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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完全”脱离现实而进行的妄想与模仿，构筑了“新概念”作者的写作方式，当这样的写作在青少年中成为了主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主旋律”下的悲哀。给青少年读者形成意识上的认同表象，这种基于自恋、自私的认同感，显然是不可靠的，结果就是使人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失聪、失明，沦落到内心意识至上的境地。唯心论，显然是需要承载能力与思想的，而这些青少年读者，他们又是否具备？当然，不能籍此说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病了，有时候，内因往往是通过外因在起作用。当整个社会都病了，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趋利避害
的时候，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在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就再“正常”不过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当现实性的“趋利避害”影响这些早熟少年作家在“内心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再由此传导给他们那些年龄层相对固定的青少年读者，会不会形成一个从“现实”到“内心”再回归到“现实”的恶性循环？青少年的成长是无法抗拒的，同样，这个担忧也无法抗拒，或许将这个群体性想像加诸于个体意识有些杞人忧天，但那些张悦然与郭敬明的青少年读者“追星”式的狂热，让人不得不对他们的个体意识会否迷失在“群体无意识”里而产生疑惑。
张爱玲肯定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句“出名要趁早”会给若干年后的少年作家带来如此大的理论支持，更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商业文学风潮。我不知道七岁就开始学写小说的张爱玲看到“新概念”作家的作品会有什么指导性理论，但我觉得她有必要补上“出名要趁早”的下一句：“赚钱要赶晚。”当张悦然跟郭敬明式的“文学”成为青少年读者的主体文学概念的时候，商业对文学的摧残就会体现出来了，当病态的商业文学左右了文学思潮的方向，那离文学的没落也为期不远了。
然而是张悦然并没有意识到其写作方式给文学来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她甚至不如郭敬明坦然地公告自己对文学的消极态度来得干脆。反而正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当“新概念作家”、“玉女作家”、“80后作家”这些商业炒作下的头衔集于张悦然一身的时候，张悦然也开始飘飘然起来。她觉得自己的写作已经很成熟了，已经不再是小打小闹了。于是她要像小日本“脱亚入欧”开始思忖起自己的身份了。然而，令人又“必然”的是，她首先去做的却是与几个头衔中最符合她实际写作身份的“80后作家”划清界限，急切的发出了“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的声音，试图将自己和其他“80后”作家区别开来。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少年作家看来，“80后作家”无疑成了一个平庸的代名词，当“80后”不能吸引眼球与产生实质帮助的时候，这个群体的庞大性与基础性无疑有违于她们的“塔尖”身份，所以都欲离之而后快。当然，《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这本书的首发式，“张悦然们”还是要适当地去参加一下的。这让我对“张悦然们”凌空写作的趋利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于“张悦然们”来说，“新概念作家”的受众固定性，“玉女作家”的眼球吸引性，是有迫切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无法脱离的，那就必须适当保留一下。说到这里，必须得提一下“80后作家”中的李傻傻，他也曾发出“我要终结80后”的呼声，这与张悦然的呼声是可以有比较之处的，那是在80后的年龄基础上预告“80后作家”与传统作家一争长短时代的到来，展示自身并不需要依靠“80后作家”的名目来经营自己的文学理想，以求一种与商业炒作性质的脱离，还自身一个以实力说话的背景。前者是有选择性的逃离现实，后者是在实际境遇中前进，再将其与他们各自的写作属性结合起来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些在“新概念”庇护下的“空中”作家，跟他们的小说一样“趋利避害”，以目的的可达到性为基准，逃离实际，营建个人的“空中楼阁”，如果这不是他们的错，那就是“新概念”这个体制大锅的错，煮出了一大锅看似内心化实则世俗化的自恋与虚无。
结尾处，容我以张悦然式的小说语言来作为全文的终结：悦然、悦然，你为什么还不睡，你是来检阅我们对文学的忧伤吗？
是你来检阅小资的忧伤吗？
（一）
叙事的虚弱无力和深层思考的缺乏，正是张悦然作品的两大病症。而所谓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则更证明了张的尴尬：她有华丽流畅的文字，却内容匮乏；她出书如出唱片，却没有一本能给人留下深刻一点的印象。
此人的头衔一大堆，在街上远远望去只看到其身旁乌烟瘴气却见不到一张完整的脸。诸如：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新生代青春派作家，等等。也许多年以后的某天我从床下掏出一本发霉的书时，才会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一个叫张悦然的女子写的书，但此刻她的书并没有发霉而且还散发着阵阵香气，以致我路过的每个书店都会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犹如某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站在路口摆POSE。以前还很迷茫这是种什么味道，在看了安妮宝贝的书后才知道那个一直让我头疼不已的味道名叫：小资。
其实小资文学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书写着各种富有情调的文字，讲自己的虚幻故事和虚幻愿望。这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张悦然有一天突然不愿意起来了，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人面对媒体发出愤怒的叫喊：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单纯做一个小资女人倒也算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在原来她上学的高中，也就是实验中学门口，当年如果你想见张悦然那是很简单的事，放学的时候站在门口，看见唯一一个不穿校服浑身红绿搭配从头到脚都是饰品的那就是小张同学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心态了，一个把注意点放在打扮上的女人，她的文字必定也会也是俗气的，至少会很商业化。从她的文字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了五颜六色的渲染，和春树不同的是，张悦然写的文字在中国大把大把的有，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时尚少女教点基础的文法，也不会输给她；而春树的价值在于她所写的是如此真实和大胆，没有矫揉做作的成分，她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性世界。
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
要征服某些事物首先得自身过硬，很多人迷恋她的文字，说她的小说能产生如诗如画的
效果，堪称中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这就让人不免要对那些如此痴迷的朋友感叹一番，仔细审阅她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除了华丽的语句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似乎只有用这些技巧来填补内容的匮乏了，可以说她离真正的文学还差很远，这种距离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叙事的虚弱无力
大家有没有发现，她的小说故事是那么的经不起打击。和张佳玮、蒋峰他们一样，常常是通过繁琐的手法来诠释一些很简单的故事，而她的讲述却显得尤其的虚弱无力。就连她自己也说了：我的作品非常女性化，即便昆德拉的作品也打动不了我，我喜欢一些很细腻、很感人、非常激情的那种文字。光这点就在她的小说里到处都有体现，而故事的真正价值在哪呢？看余华的《活着》，没有任何过度的技巧渲染，但看了后会流泪；看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满纸的华丽叙述，不停地变化语序，这样的写作手法国内那么多人随便都能写。关键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故事有可读性但没思考性，这正是张氏作品最弱的一环。
２、深层思考的缺失
张悦然一直企图与当下“80后”脱离关系，以跻身作家行列，但她所写的却是不折不扣的青春小说，有着强烈的眼泪戏和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了的情感要素。透过她的多部小说，我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国内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我想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成为精品，至少要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和终极思考，而在她的众多小说里，我看到的只有小资才有的忧伤，而缺乏任何类似的深层次思考。刘索拉为什么值得人尊敬，就在于她所写的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一起跳舞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而张悦然的小说在一边与“80后”划清界限的同时，另一边又书写着所谓的青春、校园小说。我不认为她的作品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她的文字缺少让人信服的东西。
3、无需争辩的偶像写作
很多前辈都给张悦然撑腰说她的作品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更多的人在为她平反说她是实力派作家。我想想就觉得好笑，一个由媒体制造的神话值得我们去追捧吗？“并且还有那么多的FANS为其争相呐喊、助威、流泪，那么她不是偶像作家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张是偶像作家还是实力作家，我想说她哪个都不是，而是时势制造的产物。在“80后”的女性写作中，她并不拥有绝对的领先权。从春树的身上我们可以闻到一股野性的美，是一种让人忍不住想放纵的欲望，说春树是中国版的凯鲁亚克并不为过；但张悦然给了我们什么呢？是不是真如她所自诩的是纯文学呢？张悦然目前不可能成为实力作家，因为她没有那个实力，事实上能堪称实力作家的女性同志少得可怜。而张的文字顶多只能算是抒发青春的愤怒而已，在一个小资横行的年代，我们总不能指望一个以小资情调为追求的女人去告诉我们什么是纯文学吧！
（二）
如今的文学圈子说得好听点是“私人舞会”，说得难听点是娱乐场所。在这个圈子里只要有捧场的就没有不红的道理，记得给张悦然捧场最多的是作家莫言。莫言这样评价她：“我总感觉到，她的思考超出了她的年龄，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思考到这些，也就贴近了文学的本质。”不知道是不是我阅历尚浅，我很少在张的书中看到有如莫言先生提出的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更多的还是些很私人的故事。
再来看她出书的速度，则更是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汗颜啊，韩寒也没她这么厉害，而且她的小说一部比一部花哨，俨然在进行时装发布会，说她的文字好看还不如说她的小说装饰得非常精美，出书如出唱片。任何人都知道，出一本书意味着对自己作品的肯定，看过她书的人都有种逛商店的感觉，华丽的词语和流行的句式以及风靡城市大街小巷的言情戏让多少FANS为之痴迷为之疯狂啊。然而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张悦然缺乏一种大气，在她的书里到处都是很私人化的小资情调，加上急欲把自己从“80后”中洗干净而跃向纯文学领域的热望，让她的文字总是有那么点浮躁。
说真的她的文字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没有媒体可以划分一个人的流派，也没有人能定义自己的身份。当张悦然在发布会上很坦然的说自己不是“80后”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悲哀，为什么一个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这么避讳“80后”这个词呢？像张悦然那样，想要成为名人却只是靠装饰文字、靠出版类似写真集的“文学”的方法来奠定自己在圈内的地位，可以说这种盲目的举止只能让我们看到身为“80后”领军人物的急躁，当然这也是广大“80后”或者“90后”孩子的通病。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如此之久，至于去哪里找源头，这并不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是，以市场追捧率来衡量一个写手的价值本身就不利于写作者的创作心态，但话说回来假如没有那些FANS的追捧，出版业却又会陷入一片萧条。所以张悦然们一出来，就犹如闪耀的金子给死气沉沉的出版业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供需价值体系的被打破导致了很多类似张悦然的写手被一堆堆金子淹没，当媒体把焦点放在她们身上时，又有谁去思考过那些赴张悦然们后尘的孩子们呢？她们是否也会像张悦然们那样成为一个又一个小资的代表？
我宁可看见一个几年才出一本书的张悦然，而不是一个出书如出唱片写作机器的张悦然，当张悦然频繁地用“代表作”出现在各种杂志、书籍上的时候，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去讨论她到底是偶像作家还是实力作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安静下来去想一下她的成功其实只是一种失败呢？她的成功仅仅只是商业文学良好运作的体现，而远非她自己所说的，是本质上的“与80后决裂”后的纯文学。换句话说，商业的成功正好是以文学的失落为代价的。其实，她的小说完全可以看成畅销小说，至少那些文字具备了畅销的一切元素：美女、华丽的文字、如唱片般的包装、媒体的造势等等。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她离真正的文学还有很多路要走。她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审视人的存在价值，一个连存在价值都没有得到体现的小说又怎么能得到文学本身的认可呢？在这里也许我只能暗自祈祷，希望今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张悦然是一个会思考的作家，而不是眼前这个仅仅会作秀的机器。
（游走边缘，原名王念慈，1984年生，上海某大学大三在读，喜欢一切和先锋文化有关的事物，平时出入于各大网站，偶尔做DV和先锋戏剧。现在无间客栈、易扬文化传媒和麦田文学担当斑竹。喜欢博尔赫斯、卡夫卡、萨特、NIRVANA，厌恶一切焦躁的口号和文字。第六界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得主）
第2部分
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
把身体和日常生活当作写作的全部经验和存在终极，拒绝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写作，在当下还有泛滥的趋势，一如今年夏天强壮的暴雨。
女作家春树把自己的几张内裤照片放在自己的文本里；然后配上艳俗的封面，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之后还打入国际市场，在商业的奴役下，乐此不疲的练着文学的摊！
春树已然成为一个景观。她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痛楚和麻木，欢乐和残忍，她的坍塌、繁荣、热情，乃至她半真半假的忧郁她的残酷而愚蠢的青春，正在成为“80后”文学的一个重要景观。而所有的评论提及春树和她的文本时，几乎都会用上诸如“真实”、“凶猛”、“自我”之类的形容词，似乎一个另类而且有着某种崇高文学追求的作家，正在这一代中诞生。当然，关于什么是作家以及好作家坏作家这样的问题，已经非常混乱，我们都无法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在这里，我们且把复杂的问题留给后来人，我只就春树及春树文本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论。
性：龌龊的自传体和内裤横行的文本
长久以来，我一直痛恨着“历史小说”这么一个概念，“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把历史和小说弄到一起就成了不伦不类的太监。”余杰愤愤的说。我十分同意这样的说法，并觉得所谓“历史小说”比太监还可恶。作为真实事件写照的历史，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坚硬的、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需要被记住的真切事物，它容不得半点加工，时间的力量会让耻辱者耻辱高尚者高尚。而小说作为想像力的载体，是意识上的虚构，它是主观的，尽管它需要真实生活的气息，但他永远无法成为历史，无法代替历史，也无法与历史结合。
而作为历史小说的变体——自传体小说又显得更加变态，简直就是人妖了。自传就是一部个体的历史，它理应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必须拥有绝对的真实有效，但是作为小说却又必须拥有一贯的想像与虚构。那么所谓自传体小说就更加的不伦不类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另类？）。当《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打着“半自传体小说”的旗号出现的时候，也着实让我们嘲讽和痛恨了半天，但是实在没有想到的是春树会给我们这样愚蠢的借口：“我们还来不及虚构，眼皮底下的还写不完呢？……我想就是因为现实比小说还像小说，我们都不想回避它，只有原景重现。”我想说的是既然有如此精彩的现实，何必要拿小说来糟蹋呢？可以写自传，可以搞纪实，小说已经够惨的了。
后来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春树在另一处这样提到：“写作和生活永远是两回事，在写这些的时候我生活着那些。”这不明摆着自相矛盾么，前边说是要“原景重现”，接着又说“永远都是两回事”。这样的坦诚一遍一遍地让我们感动着。也许是心虚，春树在“自传体小说”的前面加了一个“半”字，这样一来，只不过是让人妖的状态更加神气罢了！
对于内裤横行的文本，我一直以为那是娱乐小记们热衷的事情，而绝不会是一个有尊严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作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女作家春树却把自己的几张内裤照片放在自己的文本里，然后配上艳俗的封面（怪不得有人把它当黄色小说买去看呢），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之后还打入国际市场，“目前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在欧美等地出版。”在商业的奴役下，乐此不疲地练文学的摊！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跨入了消费社会，社会消费品丰富了起来，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就是金钱尖锐的刺进了文学，畅销成为某些作者追求的终极；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以外的地方，追求卖点甚至制造卖点成为他们的写作动机。我并不是说文学一定要坚守处女般的纯洁，适当的商业利润是文学更好地发展的润滑剂，毕竟作家也要养家糊口。但这并不能成为有些人放肆的投靠商业而丧失人格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