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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皆以兵讨，屡败之。《质实》云：兖、海、曹、华，四州名。按《新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李陷宋州。丙辰，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曹华传》：华为兖海节度使，李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冯氏不察，误以人名为地名，殊堪鼓掌。又《纲目》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云：曹华，宋州楚丘人。夫牧隶之曹华，即破之曹华也，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遂则凭臆见以释之，何耶？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朱梁既篡，《纲目》于纪年处虽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凡五镇。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镇冀则王，魏博则罗绍威，易定则王处直，卢龙则刘守光，皆唐时藩镇，唐亡而诸镇未灭，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不宜竟从删削，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为赵王，罗绍威邺王，刘守光燕王，王处直北平王），不异梁之属郡，故不复分注。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钱谬为吴越王，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审知闽王，刘隐南海王，隐卒，又以其弟岩袭封。）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当温时并未窃据，乃已列之为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反不书镇乎？若谓钱Α之吴越王，审知之闽，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刘岩之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皆有国号，则之赵，守光之燕，绍威之邺，处直之北平，又何尝无国号乎？说者又谓：《纲目》本据欧阳公《五代史。十国世家》为断，有世家则书，无世家则不书，故吴越等分注，而河朔诸镇独从略。然李茂贞之王岐，欧阳史并无岐世家，而《纲目》列之梁、晋之下，何以独遗河朔乎？《纲目》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茂贞亦稍久，而河朔诸镇，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是以分别如此。然既列之为镇，则吴越等固镇，而河朔亦镇，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四年丁卯岁下，则云是岁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凡九镇。以后某镇于某年灭，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魏博壬申年灭，卢龙癸酉年灭，镇冀、易定俱辛巳年灭），较为得实。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自为一镇，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
○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即朱友谦），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将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合门屠脍！我辈归则同诛，决不复东矣！”绍琛遂反。《质实》云：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非也。是时崇韬甫遭枉害，庄宗绝无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诸将所称，乃谓朱友谦耳。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后附于晋，晋封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传》载友谦旧将之辞曰：“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明白如此，而《质实》妄指为崇韬，杜撰亦甚矣。
○辽复号改号《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曰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故《续编》亦仍之。迨隆绪之初立也，复国号曰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阅八十馀年，而洪基复改称辽，自后遂以辽书之矣。夫改号、复号，国之大事。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继书而改称辽于后，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绪之复号契丹，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而仅见于分注也？
○夏人、辽人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大败之。《发明》云：夏称人，贬之也。夏人轻举入寇，不为无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辽人为夏请和。《发明》云：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故特进而称人，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夫曰曲在夏，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曰责在中国，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何其予夺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贬，于辽曰进，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元元年），斯何罪而贬之？辽人复来议疆事（神宗熙宁八年），又何德而进之哉？盖夏人、辽人，皆恒辞也，周氏之说转凿矣。
○昏德公、重昏侯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绍兴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按朱子《纲目》，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隐帝乾二年，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夫纪所封，以著其实，而仍故号，以存其体，朱子之权度精矣。今《续编》书法如此，较诸前书义例，迥不划一。
○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云：《纲目》凡书赐及第，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或载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周氏此说非也。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今者及第出于上赐，是以国士遇梦炎也。其后枢务，晋台司，实基于此。乃立人本朝，毫无匡救，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国士之报，果安在耶？《纲目》特笔书之，明其进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颜事仇，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与缀行之众士乎！或曰：是则然矣。宝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状元宰相也，特书其赐第，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
●卷十六○三皇五帝《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妄国《书序》乃以优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则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颖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于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考，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以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颖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是颖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系词》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者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之谓：《系词》以羲神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又如《三皇纪》谓炎帝神农氏，则神农即炎帝也，而谯周《古史考》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史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则轩辕即黄帝也，而罗泌《路史》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岐说纷纭，学者固未便臆断矣。○尧、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东、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皆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则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策》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说见《吕氏大事记》）。故高诱《战国策》仍以东周列于首，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虽在西周，而王则在东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而改以西周为首，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