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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 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颗巨星陨落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中国几百年来最优秀也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病逝，是那时最重大的文化事件。10月19日开始，各大报纸的报道以最庄重的语言、最热烈的评价痛悼中国这位一代文豪和旷古巨哲。
“因肺病转心脏麻痹症，文坛巨子鲁迅逝世”（上海《民报》）；“文坛殒此巨人，四海同深哀悼。鲁迅氏不幸于昨晨溘逝。”（上海《辛报》）；“一代文豪归宿，鲁迅下午大殓。今晨瞻仰者仍极拥挤，定明日安葬万国公墓。”（上海《大沪晚报》）；“一代文豪，从此永别。鲁迅遗体昨大殓，今日葬万国公墓，定下午二时出殡，蔡元培等将执绋”（上海《立报》）；“胶州路畔空气肃穆。万人凭吊鲁迅。”（上海《大沪晚报》）；“文星殒落 各界凭吊殡仪馆内瞻仰鲁迅，‘中国高尔基’棺前夜。”（上海《社会晚报》）；“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鲁迅遗榇昨已安葬青年群众自动执绋者六七千人中外各领袖亲致悼词盛况空前”（上海《广东报》）；“巨星落大地！鲁迅出殡，蔡孑民宋庆龄执绋，哀歌声震动了苍空”（上海《大晚报》）；“苏联失掉了高尔基，损失不若中国死去鲁迅大。北平文艺界将发起追悼会……”（北平《北平新报》）
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马相伯、内山完造（日）、沈钧儒、A。史沫特莱（美）、萧三、曹靖华等九人组成；鲁迅遗体移到万国公墓下葬时，抬棺者为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吴朗西、周文、黄源、曹白、黎烈文。
鲁迅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传到北平，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位五十八岁的初老妇人双目含泪，南望上海，再看看她正照料着的一位八旬老太，叹息一声，止住南下参加鲁迅葬礼的愿望，将一间书房布置成灵堂，摆上鲁迅生前爱吃的几样小菜，为鲁迅守灵。
这位毫不起眼的妇人名叫朱安，她是鲁迅的原配妻子。她正照料着的老人，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她布置的那间灵堂，正是鲁迅离开北平（当时还叫北京）前的书房。
而此时，在上海接受各界慰问的鲁迅遗孀，是许广平。
在上海鲁迅的葬礼上，在文化界几乎和鲁迅一度齐名的大弟周作人却没有出现，他只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礼堂里参加了追悼会——这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鲁迅死时，离周作人当汉奸还有三年。
鲁迅与许广平的故事，了解现代文学的人耳熟能详；但这位原配朱安，却长期被有意湮没在岁月的尘沙里，不为人所知，直到十几年前，才在改革开放的整体社会氛围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朱安嫁给鲁迅，那时鲁迅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还是一个体面人家，鲁迅又是个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她对这门婚事，没有任何不满；而按她的天生性格，本也很少有不满、怨怒的时候。
比她小三岁的鲁迅是绍兴城里的望族子弟。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先在江西当知县，后升调京城任内阁中书，他家的门头上，醒目地挂着“钦点”、“翰林”的牌匾。他的家产，还有水田四五十亩，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官僚加地主”家庭。
但是在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一时昏头，为亲友向负责科举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行贿事发，畏惧这一大罪的祖父先四处避难，后绝望自首，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接着，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后于次年散手人寰，留下寡妻和四个儿子。
短短三年时间，鲁迅的家庭从显赫跌入了困顿，身为长子长孙的他在这剧变中尝尽了世态炎凉。及至成年，十八岁的鲁迅去参加科举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里名列第一百三十六；在他准备参加绍兴府的复试时，一个小弟弟病亡，使他心情大坏，没去应考。他本就对科举没有热情，此后再未参加过考试。
不考科举，鲁迅去上了在当时人观念里尽是“邪说”、不算“正路”的新式学堂。他先去了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这个半军校的学堂里呆了半年，见识了把“钊”字读为“钧”的教员，后来在因讥笑说地球的“东半球公转、西半球自转”的教员而在两天内被连记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之后，鲁迅转学到矿路学堂。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现代科学，成绩也多半是第一名。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到仙台学医学，再返回东京学德语、读杂书。他在日本呆了七年多。这一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更开阔了眼界，深化了思想，同时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结识了房东之女羽太信子，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久远、巨大的影响。
负笈日本时，鲁迅已经二十一岁，在三年前，他的母亲鲁瑞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就是绍兴普通人家的朱安，鲁瑞对她的温和、驯顺和勤劳赞不绝口。
鲁迅对包办婚姻这样的做法十分厌恶，但他对家道中落后承受无数风吹雨打的母亲却非常孝敬。鲁迅一生大约用过一百五十八个笔名，最常用的是“鲁迅”，原因就是母亲姓鲁。他接受了订婚。
订婚后，鲁迅连去见未来妻子的兴趣都没有，尽量拖延完婚。1902年和1903年，鲁迅两次从日本回家，母亲和朱家屡屡催促成婚，都没办成婚礼，鲁迅只叫朱家先让朱安放脚，并进学堂读书。到1906年，鲁迅二十五岁，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了，鲁瑞觉得再拖下去无法对朱家交代，就使出了强硬手段。
鲁瑞给在日本的鲁迅连连去信，催他回家完婚，有时一天两封。对这门婚事极其抵触的鲁迅苦不堪言，说，“我因为生气和烦躁被搞得神经衰弱”；鲁瑞最后托人再写来一信，说“母病重速归”！
无可奈何的鲁迅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