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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按察使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顿时泄气皮球般颓丧不已。不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
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千数言，写完后自己低声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
他的供词，满纸坦荡磊落，写的都是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他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几句话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
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威慑力。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
行刑惨烈万状。1907年7月6日夜，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
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
砸烂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7月15日凌晨，秋瑾环视围观的众人一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三十二岁。相比于徐锡麟赴死的惨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满足了她“不砍头，不剥衣服”的遗愿（写遗书的愿望未予满足，大概是吸收了徐锡麟写供词时满纸反动口号的教训，再不让他们动笔），秋瑾的遇难过程还算“文明”。
徐锡麟刺恩铭，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安庆起义之后，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军机大臣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另有立宪派将安庆发生如此祸事归因于宪政不行，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当然，徐锡麟的壮举和惨死，更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1873到1907，徐锡麟只活了三十四岁。殒命在“帝国”的暗夜，他没有看到“民国”的曙光；而民国的曙光里，有他滚烫的热血。
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奇。书＇，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奇……書∧網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有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九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回报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不测之事发生，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升级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甘水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8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是个赶大车的车夫，他的老婆三天没有回家了，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蹲在桥上。
这个车夫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二人非常紧张，生怕已有人在暗中窥伺，于是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本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