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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八节 污点证人所谓污点证人，就是自己有犯罪行为，但又去揭发和指证其他犯罪人。污点证人制度，从立法本意来说，具有帮助、立功赎罪的作用。但是，在美国，这个制度却被滥用，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株连了很多人。首先，你自己是犯罪的，这是个大前提，你再去指证别人，在法律上，叫做与合作，那么你自己的责任就会受到的赦免，减轻很多。有这样一个案子，一男子确实在贩毒，被FBI抓获，他认罪，没问题，但让他合作就很难，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同伙。联邦给他出主意，如此这般安排一番。于是，该人的老婆就哭哭啼啼给丈夫平日的几个好友打电话说，她丈夫因贩毒被抓了，家里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没法生活下去，但她丈夫还留有好几包毒品，可以很低价卖出去以解燃眉之急，能否帮个忙，看你们还是其他人要这个东西，得款二人都分一些。那些接听电话的人，平时与其夫和她本人关系不错，有的是碍着面子，有的是推托，说，那我看看有无人要这个东西。好了，这些电话全被联邦录了音，立即将这些人抓了起来，“窜谋”贩卖毒品，有证人作证、有录音带作为证据，你法网难逃。这样，第一个贩毒的人就等于与合作，为做了事，其罪行可大为减轻，其结果本来可判他20年的刑，找了五人每人四年。其实那四个人根本没犯罪意图，只是碍于情面，没有当场拒绝而落入了联邦的圈套，而且还得去认罪，求得较轻的刑罚，否则去打官司，输了，可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出不了监狱。还有老虎也当过污点证人，他自己说，联邦让他指证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贩过毒，只和他在饭桌上吃过一次饭，但让老虎当证人，上法庭指证那个姓王的。FBI把他调去美国南部的一个州，上法庭的前几天，私下和他反复排练，好像演戏一样，怎样去指证他人，怎样去回答对方律师的问话，怎样手按着圣经发誓等，反复排演数遍，万无一失，这才上庭。果然，那个人被认定有罪，判刑18年，老虎这算是与合作，可以考虑减轻对他的刑罚。当然，这个假证，你不做也可以，让你做是给你面子，给你减刑的机会，好多人对这样的机会求之不得，你不做，有的是人做。反正是只要能减轻自己的罪责，别人冤不冤都不要紧的。这种制度将人性恶的一面充分表现了出来。那个被指证者，当场气得要吐血，但你有口难辨，陪审团不相信你，你被定罪无疑。大家都说，联邦的囚犯，100个人中，有50个认罪，49个不但认罪，而且与合作去当污点证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污点证人都是在做假证），只有一个人既不认罪，也不合作，坚持与打官司，而他的胜诉机会不到10％。关于污点证人、认罪制度还有很多例证。
正文 第十九节 瑞士银行家鲁根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以前，有些背景需要交代一下。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把很多从犹太人掠来的财富相当一部分存放于瑞士银行中。二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查扣了这些财富，究竟有多少财富，对外界来讲，谁也不知道，美、苏两国私下就瓜分了这些财产。二战后，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已足以影响美国的政策。在经济上的强大必然导致政治上有发言权。在美的很多犹太人提出，要求归还被德国人掠夺的属于犹太人的财产，包括在瑞士银行存放的部分。美国国会很多议员代表这个声音，并下令FBI调查瑞士银行的财产问题。因为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情况难以查清，有多少财宝，谁又拿走了多少，现在很难搞清。但他们知道瑞士银行应当知道这个情况的，但瑞士银行拒不配合，FBI便瞄上了本文的主人翁——杰佛瑞。鲁根。当时，既现时，鲁根任瑞士最大银行的律师，并且是银行的首脑人员，完全知道内情。FBI先是潜入瑞士，许以重利，要求鲁根提供情况。鲁根首先并不缺钱，他本人讲他有近三千万美元的资产，同时，鲁根富于正义感，不会作此下流勾当，出卖本国家的利益。FBI无奈，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鲁根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告诉鲁根，在新加坡还是在意大利（我记不清了）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理财项目，4个亿美元的。他们与鲁根共同为这个项目作投资理财（鲁根是金融、法律专家，对此行甚为精通），在三年内可以获得20％的雇金，又讲这个项目要和美国的什么银行有关等等，让鲁根去美国谈，鲁根没去。谁知，这所有的电话早已被预先录音，这是FBI事先设好的圈套，鲁根的两个朋友在已被FBI收买了，故意给鲁根打这些电话，诱鲁根去美国来抓鲁根，但未遂。然后FBI派员在瑞士秘密绑架了鲁根，用小型飞机将鲁根转辗运到美国，然后FBI何鲁根谈交易，要么告诉美国人关于财宝的确切情况，马上放他走，并给他一笔钱；要么美国将以窜谋伪造（美国）文件罪，最高刑是30年，他的那两个朋友会出庭作证，还有录音带为证。鲁根坚决不从，打官司。在法庭上，鲁根首先提出将他从瑞士绑架到美国是非法的，但法官却说，为了美国利益，将他人绑架到美国为合法，并说此事不属审理范围，仅解决检方控告他的罪状问题。后来鲁根官司打输了，陪审团定他有罪。他进行上诉，美国仍愿和他说交易，他坚决不从。鲁根大约五十多岁，蓝眼睛，黄头发，精通英、法、德语，他具有瑞士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他妻子是澳大利亚人，他给我看照片，他的别墅、妻子、女儿，非常漂亮。鲁根人很不错，他懂美国法律，整天呆在法律图书室大量翻看法律书籍。我的律师Oliver由此还专门把我和鲁根交出去面谈，鲁根对我说，你绝对是无罪的，放心，美国将来一定会赔偿给你的。鲁根还帮助我给律师写信，讲解美国法律。他讲，美国很卑鄙，特别是一涉及政治等问题，是根本不讲什么法律的，他和我都是受害者，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关鲁根的故事，以后还有介绍）。
正文 第二十节 “神经病”女老师当我在OTV初上英语课的时候，不只是谁搞错了，把我分在十一班，班里几乎全是西班牙人，老师用英语讲课，不懂的话，配一个翻译，翻译将英文全翻成了西班牙语。应于我本不太明白，翻成西班牙语我就更不明白了。我提出要调到有华语翻译的十班去，转班的过程中，又耽误了几天，我于是在十一班呆了几天，认识到了本文所说的神经病女老师，他就是十一班的英文老师，也可以说是班主任吧。
她是个典型的金发碧眼的白人，个头不很高，脸略有点胖，经常穿着条厚厚的裙子，头发披在肩上。1998年4月3日上午只上了一会儿时间的课，就让大家做作业，然后她播放西班牙舞蹈的音乐。她一边改着作业，一边身子随着音乐的节拍在扭动，还摇头晃脑。一个男学生离开座位，一边扭动着屁股，一边走进老师，伸出一只手，邀请老师跳舞。这个男生的动作很有节奏感，跳的西班牙舞很标准，很好看。女老师并没有接受邀请，只是晃着身子在笑，这个男生就不收回自己的邀请动作，两人在僵持着。学校的一个头儿（好像是四把手）趴在玻璃上看，学生们全都笑了，那个男生赶忙缩回自己的座位上去。那个校领导也笑了笑就走开了。这个女老师很有趣，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讲课和平时说话时，经常作出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上课时，如果有人侧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她会用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做出“嘘”的动作，然后弯着腰、低着头、蹑手蹑脚，好像“鬼子进村”的动作，走向那个同学，然后用手去捏他的鼻子，把他弄醒，也不批评，又上课。当她看到被捏的鼻子上有白色粉笔末时，她会开怀大笑，笑声大而尖（其实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可笑）。她的行为，不像她近40岁的年龄（是别人告诉我的），而像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华人很看不惯，那几个泰国人，说她是“神经病”、“老不正经”。我想，这也许是美国人的性格使然吧。
我从她的班转到十班，她还给我开了张盖有学校章的鉴定书，还写得不错。
正文 第二十一节 唱首东方红吧1998年4月5日晚上七点，在教堂听华语佛学讲授（在OTV，星期天是华语佛学课）。讲授者还是以前那个湖北籍的年轻长老和那个台湾师姐。两个小时讲完，师姐提议，大家唱一首歌，台下一福州人提议说，大家唱《东方红》好不好？大家齐声响应，“好”。长老和师姐面露难色，但也不好说什么。我知道，师姐她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唱上一次教的佛学的歌。于是在一人叫起下，三十多人齐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______”。老实说，这首歌现在在中国已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唱了。没想到，在美帝国主义的联邦监狱，被一伙囚犯唱起，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对这首歌，我是非常熟悉的。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吧，家乡的县广播站把广播安到每一户的人家里，每天早上6。30广播就开始响这首歌了，然后是新闻。时间久了，人们拿它当起床时的标志了，经常说，广播响了。每当东方红的前奏曲时，就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场景回忆。寒冷的天气、漆黑的夜空、昏暗的马路灯、倦意正浓而又不得不起的懊恼（该起床上学了）______还有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从太空中也是传来的这首歌______大多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吧或是更早时间，这首歌已不再是广播的前奏曲了（记不清了）。反正至少几十年没人唱了，没人播了。现在，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又被特殊的群体吟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正文 第二十二节 为何华人总是欺负自己的同胞在美国的监狱里，关有很多福州人，又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抢劫后被抓进来的。而且他们抢劫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华人同胞。有人说，既然抢，就去抢美国有钱的白人和西班牙人，为何总是对自己的同胞下此毒手，跑到国外还是“窝里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专门问了几个屡次入室抢劫的人，综合数个人的意见，他们是这样的观点：1、语言问题。你要抢别人，总要让被抢着明白你要干什么，那些抢劫者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很低，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讲不全，让他们用英语去抢劫，真太难为他们了，老外根本听不懂，而自己的同胞则不存在语言障碍；2、老外平时几乎不带现金，消费时总是用各种卡，你抢来什么用也没有，而且老外喜欢超前消费，下个月的钱还没到帐，这个月先用，把它预先消费了，谈不上有余钱在身边，而华人，多数不用卡消费，喜欢现金交易，平时身上总带有现金，喜欢存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超前消费的很少，所以，总有钱带在身边或存放于家中；3、观点不一样。老外一遇抢劫，不管有无损失多少钱财，总是去报案，犯罪分子被抓住审判时，老外经常去当证人作证。而华人，一般自己被抢不多或没有物质损失时，一般不会去报案，即使报案，当抢劫者被审时，也不愿出庭当证人，一是怕浪费时间，影响打工收入，二是怕当证人被报复。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形成了老乡抢老乡、华人抢华人。还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曾有2名福州人，抢了一名意大利黑手党人的钱，后被黑手党抓去2名福州人，一个被推进巨大的绞肉机，另一个人当场目睹后方了回去，让他报个信，以后谁敢对意大利人行抢，这就是下场。此例在福州人中流传和影响甚广，故华人无人去抢意大利人。韩国人、印度人这些少数族裔人一般群聚而居，很团结，一人有难八家援助，华人也不敢动他们。还有那些黑人，就更差劲儿，经常上顿吃完，下顿饭还不知何处去找的主儿，你抢他？他还想去抢你呢。
正文 第二十三节 在OTV买东西在OTV的每个unit；刚一进大门的左手边、CO办公室的旁边有个类似于书架的倾斜的格子架，里有一格子是放一叠子购买东西的表格和MCC表格上列满了商品的分类、名称、价格（当然全是英文的），你需要什么，在旁边打钩即可。中午也有卖，但时间很短，仅两个小时，绝大部分是在晚上的供应时间。晚饭后，你就去商店门口排队，有一个专管买东西秩序的CO在每个人排队购物的表格上用很粗的彩笔写上顺序号，即购物顺序。一般是在下午6点钟，商店开门，由CO按表格上编好的顺序叫号，每次可以进商店10个人。CO把这进去的10个人的表格从一个窗的缝中投进去，就进了商店卖东西人员的里面。里面有那么六、七个犯人，根据表格所列品名拿一个大筐子（塑料的、方型），在货架上拿东西，取好商品后，连同那张表格放进筐子，放到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是进去的10个人排队的窗口（共有2个窗口）。10个人进了商店门后，里面用铁管围成半人多高，直角弯曲的走廊，人顺着走廊进去，有2个窗口买东西，每个窗口都是CO在具体和买者打交道。窗口装有扩音器，CO叫一下你的名字，你走上前去，递上你的“ID”卡，售货的CO与筐中表格上所填校对后，就用电脑打印出一张你的购物单，上有名称、价格、数量、你的编号、帐号及你帐上的余额，一张手掌大小的长方形黄单子。然后把物品经过一个仪器，上面“吱”地响声过后，就递出来，经购买者清点无误后，就在一式两份的黄单子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购买程序就完成了。
在商店门口还有两台电脑，只是屏幕面对着人，你只要输入你的密码后，上面就反映出你的帐上还有多少钱，你一周消费的最高限额等。里面的东西，除香烟以外，平均比市面上的商品贵一倍以上。我买了件绒球衣，15元多，我知道在外面它仅值7…8元，香烟因为是免税的，故每包平均便宜一元左右（关于价格的事以后在记）关于买东西，只要你贿赂了在商店里拿东西的犯人，这个贿赂品一般是一包香烟或者等值的其他什么商品的代价，特别是水果，0。25美元一根香蕉，长短、粗细、新鲜程度均不一样，你贿赂后，就可以得到最大最好的香蕉，还有其它水果也是如此。
正文 第二十四节 在美国的6场官司我第一次去美国，1996年8月…1996年10月两个月时间，打两场官司。第一场，我委托一家律师所，他承诺帮我办在美的绿卡手续，收了代理费1千美元。当时双方口头谈了一次后，在口头上将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讲清了，但我回去后自己起草了份合同，将谈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但后来，经朋友指点说，他们根本办不了，不是他们谈得那样简单，后来我去交律师费，别人都说，钱一进了律师所，想要出来比登天还难（当时那个律师所在黄金商场的地下室）。我不信这个邪，第一次我根据合同条款充分阐述理由，使那个武汉大学法学硕士（自称是美国律师）无话可说，第二次就顺利全额拿到了退款。当然，谈的过程中，我也用了很多语言和技巧，尽管没有上法庭，实际上是律师和律师在办公室的较量，我胜了。朋友都说，真想不到你能全额要回来。
第二场，我在法拉盛语言学院报名学英语，交了325元学费。仅上两个多星期，我不想上了，准备回国，要求退款，学校不退，说是学校有规定。于是在朋友郭某的帮助下，我写了一份诉状，准备递上美国的小额法庭（美国有一种争议标的不超过500美元的小法庭，很简单的程序）。在送去之前，我将此情况告诉了学校，如不退款，在法庭上见。当时学校说，那就上法庭，但晚上却打电话来说，款是不可以退的，但他们为我想一个变通办法，刚好有个学生要来上学，让这个学生直接把学费交给我，这个学生就顶我的课上了。我知道，这是学校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就同意了，于是325元扣除了两个星期已上的钱，剩下近300元都退给了我。
第三场，（即我97。5来美国后）与美国警官打官司。我把买老板的车从康州开回纽约，但第二天，在车窗玻璃上夹了五张罚单，共265美元，单子背后有说明，如果不服的话，在30天内去交通法庭打官司。这五张单子的处罚理由是这样的：前后不挂车牌2张；年检标记不见了1张；在不该停车的地方停车2张。我自己想，也与朋友商量，想出如下理由来：两个铁牌没有在前后挂上，我在后面挂了一个（其实我放在车厢内后玻璃上），是因为回来纽约天太晚了，修车行已经下班了，再者，如没挂上，警官如何知道是我的车牌号，最多只能罚一张；在不该停的地方停车，是因为禁止停车标示隐藏在树丛中，晚上回来根本看不到，不该罚；洗掉年检登记，是因为不懂英语。想好对策后，大潘的太太当我的翻译，去了74街的交通法庭。在法庭面前，我和翻译都手按着《圣经》发誓说，所讲话全部是真的，将如上理由重述一遍，最后法官判罚两张，我们当场交钱后就完了，减掉150元。美国人还算讲道理。第四场，和蔡宽雄的律师费官司。根据合同规定，我和太太交1千元给蔡，约定，办不成，对方只收200元手续费。后来，太太回国了，我也不想办了，让蔡退款，蔡不退，当然有次蔡在邮电局让我退了一张110元的邮局票（Moneyorder，在某些场合可代替现金使用），我没给蔡。后我给蔡讲了，他这是经济诈骗，要告他，他才又寄来了600多元的支票，共全额退800元。蔡很不高兴。第五场，与保险公司打。在我第一次被车撞（实际上是谋杀），我只当是交通事故，对方保险公司说，让我把车报废，他们按这个车的出厂日期到目前的折旧赔我1800元。在朋友的指点下，我不答应，我只喜欢我原来的车，要将车全部修复。几经交涉，对方同意，赔我2280元美元。我又是全胜了，我将车没修，又约定卖给朋友800元，但还没有交，这辆车就被摧毁了。第六场：这次被联邦陷害，入狱，但最后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