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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开会征求意见；在农村，供销社要召开社员代表会议监督商品供应。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要监察这些工作。
5。农业的包产到户。
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为了使吃饭第一工作落到实处，中共安徽省委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方法。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推行这个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三次上书毛泽东，解释包产到户的优缺点。5月7日刘少奇在湖南省与农民谈农村工作问题时，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实行包产到户。虽然他说总的来讲不能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有些零星生产，如荒山等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
当年这些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和做法，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借鉴西方经济管理经验的远见卓识，在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建设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河的示范地位。在经济调整当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制定和实施《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宏观上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微观上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以致责任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在不少企业中，瞎指挥、乱操作的现象严重，许多设备受到了损坏；有不少的金业，不计工本，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国营企业的全民财产和人力受到侵犯，或者受到其他方面不应有的无代价的调用；许多企业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许多企业的党委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党委本身的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期间，国家一方面从宏观上调整国民经济，同时在微观上也对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工业七十条》是在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在薄一波领导下，由国家经委副主任饶斌具体负责拟定的。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赵荫华等。1960年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就开始组织一些同志下厂调查。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又进一步加强了企业调查和调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薄一波于1961年6月带领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到沈阳，边调查、边讨论、边起草，袁宝华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在沈阳起草了企业管理工作条例的草稿。然后，薄一波带着写出的草稿，赴哈尔滨、长春等地征求地方和企业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8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衍4天会议，逐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将文件定为七十条。后来又经过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9月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将《条例》题目中管理两字删掉了，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工业七十条》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章程，是调整时期整顿工业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五定是摸清和核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办法，是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五定就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
（2）十分重视协作问题。强调了凡是需要和能够固定的协作关系，都必须固定下来；固定的协作任务要纳入计划；协作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单方面废除。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问题是：原有的协作关系，中断了的，要尽可能迅速恢复；由于条件变化而不能恢复的，要另行安排；不正常、不合理的，也要重新安排。需要建立的新的协作关系，要迅速建立。
（3）对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衍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在党委领导下依靠群众、建立一个厂长负责的统一的生产行政的指挥系统。此外，还要在以厂长为首的行政领导下，建立和健全技术责任制、财务责任制和其他的责任制，使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都有专人负责，使各个岗位的职工，人人都有专职，克服和防止责职不明、无人负责的现象。条例草案强调建立一系列的责任制度。
（4）对企业的技术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5）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强调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根本原则。不计工本，不计盈亏，是不符合这个原则的。除了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需要国家给予计划补贴的少数企业以外，一切企业和生产部门，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都不容许发生亏本赔钱的现象。
（6）对职工的工资、奖励、生活福利专列了一章。关于劳动报酬规定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工人的工资形式，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根据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有利，实行计时工资制或者计件工资制。强调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切实做好生活福利工作。
（7）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党委会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企业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要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
（8）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木能多头领导。企业的生产任务，企业的人员、物资和资金，除了按照中央的规定或者经过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的同意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改变和调动。《工业七十条》关于企业管理体制的这些规定，有利于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国营工业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权；有利于发挥企业本身和行政主管机关的积极性，并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把这两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工业七十条》的贯彻执行，采取面上普遍传达，能改的马上改；点上分批试行，企业一个个地进行整顿。到1962年第一季度检查时，第一批试点的3000个工业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企业内部的关系，企业管理都有所加强和改善，生产也逐步好转。
由于工业调整与企业整顿同时进行，到1965年，大跃进中受到破坏的国营工业企业大部分都恢复了元气。
（五）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计划工作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国家计委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坦诚地指出，在计划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指标过高、战线过长、权力分散、计划多变，综合平衡工作做得很差。并且对改进计划工作提出了15条规定：
1。计划工作必须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亦事，加强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生产资料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关系，以及积累同消费的关系，使建设和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安排计划要抓住重点，但必须照顾前后左右，不能一马当先，不顾其他。同时，注意加强各个部门内部的综合平衡。加强大区的计划，在全国的统一计划下，按照各地区的特点，逐步实行以大区为单位的地区综合平衡，中央各部的按行业的综合平衡必须同地区的综合平衡相结合。【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2。国家各项计划之间必须互相衔接，比例适当。各级计划机关必须坚决改正注意工业而不注意农业，注意建设而不注意生产，注意生产而不注意劳动、成本、财务，以及注意数量而不注意质量等片面性和局部观点。
3。在全面安排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调整当前工业各方面关系的重点政策。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应该先保证当年生产，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不论生产计划还是基建计划，既要安排好生产消费，又要安排好生活消费；既要计算重工业可能提供的原材料、设备和动力，又要计算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轻工业可能提供的各种消费品。
4。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是基本建设计划的基础，安排基本建设必须连看几年。同时，要编制国家储备计划。
5。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必须密切结合。长期计划必须充分可靠。年度计划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瞻前顾后，注意以丰补歉。
6。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不要用对待全民所有制金事业单位的直接计划的方法去对待它们。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7。工业和交通计划的编制，要从认真计算每个行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出发，结合企业的外部条件来安排，而不要从主观设想的框框出发孤立地进行安排。工交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数量、质量、重要品种指标，以及必要的技术经济、经济效果指标。
8。按照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来安排基本建设，首先是满足当年生产的需要，其次才是照顾长远建设的需要，不允许再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分散力量，造成浪费，影响当年生产。中央只安排重要的直属企业和事业的投资，对于地方投资，中央只确定少数全国性的重点项目，其余的投资统由地方结合自筹资金加以安排后上报，列入国家计划。
9。企业的协作关系，不仅是国家计划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实现计划的重要保汪。
重要的协作关系应当列入计划，并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做到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和协作件定点供应。
10。加强劳动计划的管理。
11。综合财政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在资金方面的集中反映。各级计划机关必须编制综合财政计划，进行全面的财力平衡。
12，国家计划必须全国一盘棋，防止和克服各自为政的分散现象。国家在拟定控制数字时，应当给地方留一定机动，由地方提出安排意见。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按规定的比例提取一部分。
13。各项计划的确定，必须实事求是，把需要和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确定生产指标应该留有适当的余地，分配财力、物力应该保留必要的机动。
14。改进计划程序、计划方法和统计方法。年度计划实行两上两下的编制程序：即先由地方和部门提出主要指标的建议数字，国家计委、中央局计委和国务院各口进行研究平衡后，由上而下地颁发控制数字，经过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分讨论，再由下而上地提出计划草案，经过逐级综合平衡，制定全国的国民经济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下达执行。国家计划必须保持严肃性和相对稳定。要经常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解决执行中的问题。加强统计工作。
15。改进计划机关的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多。
这15条规定是在总结大跃进中计划工作的敦训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中共中央于1961年10月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在此基础上，加强了成本计划的管理工作。10月13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发出《关于加强成本计划管理工作的几项规定的联合通知》，对1959年3月在这方面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关于成本和流通费计划的编制范围，规定中央各部负责编制所属企业的计划，省、市、自治区计委负责编制所属县以上的地方企业和农业计划，基本建设、事业费、四项费用、农副业生产及生活福利等费用均不得计入成本和流通费。关于成本和流通费计划的内容，这次规定工业成本计划包括按成本项目计算的产品成本计划、企业生产费预算和按产品计算的产品成本计划；农业成本计划包括国营农牧场成本计划和主要农牧产品单位成本计划，此外还有运输成本计划、商品流通费计划和建筑安装工程成本计划。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编报成本和流通费计划时，必须同时报送简要的说明书和有关的主要经济指标。在综合所属企业成本和流通费降低率时，电力、煤炭、森工、交通、商业和建筑工程部门按部门法计算，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按工厂法计算。有条件的部门可以在成本计划中，加上一项每万元商品产值负担成本额，作为孝核指标之一。报送程序采取两上两下的办法。与国民经济计划同时上报，确实因客观原因不能同时上报的，最迟不得超过10天。通知还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成本和流通费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并加强统计工作。以保证计划的实现。这些规定使成本计划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
·3。经济调整的继续与完成
一、确定二五、三五计划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
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结束时间为1962年，正值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之时。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未达到计划指标，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87。7％，而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
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大量资金，经济建设只得到微小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为了使刚刚全面开展的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在二五和三五计划之间设置一个过渡阶段。
1962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会上着重讲了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和克服目前困难两个问题。针对宁左勿右的思想，他针对大跃进以来计划指标的教训风趣而深刻地说i财经小组搞了个1962隼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1958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1960年调高一次，从1800万吨钢调到2000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天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他说：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在全国人民克服严重困难、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时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继续北戴河会议的讨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发生这种转变，同国内外形势变化有关。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同年，我国的一些边境地区局势也很不平静。在中苏边境，4月中旬，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同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按过去的经验，对应这种形势，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国内经济形势，虽然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扭转，但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这些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后，加之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我国间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分歧便逐步发展起来。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联系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调整工作过程中领导层内产生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他把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5月会议对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重这个实事求是的估计称为黑暗风。把包产到户的主张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称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称为翻案风。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这些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