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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
…
第六章
奥雷连诺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武装起义，三十二次都遭到了失败。他跟十六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这些儿子都在一个晚上接二连三被杀死了，其中最大的还不满三十五岁。他自己遭到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二次埋伏和一次枪决，但都幸免于难。他喝了一杯掺有士的宁（注：一种毒药）的咖啡，剂量足以毒死一匹马，可他也活过来了。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荣誉勋章。他曾升为革命军总司令，在全国广大地区拥有生杀予夺之权，成了政府最畏惧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让人给他拍过照。战争结束以后，他拒绝了政府给他的终身养老金，直到年老都在马孔多作坊里制作小金鱼为生。尽管他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但他唯一的伤却是他亲手造成的，那是结束二十年内战的尼兰德投降书签订之后的事。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穿过脊背，可是没有击中要害。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马扎多的一条街道拿他命了名。
然而，据他自己寿终之前不久承认，那天早晨，他率领二十一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投奔维克多里奥·麦丁纳将军的部队时，他是没有想到这些的。
“我们把这个镇子交给你了，”他离开时向阿卡蒂奥说。“你瞧，我们是把它好好儿交给你的，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它该更好了。”
阿卡蒂奥对这个指示作了十分独特的解释。他看了梅尔加德斯书里的彩色插图，受到启发，就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制服，制服上面配了元帅的饰带和肩章，并且在腰边挂了一把带有金色穗子的军刀；这把军刀本来是属于那个已经被枪决的上尉的。然后，他在市镇人口处安了两门大炮，鼓动他以往的学生，叫他们穿上军服，把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使人从旁看出这个镇子是坚不可摧的。其实，这个鬼把戏未必有用：的确，几乎整整一年，政府不敢发出进攻马孔多的命令，可是最终决定大举猛攻这个镇子时，半小时之内就把抵抗镇压下去了。阿卡蒂奥在执掌政权之初，对发号施令表现了很大的爱好。有时，他一天发布四项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人都须服兵役，宣布晚上六时以后出现在街上的牲畜为公共财产，强迫中年男人戴上红臂章。他把尼康诺神父关在家里，禁止外出，否则枪毙：只有在庆祝自由党胜利时，才准做弥撒、敲钟。为了让大家知道他并不想说着玩玩，他命令一队士兵在广场上向稻草人练习射击。起初，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些。归根到底，这些士兵不过是假装大人的小学生。有一天晚上，阿卡蒂奥走进卡塔林诺游艺场的时候，乐队小号手故意用军号声欢迎他，引起了哄堂大笑。阿卡蒂奥认为这个号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