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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六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十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四十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疏通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的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到交接地契时，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甚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骸为七十三具，买了七十三具棺木；心疼死难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太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这些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巾标志（起义者均挂白巾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该尸首便被拉到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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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抬着灵柩浩浩荡荡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爱好菊花的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八十六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起义失败，孙中山意志不振，他说，推翻清朝看来是一场持久战，估计还要？二？十年。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到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建起二十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 三？？？ 十？？？ 六镇新军散布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
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十？四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五千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建议他把这五千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不大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交出银子。起义前商定，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他的。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六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商定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
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一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
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空炮撒气。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送到湖广总督面前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