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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绵羊，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宽大的叶子曾经出现在南红蹩脚的诗歌和素描中，它们的沙漠跟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差不多，它的黑人跟Ｎ城的农学院的黑人差不多。
南红携带着这个南非，躺在赤尾村出租的农民房子里。
南红：闯深圳的简历
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分到Ｎ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先是在Ｇ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那种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之后，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Ｇ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还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性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对于我的写作愿望就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地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进了容器里，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但是水怎么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Ｎ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Ｎ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
关于南红
南红经常提到两个男人，一个是江西人，再一个是家在军区的男人。她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她在讲他们的时候总是说江西人，家在军区的那人，后来我告诉南红，我不想在小说中直接写江西人，这样所有江西籍的人看了都会心里不舒服，我必须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南红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把那个江西人叫老歪，因为他的眼睛有点斜，而那个家在军区的男人，我可以随便给他取一个名字。
南红那时身体调养得好些了，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她两三天就洗一次头，每天洗澡换衣服，屋子里弥漫着洗发剂和浴液的清香气味，平添了清洁和积极的新气象，我刚住进来时那种无处不在的晦气也像被这弥漫的清洁气味所驱赶，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们同时发现，最好的空气清新器原来就是我们自身，而真正的空气清新剂就是良好的心情。
南红的头发已经长了寸把长，她的头看起来像一只刺猬，这种不长不短的样子总是最难看的，还不如全秃的时候别有一种妩媚和性感，还有一种决绝的悲哀之美。再加上有陈冲《诱僧》正领风骚，秃头也算得上是一种时髦，只有不长不短才最尴尬。
她的气色和心情好起来就开始照镜子，有时她用摩丝把头发贴紧，把难看的刺猬头弄成一个勉强能算得上是一种发型的超短发型，有时为了配合这个发型，南红就会化上妆，她抹上一种明亮的口红，这时立即就会显得年轻些同时也漂亮些。这时南红就会说，我将来要去南非。她把南非的图片贴在床头的墙上，那是开普敦的海滨风光照，蔚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房子，它们那么小地站立在南红的床头，就像一只诱惑的眼睛闪烁不定。
我从来就觉得南非是个没法去的地方，虽然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要到那里去，也没有看到有熟人或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从那里回来，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成了与美、澳、加等国处在不同世界的不同质的事物，它跟南极或北极或者珠峰相似，只是少数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才去的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它们当作一个象征还是一个童话都无所谓，反正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那里去。
南红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对诗歌、绘画以及一切跟文学艺术沾上边的东西统统都丧失了热情，唯独对南非的向往没有变，这是她最后的一点浪漫情怀，一点就是全部，就因为她还有这点东西，我觉得她还是以前那个南红。我是一个对远方虽然有幻想但定力不够的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极，到了二十多岁又幻想去西藏，到二十八九岁就什么都不想了。一次怀孕和打胎就把任何幻想都打掉了。南红在经历了人流、放环大出血、盆腔炎之后还对南非矢志不渝，确实很不容易。
她没有给我看老歪的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愿意给我看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深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频繁更换男朋友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记住，永世不忘，也没有时间来记取，异性的照片或合影不光没有必要，而且是十二分的多余。对于一个新的朋友，你把两个月前的旧照片往哪里藏呢？而且藏着又用来干什么呢？一边拍照下来一边又不得不尽快处理，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南红给我看的照片几乎全是她一个人的，有骑马的、打保龄球的、穿着泳装坐在游泳池边的白色沙滩椅上的、站在欧洲情调的度假村前的，等等。其中骑马那张她曾寄给我，当时她刚到深圳不久，工作还没有找到，就照了这样一张春风得意的照片，穿着一套黑色卡腰的衣服，有点像专门的骑士装，还戴着一顶呢帽，虽然看上去不伦不类，但由于骑在了马上，脱离了庸常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不觉得太怪。马是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十分高大漂亮，跟电视赛马场面中的那些世界名驹相比毫不逊色，与此相比，旅游景点那些供游人骑坐拍照的马根本就不能算马，它们的驯服、无精打采、麻木不仁彻底丧失了马的本性，即使没有那些人气太重的旅游背景它们也显得虚假。在我的印象中，南红似乎是从Ｎ城一头冲上广州近郊那匹油光水亮的大马，然后回眸一笑，进入一种当代的浮华和浪漫之中。
老歪的头部就在这片喧嚣的繁华中浮现出来，我觉得他属于那种虽说不能算丑但亦不能算周正的年轻人，既不蠢也不聪明，有些瘦，偏矮，但在深圳的街上还走得出去。南红说他有一个大姐在北京的一家什么杂志社，这家杂志社既有外资，又有上层的后台，在深圳搞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实际上只有老歪姐姐一个人，她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在深圳，房间总是空着。于是老歪兴致勃勃地从南昌的一家工厂的技术科辞了职，来给办事处看房子，他志得意满地通知他的师范大专班同学，他要去闯深圳了。
在９０年代初，大哥大和轿车日益成为男人是否成功、是否有地位、是否正在干事而不是游手好闲的必要道具，它们的普遍使一切女人感到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老歪的道具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专门在办事处八成新地等候着他，他在街头气氛的裹挟下，三下两下就把公家的财产在心理上变成了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她们春夏秋冬穿着裙子，像影视里高雅的欧洲女人那样侧身进入车里，坐稳后才把小腿抽进去，但这种小腿往往粗短、肥厚、笨拙，完全不像广告里出现的那样标准美腿的修长、瘦削、优雅和神秘。不过这就是大街上的感觉，她们遍布在深圳的大街上，坐上男人的汽车，吃男人请的晚饭。
有关的两个词：孤寒，衰
南红说在深圳，只要是单身女人，就经常会有男人请吃饭。从早茶到晚饭到消夜，没有人请吃饭的女人是可悲的，说明你特别老或者特别丑。不请女人吃饭的男人则是可耻的，说明你不会开心或者是穷光蛋。深圳这样的地方聚集了无数各种年龄的单身男女，这是一个来“闯”的地方，闯就意味着抛家别舍，只身前往。在这个只身闯荡的城市里，谁都有一份被注定了的孤单，这点孤单像空气一样，可以随时忘掉，又可以随时跑出来，可以随便地压在心里，又可以无限地膨胀和弥漫，搞得昏天黑地地让人难过。
有谁愿意在高速运转的一天之后独自吃饭呢？有谁愿意在输赢未卜的一天开始之前一个人吃早点呢？未免暗淡和低调了啊。一个人开始又一个人结束，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就是：孤寒。
孤寒是最要不得的，是人之大忌，谁被人说了孤寒，那就真是惨到底了。这世界除了干力气活的就只有书生这一类人可以理所当然地称其为孤寒，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惨到底，因为书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清清苦苦地读书做学问，秀才人情半张纸。但这些来闯深圳的人都不是来做书生的，而是要赚大钱得富贵，他们中有不少人本就是能人，有着一身的本事：有些虽本事不太大，但在原来的地方失了意，失了意就是一种刺激，正憋着劲要长本事，有的既没有本事又不曾失意，但有的是求富贵的雄心；最末流的什么都没有，却有混生活的无限好兴致，以及同样求富贵的侥幸心理。这许多来闯深圳的人来了是要炒股、开公司、发大财，他们决不能让人认为自己孤寒，且不说他们抛妻别子孤身在外需要一个女人身体的温暖，他们也还有一种对外表明身份和地位的需要，这情形跟必须拥有轿车和房子一样，你可以不坐这车，但你不可以没有，没有就是孤寒。在深圳，身为男人却要打的出门，是件没什么面子的事情。
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谁能说标志是虚荣呢？拥有的女人，或者说陪你吃饭的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闯深圳的男人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懂得欣赏女人的气质，他们知道身边转着俗不可耐的女人的男人无疑是向世人宣布自己是没文化的暴发户）、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这点不需要谁来指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以后还将是这样。
而女人对成功男人的环绕同样不是虚荣心，不是男人们所指责的势利眼。一个成功的男人和一个失意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身边的女人会把这种不同一下就嗅出来，并且在心里将它们放大，再在与亲密女友的窃窃私语中再一次放大，好的会更好，糟的就更糟。成功男人的从容、镇定、骄傲以及由此带来的气质不凡就像光环一样美化了他们，又像阳光，使他们的周围的空气会比较轻、比较流畅，站在他们身边的女人（那些美丽年轻又没有什么头脑，靠男人的宠爱而获得成功感的女人）会因此容光焕发，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样一种成功的人被称为有福的人，福分这种东西是天之所赐，并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少数人才有，他们由福星高照直接变成福星，谁跟着他们就会有好运气。
那些失意的男人总是心情不好，他们既尖刻又脆弱，一点也容不下成功的人，他们总是要在女人跟前骂倒别人以变得高人一头，他们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十倍，有无数的计划但从来干不成任何一件事，他们怨天尤人因而心理阴暗，他们即使身边有女人也总是担心她们走掉，这种担心使他们患得患失、形容猥琐。一个总是失败的人被称为“衰”，在北方有一个相应的词：晦气。若是跟衰人在一起混难免不沾上衰气，难免不处处倒霉。是人都不愿倒霉，对女人当然也不能苛求。那些失意的男人即使在明亮的阳光下也是灰扑扑的，失意就像一种病毒，侵入了失意者的五脏六腑，损害他们的机体，它们在体内繁殖、膨胀，逸出体外像毒雾一样缭绕不散。
失意的人永远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失意，他们总是要把失意藏起来。他们起码要在吃晚饭的时候不要显得那么孤寒，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住宅和轿车，但是请女人吃饭却是必需的，这使他们看起来不至于孤寒，而不孤寒就是得意的开始。两个人吃早茶又两个人吃晚饭，或者消夜，男人有机会在女人的面前高谈阔论，将不着边际的勃勃雄心变成一种虚假的自我感觉，既迷惑女人也迷惑他们自己。
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观！无论是得意的男人还是失了意却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男人统统都要请女人吃饭。在深圳，这座充塞着玻璃和钢铁的大峡谷的都市，阳光在玻璃上变换了颜色，装饰灯如瀑布般流泻，满街跳荡着金银铜铁的光芒，尘土的颗粒也在这光芒中熠熠生辉，变换着橙黄、橙红、金色、黄色、白亮、红色等种种色彩，它们从容地从地面上升，升腾到空中，从容而轻盈，女人或者男人从这些光中走过，像风一样拂动这些轻如烟尘的颗粒。光尘弥漫直到深夜。
一切都是从请吃饭开始的
销售部的女孩是离老歪最近的女孩，他走进大酒店的方形旋转门就会看见她们，他走在大堂里也会看见，他走进电梯间也总是看见，他不乘电梯走楼梯也会看见一个那样的女孩地从上面步行下来，她们的高跟鞋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没有发出声响，的声音是老歪根据女孩的高跟鞋和下楼梯的步态想象出来的声音。女孩们不管在大学里多么野性不羁，走路蹦，来到深圳不出半个月，就会认同一种白领丽人的步态。老板或整个社会要求坐写字间的女孩穿正规的裙服和高跟鞋，于是她们一穿上这身行头就自然地挺胸收腹，把下巴收到一定的角度，把步幅调到一定的幅度并且走在一条线上，衣服（行头）确实是很重要的，环境（舞台）也是很重要的，女人被男人的目光训练得对衣服有了一种近似于本能的敏感，进入一套时髦裙服里马上就有了白领丽人的感觉，加上又有电视剧和周遭的榜样，她们身着行头出现在酒店的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