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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拥有英国雷莱德汽车集团、劳斯莱斯或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被拍卖给了私人投资者），而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科研开发上缺乏政府投资。在应对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动荡时，不是政府有错，而是政府政策有错。
在“治疗”英国经济病时，撒切尔的“经济革命”是个错误的药方。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利益集团和围绕在壳牌、BP周围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们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这与英国设想中的“均衡”战略的结果完全相同。撒切尔只是个杂货店主的女儿，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们则要她充当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炮灰。
撒切尔的政策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美称。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却成倍上升，从她入主唐宁街时的150百万增至18个月后的300万。在撒切尔看来，工会是货币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碍，而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通货膨胀。英国石油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给它们的北海石油定价36美元/桶，这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在英国却听不到批评这些大石油公司和伦敦银行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北海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本财富。撒切尔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她取消了外汇管制，资本没有投在重建英国行将腐朽的工业基础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产从事投机或流向拉丁美洲从事更加赚钱的贷款。
撒切尔和沃尔克货币主义政策像病毒一样在传播，从英国开始，逐步转向美国，并从英美向全世界扩散。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放开对产业的管制，并且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世界范围内利率上涨到从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国，沃尔克的金融休克疗法使美国的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国水平，而且在以后几个月内甚至超过了英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的水平。经济学上利率政策的紧缩含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着任何投资期超过四五年的正常投资根本不可能盈利。对建设项目的利息费就会让这样的投资止步不前。
在美国，三哩岛反核活动使已经投入建设的核工厂推迟了好几年才完工。之后，美国的核管制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沃克尔利率体制之下，美国禁止电力公司投资核电厂。1979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新建核反应堆，并且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项目由于财务成本过高而被迫取消。一个最先进的生产性经济部门就这样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尔休克疗法是被强加给了绝望而无知的卡特总统的。卡特于1980年3月自愿签署一部非同寻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授权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提出储备要求，哪怕该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该法确保了沃克尔的抑制信贷奏效。此外，这部新法律还取消了银行可能施加给客户的最高利率限制，并且撤销所有州法设置的利率限制（所谓的反高利贷法），此前有一部被称为“Q条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对贷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货币主义的教义之下，利率无极限；金钱至高无上，全世界则是它忠实的奴仆，至少，对于向伦敦和纽约银行借高利贷的借款人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建设这些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被撒切尔沃克尔的政策攻势摧残殆尽。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根据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计算，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总额中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钢产量、航运吨英哩数和真实的物质经济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货币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世界钢铁工业处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保罗·沃克尔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接着而来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前好莱坞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全力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里根在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一直受到货币主义的宗师，朝圣山学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熏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精心培育着她与里根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她“鼓励”里根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和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工会的政策倾向。在此期间，为了确保英美两国政策的一致性，里根和撒切尔共享同一个经济顾问团，这些顾问主要来自于教条的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派是弗里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尔·布鲁纳、米尔顿·弗里德曼、阿伦·沃尔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宫不久，里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PATCD）。这一举动向其他工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诫它们不要因飊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济。里根与他的英国伙伴撒切尔一样，热衷于“抑制”通货膨胀。某些伦敦金融城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尔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政策远离长期发展核能和工业的方向。
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的话，它的确成功了。在撒切尔担任首相职务之后的六个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据报道，里根总统总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内阁成员重复他的口头禅，“通货膨胀就像电波，一旦开启，它就会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增长”。里根继续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非正式的经济政策顾问。里根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里到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一样。
这种彻头彻尾的货币主义构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提出，随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里根政府跟进，是一种最残酷的经济欺骗行为。其目的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倡导者们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
为了打入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经济，弗里德曼使用上述手段，伦敦和纽约强大的权势集团也决定使用同样的手段，不过，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投资的世界经济以致命的第二次打击。因此，英美金融巨头的权力变得更具支配性。对于还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发生什么还不可想象。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太平”时期为1300亿美元，到1981年大约是5500亿美元，1982年超过61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当时的纽约银行家、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私营银行向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发放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超过它们的债务，简而言之，政府不会破产……”。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这些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欧洲美元私人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欧洲美元银行，曾经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先驱，正是它使得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和南斯拉夫。发展中国家只要保证，在经济上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她们就能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但英美银行财团榨取了由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首创的不引人注意的优惠。向这些国家发放的所有欧洲美元贷款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票面价值上，这个票面值超过了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一个“浮动”利率，由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决定，可能会上下浮动。1979年夏天之前，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向银行借钱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前提条件。
但是，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开始实施利率冲击政策，10月份保罗·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债务的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剧增，因为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从1978年初的平均7％增长到1980年初的接近20％。
仅仅这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债务国就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因为债权银行强行修改了偿债条件，这使得第三世界债务国在沉重旧债上又添无法偿还的新债，苦不堪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伦敦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实行了类似政策，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完全翻版和荒唐再现。随着纽约证券市场的崩盘，1929年这一政策陷入了混乱。
198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外债利率负担增长到极限，不堪重负。曾经在偿还债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第三世界债务国商品出口主要市场的工业国家，却由于撒切尔－沃克尔货币冲击政策的影响，陷入到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使第三世界的偿债能力彻底崩溃。
第三世界债务国开始陷入商品出口条件日益恶化的深渊，出口收入下降，偿债比率急剧增长。简言之，这就是华盛顿和伦敦所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由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制造的，而不是由墨西哥、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或华沙制造的。
1982年夏天，局势发展的趋势渐渐显现。很明显，在新的繁重的债务负担下，拉丁美洲债务国将会很快崩溃，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里可以左右政策的一些人，特别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副总统乔治·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开始筹划树立一个“典范”，以打消债务国拒付美国和英国银行债务的念头。
1982年4月，撒切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宣称，“英国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夺回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也称作不列颠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沿岸荒凉的水域。多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在4月1日收回，但问题不在于此，也不是因为周边地区有大量的未开采的石油储备；撒切尔对阿根廷采取军事行动的真正用意是——采取19世纪“炮舰外交”的新模式强迫收取第三世界的债务。1982年4月，三分之二的英国海军舰队被派往南大西洋与阿根廷进行激战，战争中，由于阿根廷使用了法国飞鱼导弹，英国险遭战败。
在改变了贷款条件、实行高水平浮动利率的情况下，为了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部军事力量调动起来充当她们债务偿还政策的保镖，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引发一场危机。阿根廷是当时第三大债务国，有380亿美元的外债，是最有可能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的国家之一。有人建议撒切尔把阿根廷作为一次尝试。几乎十年之后披露的详细资料显示，上演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仅仅是为了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支持在所谓的“管辖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已。同年春天的5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计划会议上又向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但是，除了美国支持以外，英国主张在西欧防御范围之外扩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的要求基本上无人响应。
1982年春天，英国对阿根廷发动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华盛顿与拉丁美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经过反复的内部争论，里根政府被说服支持英国炮舰外交，对付阿根廷。实际上，这有违美国自己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处理美洲事务的原则——反对欧洲国家继续在美洲掠夺殖民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原则成为美国反对欧洲干预美洲的工具，从而为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扫清了道路。——译者〕。
也许里根总统并不知道，副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曾经在同年的3月份秘密造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加尔铁里政府保证，美国不会参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来，这一保证是华盛顿继续参与游戏的“绿灯”。这与1990年7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天前，美国大使给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承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完全支持伦敦外交部的政策。阿根廷被算计了，变成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只有一个国家认为，华盛顿不应当支持撒切尔的政策，因为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重演，这个国家就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自1976年底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任职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波蒂略政府决定用“石油遗产”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港口、公路、石化工厂、具有现代灌溉技术的农业联合体，甚至核动力计划都在进行中。国家控制的大量石油资源是墨西哥实现现代化的保障。
沃克尔利率冲击后，到1981年，华盛顿和纽约政策圈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墨西哥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人员带着嘲弄的口吻把墨西哥称作“与我们南部接壤的日本”。有伊朗的前车之鉴，一个独立而现代化的墨西哥是一些英美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作出决定，强制要求以极高的利率偿还外债，干涉并破坏墨西哥的工业化雄心。
1981年秋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墨西哥比索的挤兑上演了，这次挤兑是由《纽约时报》采访前中央情报局头子，当时担任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咨询顾问的威廉·柯比时发出的信号。柯比声明，他正在劝告他的客户，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遇来年大选之前墨西哥货币贬值”。柯比的观点被美国各家媒体的文章转载，包括《华尔街日报》。
柯比与一家名为“探索国际”的“私营”国际咨询公司一直有联系，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卡雷丹勋爵（休·福特），他是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和美国事务情报专家，也是倡导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马尔萨斯人口控制政策的先驱之一。这一政策与增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率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探索国际”的总裁是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本杰明·维纳，在1982年初的几周内，他在美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文章，宣称墨西哥经济即将崩溃，聪明的生意人正在竞相转移资金，转换成美元，转往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从事房地产业。墨西哥的主要报纸对这些文章一字不变地进行转载，进一步助长了资本外逃。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当年2月5日对全国的广播演讲中，抨击了他所称的“隐藏的外国利益”，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散步恐慌谣言和资金外流，迫使比索对美元贬值，动摇墨西哥的经济。三年前，同样是“探索国际”在推动资金外流、削弱伊朗国王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霍梅尼铺平了道路。
1982年2月19日，为了制止从墨西哥向美国的资金转移活动，万般无奈之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强制实行严格的紧缩计划。为了阻止资本外逃，本应该加强外汇管制，对资本流动重新征税，但强大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给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他这样做。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
1982年2月19日，在内外交困之中，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屈服了。为了阻止资金外逃，稳定局势，墨西哥比索立即贬值30％。国内的后果是，以曾经强大的蒙特雷阿尔法集团为代表的墨西哥私营工业，因为几年前的投资中大量借用了美元，一夜之间破产了。它的收入是以比索计算的，而它的偿债则要以昂贵的美元计算。仅仅为了维持以前的偿债额，公司将不得不使比索增值30％，或者通过减少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货币贬值也迫使墨西哥削减工业项目，降低生活水平，从而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墨西哥，仅仅几个月前还是第三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到1982年春天时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负责墨西哥事务的官员宣称，“这正是要做的事情”。赫德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别国经济（如墨西哥）纳入美元体系的控制过程进行了深刻分析。
现在，墨西哥已经是“有问题的借款者”和“高风险国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伦敦、纽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的欧洲美元银行，以及东京的银行迅速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