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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样的读者需要多样的文学
文学的存在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必然有交流、有倾诉、有倾听、有抚慰、有宣泄、有娱乐，文学的存在不必寻找任何理由，理由是理由太多。
这个讨论似乎只有在把文学狭义为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文字之后，特别是这种文字的商品性质日益被它的制造者看清之后，才更有意义。因为谁都知道，现在已经不是阅读的时代。电脑、电影、电视，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传媒，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现今的作家，很不幸地生在一个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电视训练着并改变着无数人的欣赏习惯，让无数人变得焦躁、轻浮、懒惰、追逐直观和直白。有个统计说全国有上亿人每天都要打开电视，每人平均每八秒钟换一次频道……养成这种习惯的受众，还会看长篇大论的小说吗，还会看不知所云的诗歌吗，还会看慢慢悠悠的散文吗？散文是什么？
在一个生活单调、信仰单一、信息闭塞的时代，作家征服读者的武器，是他火热的思想，广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和信息占有的优势。而在一个多元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生活节奏和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作家立刻风光不再。大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自身的生存及享乐占去，余下的大脑空间里，只剩下了一些好奇，需要留给那些新闻热点，即来即去。你看这几年比较好卖的文字，不都是靠新闻或新闻人物先炒热了才好卖的么，比如《不过如此》、比如《李响与米卢》、比如《三重门》、比如《第一次亲密接触》。除此之外，这年头还坚持看小说看散文读诗歌的，显然属于小众一族了。
这也怪作家们自己。我是一个经商的人，从商业规律的角度看，作家算得上当今社会中最“傲慢”的人了，大都懒得“与时俱进”，在大工业时代怎样写作，在信息时代依然怎样写作。不像我们经商办企业，必须以变化求生存，必须研究消费形式的每一个进步，好让我们的产品更新换代。
也怪那些评论家们。在文学界，小众作家永远是被尊为主流的。连我自己，受这种思维惯性及话语权势的影响，也只崇拜小众作家，同时自惭形秽。因为我至今搞不清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确切界线该如何划分，至今搞不清到底我算哪头的人。所以，我一向羞于以作家自居，说作家也须加上“业余”二字，生怕那些专业的、主流的、纯的作家们见笑。
这都是真话，心理话。平时藏着不说的。
我是一个喜欢写故事的人，可我自己最不喜欢看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的小说。我爱看的书，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字优美。确实有人称我为“大众作家”，其实更让我自豪的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小众读者”。
也许喜欢文学的人都是“小众读者”。王蒙、王安忆、阿城、史铁生、丛维熙、刘心武、冯骥才、铁凝，他们的书现在都卖不过我，但我崇拜他们。他们的思想、心态、经历和语言，我都喜欢极了。王朔的书大概卖得比我好，是我爱读作品中的一个例外。尽管我不习惯他那么极端，但他说起话来的锋利和腔调，总能让我惊奇并且会心一笑。
我总期待有一天，理论家们、主流们，别再把文学分成纯与不纯，既不科学，也没意义，还让好些人找不着位置。任何一类作品，都有它特定的读者，不以众寡论高低，不以俗雅分优劣，这似乎更接近多元时代的思维吧。多元时代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是什么，谁说得清呢？
4。为无爱时代作爱情小说
去年某日，北京某报，称某老者病于途，路人皆绕行，致其冻死街头。旁有编者按语，痛责见死不救者冷酷无情。今年某日，上海某报，有新闻照片报道某老妇病卧路中，围观者众，却无援手。照片一侧的文字除声讨外，亦有表扬，曰幸有好心人呼来老妇亲属，将其扶起送入医院得以抢救云云。
读京报新闻时，虽震撼不已，但料想之中，因类似现象，早不绝于耳。看沪报图片时，感慨之余，又存疑惑：人既好心，何不尽快将老妇扶起急救，反而舍近求远去喊亲属？包括那位摄下此景的路见不平者，有调焦取景按快门的功夫，为何不先救人于危难之中，以身作则？
世上人情，想来如此淡薄。
难怪我的小说始终被舆论质疑——现实中还有如此纯粹的爱情吗？原来我所倾心的那种举案齐眉的境界，早已不是男女爱情乃至整个风气的常态，我确实在粉饰生活，凭空杜撰，随意拿捏呢。
于是更加感叹两千年前的先哲孔子，以一个“仁”字为内核创建儒学的苦心。儒者，社会及他人所需之人也；仁者，两人相处时应持守之道德也。在先儒的学问中，“仁”的基础其实就是爱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伦常，即是互相施爱于对方，所谓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将爱心推己及他，广而大之，遂令天下德行其道也。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爱心原是人之天然本能。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爱心也需后天教化与培养。且爱心犹如一座宝塔，须从基础开始，分层而建。即是先儒所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递进关系。人生在世，先要自我修炼，养成良好性情，承担家庭责任，教敬父母、善待妻儿，方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现在，我们教育后代之方法，常常忽略此天然之顺序。孩童时代，咿呀学语，便有许多声音教授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固然重要，但问题出在，他爱不爱父母，爱不爱他人，爱不爱花草动物，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长大成人也如是，只要你声称爱党爱国，其余均属个人小节，无碍于财路及仕途。
但我想，一个缺乏基本爱心的人，一个连对父母、朋友、妻小都不愿尽责的人，一个很少怜悯、同情和体恤他人的人，会爱国吗？如今，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口号于个人之功利，有益无害，所以喊者甚众。至于能否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只有自己清楚。
当然，把爱心的缺失仅仅归罪于教育未免失之偏颇。多年以来，宣传教育的事倍功半，并非错在本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存在决定意识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辛勤劳动已很难致富，当不义之财可一夜暴发，当本应在思想上立于社会前列的知识精英沦为社会下层尊严不保，当无数不平等现象从个别转为普遍，因而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价值观的逐渐异化，就不是简单靠提倡些什么弘扬些什么所能救药的了。
或许也不该归罪于那些见死不救的围观者和绕行者。本来，人的善良本性加上后天的教育，完全可使芸芸吾辈在轻微伤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有益他人之事，譬如伸手扶起病倒老人甚至将他送到医院。但如果做出此种有益他人之事需付出高额代价，譬如扶起老人后可能被老人或他的亲属诬为肇事者继而索取养老送终的资费，而又无人愿意为你做证的话，那么从最简单的成本收益率分析，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事，不取收益但需付出巨大成本的事，恐怕我等绝大多数凡夫俗子都要遮颜绕行了。
如此看来，只有当社会更重视基础德育，同时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善行义举不必承担过大风险，甚至可以受到一定奖励；使不仁不义难逃直接惩治，无须等待来世报应，只有这样的现世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规，公德之普及才足可期待，尽管在我们每个人的胸襟里，都藏有博大之爱心。
我的读者曾赐我醒悟，他们对我那些纯情小说喜爱之甚，远远超越小说价值本身，似乎说明：越是在功利化的社会里，人们对于单纯的爱，美丽的爱，渴望越深！
5。书的印象
我是个业余作者，每天诸多公务，疲于应付，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难免局促。多年来我读的最多是与企业有关的资料类书籍，其他的书籍则涉猎不多。对各类小说更是很少关注。偶尔看一些泛文化类的书籍，也不过翻翻而已。
《林清玄》的散文集《身心安顿》是我近年印象较深的一本读物。它把人类在涉过大悲大喜，生死荣辱的河流之后所应抵达的纯粹境界，称之为“身心安顿”。一个身心安顿的人可以进入一种自在的状态，不再受到物欲世界的诱惑侵扰。于是在创作小说《玉观音》时我就给女主人公起了“安心”这个名字，是想表达对这一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有读者据此认为《玉观音》是一部宗教小说，有“人皆可成佛”的命理玄意。
读者喜爱一本书的理由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读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时，是被它展现出来的历史的严酷和真实所震撼。我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时代，但往事如烟，丛维熙用小说把他的亲身经历逼真地再现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数十年前，那些被激活的记忆把我惊得闭气息声，身上出些冷汗，也由此有了阅读的快感。而我读王蒙的散文和小说则是被他作品中的智慧和思想打动。作家王蒙其实更像一个思想家，他对客观世界常常有着比我们更深入也更宏观的视野。
任何书籍都应当包含读者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未知的，不免流于天方夜谭，与读者的沟通想必很难。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已知的，又会使阅读变得枯燥乏味，缺少价值。对我来说，衡量一本书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书中已知和未知的比例，是否恰如其分。
6。两次经历地震
因为经历唐山大地震，我还能清晰记得那一幕幕让老天落泪的场面……唐山震后也是大雨啊！我们从当天下午坐上一辆卡车从北京出发，在扭曲断裂缝的公路上蹒跚向前，没有雨衣雨伞，全身湿透。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又是毒日暴晒。我们历尽艰辛，直到中午才进入灾区。在三十多个小时的与世隔绝后，在亲人死去，家园被毁的悲痛中，灾区的人们忽然看到有车队在视野的尽头出现，他们的面容完全呆滞的，仿佛目睹天外来客！当我们跑向他们，拉住他们的双手时，他们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人人脸上热泪横流。只是有一个男人发疯般不停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派人救我们来啦！今天，我又看到了那个景象。在电视的荧屏里，那个抱着士兵无声哭泣的女人，与当年抱着我的那个女人那么相像！我离开电视，打电话给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请他明天上班后立即组织全公司万名职工开展向灾区人民捐款的工作。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们也捐过款的，一人五角一人两元，数目不多。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家生活都富裕多了，应该拿得出更多的钱……
当年在灾区工作一个多月，因染重病方撤回北京，数年后写下小说《死于青春》。同是地震，因时代不同，想必场面不同、结果不同、故事不同吧。重新回首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人与事，或可在睡前醒后，感叹一番。
7。生命的颜色
我一向认为，灾难是人生的一次可贵的游历，生存环境的黑暗，可以造就思辨的光明。
当战争爆发，当瘟疫降临，当人类面对危急时刻，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辨就会变得尖锐而激情。
生命是有颜色的，颜色也是有生命的。不同的颜色给人截然不同的心理感应：红色象征浪漫也预示危险；蓝色如天空和海洋一样辽阔；黄色与太阳与收获的联系多么近密；＇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绿色表达了丰饶、自然和调和；紫色雍容华贵；而黑色则让你联想到死亡与邪恶；白色……白色代表了什么？代表纯洁如初，还是哀悼亡故？
人生正因其颜色的变幻而显得抑扬顿挫，每个人生命的主色调也决定了他的一生是快乐还是忧戚，是充实还是空洞，是明朗还是委琐。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之不同，区别于人拥有文化，文化是精神，是思想，是信仰和智慧，以及由它们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文化将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别有意趣，还要看你最终选择了哪种颜色……
8。我们的灵魂不过如此
很多人都说，中国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我想这大概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根基就是“人伦”的观念。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演化出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这个文化体系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民族意识的形成，都发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人伦”，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一圈一圈地推出去，做每件事情，常常要先看这件事和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再决定怎么做。忠是忠自己的主子，孝是孝自己的双亲，爱孩子先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别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他”的道德，产生并适应于以家庭为主要社会细胞的漫长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与中国人灵魂中“自我主义”的劣根性有着曲折的连带关系，在世俗生活中很容易被俗化为先顾自己，再管别人的自私品行。我们都看到，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家庭，为家庭利益而不顾团体，为团体利益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者，自古以来并不少见。即使千年的斗转星移，即使历史早已远离小农耕作的生活方式，人的本性仍然没有任何更改。我们的灵魂不过如此。
9。时间的意义
时间最有说服力、最强大，没有什么能隐瞒时间。我们可以说假话，可以隐瞒事实真相。但时间长了，一切都会被时间战胜。
我想象中，一些人的精神领域是非常阔大的，人的精神空间是不一样的。每天沉溺于应付俗务的人，精神空间就可能很小，但有些人通过读书、冥思默想来打开自己的精神空间，他就生活在自己阔大的精神空间里。当精神空间充分打开的时候，他的物质欲念是相对静止的，物质需求便会相对降低，他就可以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保持一段健康的距离。如果你不能与这个社会保持一定的审视距离，是因为你对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欲求，为满足这样那样的欲求，我们就要去经历，去体验。但我觉得经历是受某些思想的影响，受生理的影响，不到一定年龄时，你的社会经验没有让你达到一定程度时，你很难抵达这样一个豁然、了然的境界。到了一定年龄时，也经历了失败，心也安静下来，身体的代谢功能也缓慢下来了，大脑思考也开始静下来。你可能会思考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你也许会认为目标并不是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是美好的过程。比如说你活了80岁，是以你80岁时实现了小时候的目标作为快乐、幸福？还是到你80岁时所经历过的每一时刻、每一漫长的过程作为快乐呢？到底什么是你整个人生的目标呢？
无论在企业管理上还是在个人仕途和文学成就上，我把目标放得特别小。我觉得想让自己生活得幸福，就要把幸福感放得平实些。比如说，今晚和我喜爱的人一起吃饭，就足以构成我的幸福感。
但是每个人的内心不同，遇到的人和事不同，他的幸福感就不同。我们自己都会有内心的深渊，当我们在瞬间看到时会被震撼，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这时不要将自己沉浸到思索中，事情发生时就事论事，不要多思考，不去唤醒不悦。大千世界太丰富了，你只能光顾一部分，那么你就去寻找让你快乐的部分。
人的一生就是由几个几年组成的，当你经历的过程很快乐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生活！同时我们要珍惜生活，珍惜时间。时间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曾经写过时间，它是个同心圆，永远是放射性的，永不重叠，永远不归返的。时间最有说服力、最强大，没有什么能隐瞒时间。我们可以说假话，可以隐瞒事实真相。但时间长了，一切都会被时间战胜。积怨仇恨的人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削弱。相爱的人时间长了也很难说能否持久。时间是个试金石，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矛盾，当时解决不了的，那就交给时间吧。
同样，我们还要生活得豁达，在《玉观音》中，对安心的错误给予赦免、理解和宽容，就如同我们宽容了我们这个时代。有的人总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特别是中国人愿意宽恕自己而不愿意宽恕别人，对人跟己的尺度往往是不一样的。其实，容忍、宽恕别人，就是容忍、宽恕自己。
10。分房杂议
唐代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因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有感而发。唐代一直至今天，住房问题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民间疾苦之一，因而诗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就成为经久流传的千古咏叹。
我们昆仑饭店的职工对住房困难也有着很深的体验，我们当中很多人至今还是光荣的大杂院居民，每天洗衣做饭刷马桶都抢一个水龙头；厕所也是男女合用，冬天尿结冰，夏天屎招蝇；院里总是挂满“万国旗”，有时自己媳妇的大裤衩晾在外面，也能被对门老头稀里糊涂误穿了去满处招摇。可见这大杂院真不愧是北京的特色民居，把北京人的生活烩得五味俱全。还有不少职工虽已住进了“三气”齐全的单元楼，但四世同堂、长幼同堂，以至呀呀小儿，蒙昧早开，乳臭未干便知爸爸半夜三更如何“欺负”妈妈。或两家合住，形同群居，两口子关门斗嘴也要悄声细语，以免家丑外扬；在一个厨房烧饭，总疑心自己的油瓶被对门的动过；两家大人打架，小孩子能在你一转身时就往你刚炒好的菜里啐吐沫。更有甚者，据说某天一家正在过道吃饭，另一家有人路过，不意放了个响屁，两家平时有隙，这时便起口角，一个说你放屁放到我饭桌上来了，也欺人太甚，另一个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言语不逊，竟大打出手，闹出人命。凡此种种人间悲喜剧，皆为人的本性及弱点与人的生存空间的狭小、冲突而成，倒也有血有肉。昆仑的很多职工，多年来头上片瓦，脚下立锥，盼房之切可以说已到了度日如年的程度。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幻想和设计，不过是家里多几个平米，少几句争吵，如此而已。
正是：民以居为安。所以大约十年前，昆仑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