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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状况，要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不平衡状况填平补齐，以便缩小缺口，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第六，工业生产首先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三年跃进主要是数量跃进，有些产品质量下降，品种没有赶上去。今后两三年内，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来安排生产。
第七，要进一步合理地改进管理体制。总的要求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统一，把权力适当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中夹局和中央。
第八，必须合理布局。过去讲布局，通常只是指工业的布局。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单讲工业布局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布局应该以工业为中心，包括农业，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应该在建成全国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成各大区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经济体系。
第九，必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两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
领导干部绝不能丝毫忽视群众生活的安排。从国家计划来说，除了安排好农业和重工业、交通以外，还必须把市场和轻工业生产安排好。我们应该在保证居民消费逐步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
第十，坚持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运动。我们在胜利的时候，绝不能离开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依靠群众，同群众一道想办法。
在上述十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李富春还从思想认识上强调要特别注意4点：一是要把科学精神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只有科学分析，没有革命热情，容易犯右的错误；只有革命热情，不注意科学分析，容易犯左的错误。二是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三年中战略上有藐视困难的革命气概；但是在战术上，对克服一个一个具体困难重视得不够。拿计划来说，有的指标定得侗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对具体困难估计不足，对具体解决问题重视不够。三是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四是要把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统一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李富春的上述讲话，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较为系统的总结。讲话不仅指出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些认识局限。但是这一总结，侧重于宏观经济的管理，特别是强调加强政府对于工业与基本建设的直接管理与作用上。关于农村问题的总结，基本上回归到年庐山会议前对大跃进教训的归纳。实际上，在这场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与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加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利，搞活农村经济是并行的有效做法。微观搞活是宏观形势好转的重要基础。因此，与调整期间各地战胜灾害的实际经验与做法比较，这一总结并不够全面。
全国计划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1961年若干产量指标作了进一步调整：
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改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改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尽管这些指标仍然偏高，但是考虑到对于降低指标统一认识有一个过程，这次降低毕竟是一个进步。全国计划会议以后，12月16日，李富春致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计划会议情况时，李富春解释说，明年钢产量指标安排2％万吨，只比今年预计的1850至1860万吨增加160万吨，增长81％至87％，但是钢的质量和品种都将比今年有较大改善，八大品种钢材生产580万吨，比今年的470万吨增加110万吨，增长23。4％。1961年的计划安排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自觉地去掌握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三、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与八字方针的正式通过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揩示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至少7年不变），坚决清理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要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平息下来，也并不容易，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处理实际问题。就全党的认识来说，当时的调整是为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消除混乱，纠正无序，理顺关系，填平补齐，在平稳中保持较高速度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当时许多人还没有从原来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对调整的紧迫性缺乏认识。因此，经济调整工作中，仍不时出现反复。如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仍认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生产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争取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这依然反映了以钢为纲的观念。到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更严重的问题是，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的后果，并不能随调整工作的逐步实施就很快得到消除。这年秋收时，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其他工业原料和人民日用消费品也十分短缺，形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严峻的事实教育了人们：
必须客观地估计形势，下决心正视问题，纠正失误。
1961年1月14日至15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听取汇报，并作了几次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八字方针形成和贯彻的指导思想。在会前的1960年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浚有想到，譬如刮共产风的问题。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等，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强调：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是很重要的一条。过去是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他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毛泽东说，解决问题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了，不大摸底了。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同意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针对自己在工作方法60条中归纳的关于设第二本账的问题，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于，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1961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三年来第一次没有据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这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了新的工作方针。
在1961年1月3日的汇报会上，李富春讲到1960年计划的四个缺点（即忽视农业，指标偏高，权力下放偏多、偏下，执行检查不够）时，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开始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万吨是否也会很难。刘少奇插话说：制定计划的基本精神，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一个余地问题，如炼钢，有矿石、煤运输问题，总要使炉子跟前有点储备，和人吃饭一样。国家要有点储备，太多了就叫积压，太少了就不能周转。今年计划要使各方面能略缓和下来。当李富春讲到1961年计划要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毛泽东插话说：你这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间有休整一样。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两年农业减产影响了工业，看来农业机械化、化肥未上去以前，工业是不能大上的，过去农业是层层加码，收购也是层层加码，以后再不能层层加码了。
根据李富春的汇报和1960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中央工作会议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方吨，煤炭则调高到43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减到900个，财政收入调低到630亿元。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和讨论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
对调整的实质性内容，李富春着重作了以下阐述：
（一）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他一再强调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这就是说，要先安排好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并且指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加快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
（二）加强综合平衡工作，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李富春指出，要在1961年的计划中，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即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
（三）实行全国一盘棋，加强集中颌导。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破除迷信，打破常规，企业中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被冲破了，管理混乱，制度废弛，设备因超长运转而严重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不整顿企业，国民经济调整的各项措施就很难落实。李富春看到了整顿企业的紧迫性，特别提出整顿经济部门和企业的任务，他说：1961年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加强集中领导，全会批准上年9月党中央关于在全国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全会标志着国民经济停止了大跃进和以钢为纲指导方针，转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轨道。但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的惯性作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全会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偏高。其中工业总产值23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农业总产值65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0％。如果按后来经过核实的1960年的实际产值作为基础来计算，则需要分别增长40％和58％，粮食和棉花也要求比前一年的实际产值增长42％和50％。这些指标显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开始从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进行，但是由于1961年的计划指标仍然过高，对工业和基建融动不大。当时的主要调整方面有：
（一）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三十条），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取消过去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连同1960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1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明确规定公社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横加干涉，只能协商和建议；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得继续无偿调用生产队的资金、物资、农业设备、林土、牲畜等；不得侵犯社员个人的财产，应恢复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分配上严格执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原则，取消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平均主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给农民生活带来一定的改善。
2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公社化运动以来，很多地方实行一平二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根据23个省、市、区重新估算的数字，平调总数为247亿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477元。对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和劳力，必须进行认真清理，坚决退赔。退赔以实物为主，用社、队和社员个人欠国家的债务抵作一部分退赔资金。对退赔有困难的社、队，国家要给予必要的资助。1961年上半年，拨付资金约25亿元。
一部分地区发了少量期票。3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农村粮食紧张的情况，采取少购少销政策。
1961年征购量8094亿斤，比1960年的1021亿斤减少212亿斤。同时，对农业税税率进行了适当调整，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为240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
4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在农村，压缩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精简县社工业、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等事业，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城市，则精简和动员一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从1960年秋到1961年春，新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2913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增至5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1961年1月，决定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是：稂食20％，油料13％，生猪26％，家畜和蛋37％。部分省市还对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收购价作了调整，提高幅度达50％。把农副产品区分为一、二、三类，分别采取不同的收购政策：对一类产品（粮、棉、油），继续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对二类产品（猪、牛、羊、鸡、蛋、烤烟等24种），通过合同进行洽购，完成任务后可上市自由销售；对三类产品（不属上述一、二类的农副产品），则允许上市出售，自由定价。
6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向农村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桐油等，组织手工业和部分工业企业全力修复、赶制农具、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到196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911万马力。化肥、拖拉机、农药等支农工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1960年为16。7％。1961年增至同时，中央还于1961年6月发出《关于城市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解决了手工业集中过多、合并过多、限制过死的弊病。
（二）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在克服困难中加强中央的有效领导，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作为中央派驻各地的代表机构。1961年1月，申央规定，在二三年内，经济管理大权应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局。中央还决定，从1961年1月起，所有生产、基建、物资、劳动、收购、财务工作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政要集中，不许有赤字预算。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管理，改进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和税收管理工作，划清国家财政收支和人民公社财务收支的界限。全国企业利润收入的比例从13。2％降至69％，并规定此项资金不得用于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种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把全国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
（三）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为调整城乡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平抑市场物价，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投入，国家决定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万人，城市人口增至13亿，工业摊子铺得太大，这是不恰当的，应该下决心精简，动员一部分职工还乡，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经过努力，当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左右，职工人数从1960年的5044万人减少了万人。这一措施的实现，等于减少为城镇提供三四十亿斤粮食和二三百万吨生活用煤，减少蔬菜供应15亿斤，少支出工资2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