、征赋、行法，还要推动资本重组天下，惠泽万民，同时也要钳制资本，管控工商，扶弱恤贫，不致害民祸国。”
“这几年来，我英华资本由龙门而出，已卷江南髓里。此时夺了满清的皮面，若是不赶紧由皮入里，把住根脉，资本就要为祸江南，到时情形更不可收拾。早年田价狂澜，鱼头街风波的故事，怕要在江南更烈十倍上演。”
“此事征兆，已在另一桩大事上有所显现，这个稍后臣再细谈。就说这官府下乡，虽因行事之人不太堪用，搭起来的架子，常人也只见官吏多出数倍，害民也随之数倍，但就如治病，这些苦痛在所难免。制在势前，先立制，再清势……只要江南人心能归拢到华夏道统之下，了悟英华天道的士子越来越多，一步步将架子上的烂肉剔换掉，制成势顺，江南融入我英华，也就指日可待了。”
宋既这番话出自治政者角度，功利气息太重，李方膺不满了。
“我英华天道，与官儒道统相悖，要得江南人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其间关节曲折，有些事就该体谅江南人心，暂缓推行。官府下乡倒还是其次，在龙门就学的江南士子，对我英华江南施政哪一桩最不满？族田分户！”
李方膺话里既有无奈，又有愤慨：“族田的确不容于我英华国体，可就在广东，十来年消解，现仍未尽全功。而江南不同于两广福建，宗族势大，族田众多。整个松江府，一成以上土地是族田，维系着整个松江府的富户士绅。”
“我英华在江南行新政，在这田亩事上照搬族田分户之策，这对江南士绅富户来说，不仅是绝族恶政，更导人心争利，变亲为仇，道德沦丧。”
“原本族田为一族共有，族中人户都分沾其利。现在官府推着民田过官契，过了官契，买卖就有官保，却不认族田这一项，必须定到具体的人户名下。人心都是逐利的，官府这么推，大家都想着分掉族田，可族田怎么分，根本就无公平服人之法。以强凌弱，以狡欺愚，桩桩丑事在这江南升起，民德败坏，数十年未见！”
李方膺感慨道：“草民在龙门办学，鼓吹天道，以天人之伦、义利一体为旗号，本已渐得人心。可此事喧嚣而起，学子当面诘问，说我英华导人争利，以致骨肉相残，义在哪里？而天人三伦的人人自利而不相害根本就是大谬，你看，连族亲都难各自得利而不相害，更何况无亲之人？草民学识浅薄，无颜以答……”
刘兴纯也叹气道：“各府县官员都在抱怨这事，就说苏州府，一月多来，民间争族田案已累积了上千起，出了好几十条人命。”
李方膺很急切：“这一策不赶紧停下来，怕要成江南诸乱的线头！我看政事堂诸公，是高坐庙堂太久，不知行事轻重了！”
宋既没说话，就拿眼角偷瞄着李肆，这事显然是政事堂替某人背了黑锅。
李肆脸色未变，王顾左右而言他，“宋既，你说说刚才还未细谈之事。”
宋既赶紧道：“总管说的是官府下乡，秋池兄说的是族田分户，以臣所见，这两桩确有生乱之处，但都不及臣要说的一桩事紧要。”
他停下来，略略整理思绪，再沉声道出两字：“漕赋！”
嘉定城北，罗店镇黄家村，那十多个自山东逃难来的男女暂时歇在村里的磨坊里。洗了脸面，换了身干净衣服，大姑娘如仙女一般，闪得整村都亮堂了不少。她拉着村里的妇人道家常，老头汉子们都借故在一边蹭着，就觉偷偷看到个侧脸，已是满心舒爽。
当大姑娘跟妇人们聊到生计时，男人们也终于有了机会搭腔。
“还要收漕赋啊？俺们就是被漕赋害破了家，再遇上了兵灾，这才朝南逃荒来的。”
大姑娘自称姓米，唤作米五娘，说到漕赋，一脸痛恨，村人们顿时觉得这米五娘就是自己家里人一般，无比亲切。
之前招呼村人给这些难民凑杂粮的许三摇头道：“收了几百年的漕赋，哪能一下就不收了呢？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米五娘眨巴着大眼睛，似乎不甘梦想破灭，继续道：“就算还收漕赋，可听人说，圣道皇帝仁德，减了六七成田赋丁银，日子怎么也该好过一些呀。”
许三苦笑道：“漕赋不是改折色了吗？江南这边的粮商可比你们山东的狠多了，咱们的粮食根本卖不出价。”
米五娘伤心地道：“还以为江南换了皇帝，就能有好日子过了呢。”
许三一脸认命的坦然：“皇上是好皇上，兴许是下面人没变，咱们运道不好，张制台那种清官再遇不到了。”
米五娘似乎有口无心地道：“清官老爷也指不上，真盼着救苦救难的菩萨能下凡……”
许三点头道：“是啊，就盼着菩萨下凡，让咱们粮食能卖出好价，对付得了漕赋。”
屋子里响起哭声，许三的婆娘出屋招呼着许三，说儿子是不是得病了，许三再没了听米五娘脆亮嗓音，偷瞄她白皙脸蛋的心思，急急奔进屋里去。
看着他的背影，米五娘嘴角挂起不知道是怜悯还是不屑的弧线。
龙门江南行营正堂里，听宋既说到“漕赋”两字，众人神色各异，李方膺是不忍，刘兴纯面带不甘，李肆却是紧缩眉头。
“此事在苏州就议过了，现在是有了什么变化吗？”
李肆可没忽略这事，严格说，五年前跟雍正订立《浒墅和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事上下了不小心力。如今这局面，虽不是他主动推动，至少也是袖手旁观，清清楚楚看着事情一步步演变至今的。
漕粮、加耗、漕项，加在一起，就是漕赋。
清承明制，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经运河北输。总额为四百万石，算上加耗，征粮实际接近六百万石。还不止粮，漕赋也包括银子。对粮户来说，正赋一石额，就意味着两石乃至更多的负担。
收漕赋如收田赋，自然免不了杂项加派，成了陋规。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在漕赋上有过三次大的加赋，都是将杂派转为正赋，然后再生杂派，继续转正赋这个老套路。
早在五年前，英华图谋江南时，就有无数人献策说，以水师断漕运，江南不战而下，满清也要失命脉而亡。
这些意见都被李肆和朝堂以冷处理的方式压下了，这几年来，南北交锋，面上都没动过漕运，在一般人看来委实奇怪，甚至有人评判李肆目中无漕，见识还不如三岁小儿。
面上没动，面下却是一篇既大又深的文章。李肆眼中怎么可能无漕？他不止眼中有漕，心中更有漕，还埋得特别深。在他前世历史里，鸦片战争时，道光为何那么俐落地就低头认输？就因为英军攻占镇江，封锁了漕运。
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英华不是不列颠，只求通商卖鸦片，求的是再造华夏，而如何处置漕运，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需要全盘考虑。
在李肆看来，漕运的变迁，是农业社会“官办经济”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
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
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成本低则二十两，高则四十两。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仅只是山东临清关，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直接征银买粮，耗费远远低于漕运。
不管满清政府如何看待漕运，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以政府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
满清政府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粮食就是战略物资，所谓手里有粮，心头不慌。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用来赈灾，用来供应战事所需。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以“截漕”的方式，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
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这些人没有田地，以船运、纤夫、河工、码头装卸为业。他们不稳，天下难安。李肆前世，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这些人口上岸，就脱离了满清政府的掌控，扩散于城镇，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
人口之外则是资本，照满清官员的算法，每年大运河沿线的“GDP”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在漕运变迁，改河为海后，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宁波、上海、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
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还能依赖这一项“政府订单”降低营运成本，跟外国船运业竞争，留下诸多历史佳话。而当满清灭亡，南北分裂，同时技术变革，铁路兴起，这一条脆弱的经济链就此瓦解。
漕运这条经济链不仅脆弱，还在于上端是愚昧守旧的统治阶级，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连在一起，只能靠政权暴力维系。时势、自然、技术一变，不管怎么变手段，怎么变途径，就如大运河很快荒废一样，漕运经济也悄然消散。
漕运经济的变迁，在李肆前世历史里走过了好几百年，而在这个位面，英华正朝着近代国家急速挺进，工商势力如初生牛犊，满亚洲倾泻。蒸汽机的轰鸣声已在海面试探着响起，铁路还不敢想，可海运碾压掉漕运经济的趋势已经明显可见。
这个趋势也是李肆乐见其成的，可就像他不能坐视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段运河淤废，漕运才由河改海一样，他也不能坐视这条经济链的中间环节自行崩解。
英华要动漕运，就得为那数百万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运河沿线，至少是江南沿线因漕运在而盛，不能让其因漕运废而废。当英华以新的经济网取代之前单一而脆弱的漕运经济链后，必须将之前依附于漕运经济的人口和资本也吸纳到新的经济网里。如果让这么多人口、资本游离于英华体制外，这就是英华得江南的失败。
这项工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因此自五年前开始，李肆和薛雪、陈万策、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针，暂时不能大动漕运，多观察，多研究，分期分步骤地解决。
定下这项方针，英华北进的步骤，得江南的策略，乃至逼和满清的手段，一般人就很难看明白了。他们也难以理解，满清在江南把漕赋由粮改银的过程，实际也有英华的推动。
一般人，包括江南、湖北、江西等省的粮户们就明白一件事，他们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因改粮为银而加重了。虽然新朝又大幅降低了田亩税赋，但这帐总是算不清楚，还因吃皇粮的官员猛然压到了乡间而惶恐不安。
宋既道：“由江南现状能见，漕赋之策的分寸有偏差，臣以为，原本一些待议的举措，应该先行。”
施政最难在哪里？就在分寸……
李肆也微微叹气，这可是精细活，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小帐婆。
第七百二十六章 神展开
李方膺追问：“偏差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刘兴纯一直都在龙门，关于江南诸事，平日该已沟通足足，现在还要作此问，显然是对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见，包括漕赋，因此要在李肆面前开口辩难。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龙门，就是要统合各方意见。
“这就要从漕赋改粮为银说起……”
宋既也不动气，开始回顾英华插手江南后，漕赋的变迁过程。
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4400石，几乎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而且具体经办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运。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务以徭役方式摊派到民间的手段不同，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善。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管理体系。
州县漕总负责赋额摊派，进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图的粮差具体执行。粮差为大差头，征粮时招收临时工为小差头，再跟粮柜粮仓的书办仓役三位一体，李肆当年在广东英德所遭遇的里排勒索，跟江南粮户所受的盘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他只交银钱，这里粮食银钱都要交。
州县粮仓收足了漕粮，就向各漕口汇聚。漕运衙门的粮丁押运，一路北运。而粮丁多是旗丁，收粮时索贿卡拿，形成惯例，这些耗费自然又转嫁到粮户身上，成为杂派。
雍正上台后，大刀阔斧搞“费转税”，也就是火耗归公，这政策也落实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县和漕事经办人身上的杂派陋规收归中央，再酌情朝下返点。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名目出现了，粮户负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稳固，没起什么大乱。可在江南，英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始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浒墅和约》后，英华粮商进入江南，经过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路下跌。同时英华粮代异常活跃，侵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购买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基于此难逆现实，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英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推动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后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间问题，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为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上下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部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间，南北大势已经明朗，满清的漕运体系也轰然崩塌。漕运总督衙门裁撤，漕运旗丁北归。但崩塌的只是官运体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银的官办体系被英华官府接收下来，实际经办运输的漕船人户被英华资本接收下来。江南行营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漕事，漕运在表面上并无大变，但内里的运转机制却已完全不同。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声道：“这是吏治和恶绅的问题，江南旧制未拆，必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