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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
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苏军开始审讯我了。审讯前，他们来了几个军人，进到我的病房，其中一名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对我说了几句话。翻译就对我说要我准备一下，马上要去接受审讯。我想了想，就说，‘你们要审讯我，但必须答应我四个条件。’
翻译问，‘哪四项条件？’
我说，‘第一是还我**语录，第二是我要见一下战友，第三是还我的军装，第四是还我的枪支。’
翻译把我的话说给了那个军官，那个军官瞪着眼睛朝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阵，然后，又让翻译对我说，‘你要记住的身份，你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不会答应你的任何条件。好了，准备一下，马上走。’
我知道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里却说：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答。
因为我脸上缠着纱布，右胸扎着绑带，不能动弹。只能让他们的人来给我穿那套病号服。这时，我已经不能再拒绝穿这套衣服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总不能穿着短裤去接受敌人的审讯。穿好衣服，我被他们从床上扶起来。我对他们喊道，‘走开。’他们见我对他们横眉冷对怒目而视，也就没再靠近我。
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我说，‘我是很想爸爸和妈妈。’
主审就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主审又问，‘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么小的年龄就当了兵，是被人强迫的吧？’
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当他是在跟木头人说话。
‘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里有多少人？’
这可是属于军事机密，打死我也不能说。我嘴巴闭得很紧，毫无表情地与主审对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做过手术，而脸颊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以后人生的痛苦又该让我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让我看过的那些苏联报纸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让我感到极大的羞辱与不安。这次参加铁列克提战斗的，光是我们商丘柘城县的新兵老乡就有38人，而在无名高地上牺牲的新兵老乡就有8人。可唯独只有我一人被苏军俘虏。
作为军人，特别是中**人，被敌人俘虏，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和不寒而栗的事？
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去中学去找我表哥。学校刚好在批斗一名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分子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瘦老头被五花大绑着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敌变节，背叛革命。
当时，一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高中学生正在发言，揭露他投敌变节的反革命罪行。等那学生发完言，主持会议的红卫兵负责人就质问瘦老头出卖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头用向**他老人家发誓的口气回答说，他当时只写了自白书，表示自愿脱离**，但绝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红卫兵主持人说他顽固不化，不肯低头认罪，便飞起一脚踹在了瘦老头的背上。老头一下趴在地上，跌了个嘴啃泥。那个红卫兵主持人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而喊起了口号，‘反革命分子不老实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条。’台下的近千名师生同时振臂跟着高喊口号。
看着那瘦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问表哥，‘这人是谁呀？’表哥问我，‘你知道张国华吗？’我说，‘是不是那个在成都军区当政委的张国华？’表哥说，‘对，就是他。’然后对我说，‘红军在过草地时，张国华是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的政委，这老头就是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可是，他们在过草地时遭遇到了敌军的骑兵，在掩护大部队突围时，这老头被国民党骑兵俘虏了，为了活命，老头就写了自白书。特殊时期开始后，这老头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了这里投亲避难。可是，还是被人民群众给揪了出来。’
当时，我就想这老头也真够倒霉了，如果不是让敌军俘虏，他现在恐怕也跟张国华差不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或是政委了。
要说被敌军俘虏过的人，我们家旁边的生产大队就有一个，大家都叫他王老头。快40岁了，还是光棍一个，整天孤孤单单，独来独往，没有人搭理他，他也不搭理人家，总是在闷着头吸烟。听说他13岁时就偷跑出来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之后随部队南征北战，杀敌立功，还当上了连长。1950年他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却在五次战役中被俘，因此，回国后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连军籍也没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就跟投敌叛国差不多。
想到这些，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却让我活着？为什么不让别的人活着，让我死去？我参军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杀敌立功；我参加这次战斗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怕牺牲，即使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昏迷，我肯定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可是，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愿战友们和亲人们能宽容我，理解我，原谅我。
这样想着，我眼里噙满了眼泪。
那天上午，苏军人员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进行了审讯。他们问了我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可我只是个十七岁的新兵蛋子，对这些有关国家的军事机密一无所知。而且，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的审讯又是无功而返，毫无收获。在送我回医院的路上，翻译告诉我说，‘你们的总理和我们的总理在参加完越南领袖胡志明总书记的葬礼之后，一同在北京见面了，我们的总理告诉你们的总理说你们有个姓李的士兵还活着，在我们的医院里疗伤，你们的总理就要我们的总理把你放回去。我们的总理已经答应了。再过几天，你就要回国了。’
我们的总理自然是周恩来总理。我一听是周总理在亲自过问我的事，在要求苏军放我回国，我就一下热泪盈眶。我在心里说；敬爱的周总理，我要一辈子感激你！”
第十章：从英雄到叛徒（）
第十章：从英雄到叛徒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可是，几天之后，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可是，我又不能回绝，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不是苏军的战俘。
因为我要参加，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如山呼海啸。此时，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握手后高呼着‘**万岁’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用右手高举**语录，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被俘’一词被改成了绑架。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当我做完报告，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可是，会后，我就在想，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
之后，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开始，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着，到后来，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英雄的感觉。
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