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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等于减少为城镇提供三四十亿斤粮食和二三百万吨生活用煤，减少蔬菜供应15亿斤，少支出工资20多亿元。
（四）压缩货币流通量，稳定和调剂市场，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主要措施有：（11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力争减轻市场高品供应的压力。1960年，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5亿元，1961年又将社会集团购买力从上年的753亿元压缩到492亿元。（2）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对占职工生活支出总额50％－60％的粮食、棉布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为调剂人民需要，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对部分消费品有计划地实行高价政策。1961年初，全国100多个城市开始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以后推广到全国各城市。3月，又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高价饭馆，后来又陆续决定以高价出售一部分自行车、钟、表、酒、茶叶、针织品等。
1961年和1962年，总计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这些做法既适应了人民需要，又回笼了货币。（3）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国家既保证燃料、动力、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又组织力量努力生产与试制化学纤维、塑料、玻璃纤维等新型工业原料，以补充农业原料的不足；还增加了黑铁皮、冷拉钢材、镀锌薄板、小口径无缝钢管等短缺品种的生产，以供应国内轻工业品的发展需要，从而使市场供应紧缺局面得到缓解。（4）增加流通渠道，改进商业工作。1961年5月，中央拟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规定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是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在商品流通中，要求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对农副产品的收购要大力推广合同制度。
这一阶段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支援农业和缓解市场供应方面有所转变。农业生产开始改变前两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
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由1960年的748亿元减少到269亿元。
·2。全面调整中的计划
工作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对高指标不愿退到同意退，从勉强退到自觉退，并在退够的基础上发展的过程。
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年并没有执行。如前所述，就在1960年12月中央仍然发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认为，能不能完成当年180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动员全体职工，战胜一切困难，为保证这项任务完成而斗争。1961年，由于高级干部中对形势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害怕反右倾，害怕被说成是对三面红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尽管那时已认识到不调整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但仍然不敢大胆调整，所以，这一年调整不够，耽误了一些时间。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初，进一步统一了广大干部对调整工作的认识，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一、进一步统一对调整工作的认识
（一）决定对工业和基本建设进行重大调整
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计划，由于指标仍然过高，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更加严重。到71961年78月间，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趋势，尤其是煤炭大幅度滑坡，日产量只有44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0％，大批企业由于动力供应不足停产。面对这种局面，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年计划安排的会议上，批评了调整不力的状况。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去年钢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指标定高了，大家为完成指标而奋斗，对贯彻八字方针，填平补齐的劲头就小了。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调整什么、巩固什么、充实什么、提高什么洛部、各地区、各行业都要搞清楚，具体安排，不要再拉长战线了。现在的提法应当是：保农、保轻、兼顾国防。旗帜鲜明地推动了全面调整。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工业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了，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进行调整，主动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到这时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可靠的水平上来。
9月2日，毛泽东主持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他将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在这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打乱了生产关系，违背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工业方面，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长，生产任务重，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做得不好，生产组织工作也做得不够。其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纠正。第二阶段是从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一时期，头脑又热起来了，茌工农业上来了几个大办，在商业上搞大购大销，带来更大的五风。再加上两年大面积的灾荒，使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工业方面，1960年又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1840万吨钢的高指标，并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84亿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得多）。下半年，为着争一口气，在财力和物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力量保钢。因此，各方面绷得很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实际工作的毛病主要出在这个时候。第三阶段是从1960年北戴河会议至今，农村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特别是十二条、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在工业方面，八字方针并未具体化，年初仍然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过高指标。明知非退不可，但又不甘心退，弄得东凑西补，一再努力而生产仍然上不去。这个时期，粮食、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更突出了。
李富春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计划工作的任务。五条经验教训为：第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第二，工业的发展，首先要保证当年的正常生产，然后茌可能的条件下来安排基本建设，安排扩大再生产；第三，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所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讲究经济效果；第四，工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第五，必须改进计划工作。毛泽东表示赞同李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9月2日。
春关于从盲目到自觉的看法，他说：老祖宗恩格斯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飞跃。什么叫自由？历来搞不清楚。后来才搞清楚：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现在，富春同志的报告里头不是说吗？开始认识这个必然性了，因此，我们有希望。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尖锐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半瘫痪状态，八字方针提出一年多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工作，但是效果见得不多，就是因为到处都在调查，到处都在搞八字方针，还是情况不明，还是方法没有找对，所以见效迟，见效慢。现在我们大家考虑一下，第一步把煤搞上去，抓这个重点，带动其他。因为工业、民用各方面都要用它。要以市场为中心搞轻工业和手工业。重工业也要生产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产品支援农业，生产广大人民需要的日用商品。基本建设要首先服从填平补齐的方针。企业管理要一个厂一个厂地抓，从建立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搞起。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事情办错了，要错的明白，现在错的不清楚，究竟是谁搞错了？现在情况不清，为什么？一种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怕反映了挨整；还有一种是讲假话。总结经验教训，就是指标过高、过大，基本建设战线拉长，或多或少地打乱了生产关系，违反了总路绫。如果指标不是这样高，形势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紧张。现在的提法应当是：保农、保轻、兼顾国防。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对于认识当时的形势，切实贯彻调整方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次庐山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三年来的经验教训，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和八字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调整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特别是会议作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不仅为扭转工业滑坡的被动局面指明了方向，而且为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动员全党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铺平了道路。
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下决心退够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3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庐山会议之后，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党中央开始考虑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调整和综合平衡的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无降为87亿元，钢产量降为850万吨，粮食产量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全国计划会议调整后的计划指标，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确认。然而，由于多年来反冒进、反右倾的心理沉淀的作用，在同年12月6日到11日讨论年计划的会议上，做出了钢、煤、木材、石油四个指标不能再退的决定，留下一些高指标的尾巴，1961年12月畅观楼会议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直到1962年西楼会议后才彻底割去。
（二）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1962年1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标志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争论的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从1960年下半年提出八字方针，到1961年这一段时间里，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认为，形势很严重，处于非常时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一部分同志并不这样认为，觉得形势并不那样严重，还想伺机而上，一直等待反右倾。
实际工作是按前面一种看法进行的。由于措施坚决，因此经济回升得比较快。持后一种看法的同志，在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并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但当经济形势好起来，他们又指责说，怎么样？形势并不像你们估计得那样坏吧？七千人大会集中地反映出全党思想茌一个转折关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对几年来错误的深刻反省，也有暂时渡过困难然后再企图跃进的热望。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外，还有地（市）、县党委和部分大厂矿及军队各大单位的党委主要负责人，共计7118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统一思想、调整国民经济的动员大会。
会议期间，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中不准备提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浪潮中，赶超英国的口号所带来的后果是各地各部门经济指标再次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战略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又兴奋地降到7年，再后来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的落后情况，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猛烈爆发，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搞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否则，必然遭遇挫折。如果说大跃进期间的一个突出错误，就是高指标，那么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造成高指标的一个重大因素。刘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判断，实际是放弃了。这一口号的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注意从实际出发，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也没有讲《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陈云、周恩来等反冒进的时候，《纲要》也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说，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书面报告时不提，是因为《纲要》制定时调查不够充分，一些指标缺乏依据。
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还解释不清楚。实际上，单凭理想构建出来的一大二公的模式，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毛泽东曾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将公社的规模化小，由原来的两万多个增加到5万多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这些措施的采取，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的问题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献和报刊上就很少提到一大二公的问题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不提城市人民公社，以后经过调查再说。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一次反右倾，带来人们不敢讲不同意见的恶果。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分析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1月27日，刘少奇又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他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就全国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交，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说，现在都不取消，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进一步作结论。这些看法，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得坦诚而透彻，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也在工交一组的小组会上发言，坦率地就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工业、交通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高、大、散、乱，我有责任。由于对形势估计错了，特别是对农业增产估计高了，以为1959年粮食过了关，工业可以大搞了，因此向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如建立一些经济体系的问题，结果各省都要建立一个体系，加上权力下放过多，遍地开莅，齐头并进，就由此产生了分散主义。计划工作做得不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损失，这二年心情是沉重的。归根到底，是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不高，是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体会不够，是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不完全。所以，缺点和错误应当首先由综合机关、计委负责，首先由我负责。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而1962年又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最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为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提出了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多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全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