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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8万余字的长篇申诉信。彭德怀在信中叙述自己的历史和参加革命的经历，郑重地向党申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
8月22日，他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上插话，批评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
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很明显是指国家计委。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带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过去几年，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深刻体会主席的思想，就是说，没有认真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做好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工作。
情况表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中央领导有不同见解。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汲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也部分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庄倒一切的。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10月15日至11月1日，国家计委会同农业、工交、国防、财贸、文教、科学六个方面的部委领导做进一步研究，提出1963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委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如何估计经济形势，这是编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对经济形势好转的程度估计夸大或者估计不足，都不利于合理、全面、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
在1962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对经济形势作了客观而又辩证的分析。他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有了显着的好转，看不到这个好转，看不到调整的成绩，看不到已经从被动转向主动，看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作用，看不到光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或者认为没有问题了，可以把八字方针放在次要地位了……也是错误的，是要吃亏的。他告诫说：经济形势的好转，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来辛勤努力所取得的，如果不继续小心谨慎地做细致的工作，就不能巩固。全国计划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者对形势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认为1962年总的形势正在全面好转，但还只是开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年的水平，基本原料、材料工业特别是木材、煤炭、有色金属、特殊钢材等还是薄弱环节，国防工业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此，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争取更大的好转、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在鼓足干劲的同时，步子走得要稳，工作做得要细。有了这样的共识，在安排1963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大家的思想比较冷静了。会议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案为80亿元，各地方、各部门还嫌不够，又追加到亿元。经过讨论，大家认为85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同意搞两个方案，第一步先按照70至75亿元的投资来安排项目，第二步到夏收之后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再调整。会议初期，各地方提出的1963年职工人数，不是减人，而是要增加30万人左右。按照中央定下的两年减少职工1056至1072万人的任务，1963年需要减少职工170万人左右。
地方的要求同中央的任务相差200万人，加上中央各部委要求增加的人数，差额更大。
经过讨论后，与会者都认为必须完成中央规定的减人任务。会谈形成了关于1963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其中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在1963年全部积累额中，用于农业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在财政收入新增加额中，用于增加支援农业的资金也占一半左右。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业的部分占30％，比一五计划时期的92％和二五计划时期的16。5％的比重有相当大的提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李富春全面汇报后，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3年经济计划安排意见。
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九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干部盲目乐观的情绪重新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各地将1963年当做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形势？调整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了？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在处理国民经济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指导思想。6月1日－15日，在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一种意见提出，把调整作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调整的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坚持，虽然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1963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毛泽东指示，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学会管理，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今后三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时，针对重新出现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调整从1961年开始要进行5年，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还要继续调整。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i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他还强调指出以下两个问题：（一）基本建设是真正的基本建设，不要把四项费用、设备更新统统包括在内，要老老实实，有多少就是多少。（二）搞一个城市规划。沈阳市的烟（尘）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能消灭？要搞一个城市规划，列入基本建设项目，几年搞完，定了以后交给市里管。程子华汇报说，使用了20年到50年的旧钢轨需要换的有13万公里，其中干线6000公里，计划3年搞完。邓小平指示：算什么三年搞完？算什么明年搞公里，后年搞3000公里？现在就搞，今年下半年就搞1000公里，免得天天提心吊胆。
并旦指出，要研究外贸两年以后的变化。再过两年，外债都还完了，每年可以省5－6万卢布。那个时候，进口和出口一些什么东西？要联系国家建设，搞个规划。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指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现在不搞了。
1963年、1964年、1965年调整三年，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假如1963年到年是调整，加上19611962两年，实际上就是五年调整。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把基础打得更扎实，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得更好，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搞得更好，不要仓促。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1963年、1964年、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水平上取得基本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走上正轨。这样就把原来设想的三五计划起始时间，由1963年推迟至1966年。
在指导方针上，中央提出，1963－1965年，在过渡阶段应当贯彻执行以下四条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作为其中的四条方针之一，使过渡阶段的经济方针更加丰富、具体了。
在执行八字方针的重点上，前两年贯彻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这三年虽然也叫调整，但内容多少和19611962两年有所不同现在开始的调整更着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前两年的调整是被迫进行的，后三年的调整是主动、有计划地安排的。在实行三五计划前再用三年继续调整，使国民经济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获得一个稳定可靠的发展新起点，这不但能为新的五年计划和更长期的发展规划奠定牢固和成功的基础，而且在五年计划的相互衔接与发展比较上也更便于操作和计算，更有利于计划的制订。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农轻重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等）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工业备部门要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更新设备，发展专业化协作；各部门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要走上正轨，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以上特点反映：后三年的调整是在恢复之中有发展，在继续调整之中偏重于巩固、充实、提高，采用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的正常做法。
二、对计划管理的反思与改革
在1963年至1965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中央关于调整工作的指示和新形势下计划工作的改进问题。摆出了计划管理的大量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在讨论中，各地认为，中央要求在三年调整期间，做好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更新、专业协作的工作，内容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把改善经营管理向官僚主义者借款，学会管理经济的本领和增加积累作为调整的内容，意义更为深远。
各地认为，计划工作年年有进步，改变了管工业多、农业少的状况，逐步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加强了计划工作的集中统一和综合平衡，搞了不少调查研究，抓了一些具体工作，建立了部分规章制度。总的看来，计划比较稳当了，工作比较主动了，干部也得到了锻炼。也有许多同志反映，在计划体制、组织机构、工作关系、工作方法和干部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很多是老问题、老意见、老得不到解决。其中反映得最多的是中央和地方（当时称作条条和块块）的关系问题。
工业管理体制被称作敲锣、卖糖，各有各行。中央各部门由于自管自，大都不愿搞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地方一没有钱，二没有设备，想搞也搞不成。以致许多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资源白白浪费。如天津发电厂一年有30万吨炉灰要扔到海里去，水电部宁可花1000万元买条船运炉灰，却不肯给地方一些钱，生产炉灰砖。长阳的铁矿含磷，如果只从冶金部省投资、少用焦煤的角度考虑，矿石要洗选后人炉，磷的资源得不到利用；从整体考虑，综合利用资源，采用原矿入炉，这固然冶金部的投资要增加，高炉用焦比要高，每年可以生产80－100万吨磷肥、200万吨矿渣水泥。为了避免部门间协作的扯皮，减少交易成本，许多部在安排项目时，都力图自给自足，自成系统。如六机部、交通部在上海扩建和改建的江南、上海等船厂，它们的多余铸锻能力达铸钢多余能力达90％，铸造多余能力达75％有个炮弹厂有些搞运输的老马，工厂不能用了卖给农村逐可以用几年，但是根据企业管理条例，马是固定资产，喂不好死了可以，就是不能卖。
国家计委的基建投资数字来自中央各部，这些安排如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符也很难改变。譬如在机电产品生产方面，计划管理同企业管理、物资分配制度和财政制度矛盾很突出。生产计划由一机部拟定，材料、设备由地方分配，往往与计划衔接不上。一台万能铣床需要钢材39种、289种规格，有色金属16种、143种规格，辅助材料221种、322种规格，材料供应由地方分配，往往保证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农业资金的使用也由于分兵把口、条条下达，农业基建、农贷、农林水事业费、支援穷队、农村救济、上山下湖、排灌等资金，由六七个部分管，既造成苦乐不均，更难以发挥效益。在物资分配上更难衔接，企业当年申请，部门当年平衡、当年安排生产、当年交货，解决一个配件最快也得四个月，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四个小时即可送到。计划管理体制头绪太多也造成了大量重复工作。如重庆市计委在1963－1964年的一年中，先后收到上面下达的1965年工业计划58次。其中，国家计划2次，中央个部（公司）15次，省计委3次，省14个厅（局）38次；有正式计划、增产计划、专案计划、调整计划等。地方与企业不仅难以发挥积极性，而且被大量繁琐的报表占用了时间和精力。【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农业计划的问题也很多。如华北的同志反映，现在农业计划多头，农业、林业、牧业和水利建设不能统一安排，不利于综合采取措施。农业建设资金由农业、农垦和水电几个部门分头控制，多条下达，资金的使用各有规定，项目细，管得死，地方不能综合平衡，资金不能集中使用，项目不能成龙配套。河北反映，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建设资金花了近30亿元，1963年投资4亿多元，使用分散，收效不大。如果集中使用，分期、分批打歼灭战，效果会更好一些。北京反映，水电部规定电灌的低压线由群众集资建设。但是，积累少的地方，群众办不起，只好用国家投资建设高压线，代替低压线；而积累多的地方，群众愿意建设高压线，国家又不给物资。许多同志建议，对于农业建设投资，国家只规定使用的原则，由地方统一安排，报部审批。北京的同志还要求把小型农田水利事业改为长期低息贷款，由县收回周转使用。
对地方投资的安排。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扩大地方机动投资的比例，有的同志建议实行二八开，给地方20％的决策权；另一种意见，要求双轨制，条条安排直属企业，块块安排地方企业。条块结合不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许多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地区的综合平衡。现在，不少省、区实际上只能搞粮食、劳动力和砖、瓦、沙、石的平衡，其他方面，摸不着底，沾不到边，搞不了平衡。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上述问题由来已久，国家有关领导早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的1956年八大前后就已察觉。在1956…1964年一再集中提出改革计划工作的要求。
但是拘泥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改革总是不尽如人意。
1956年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于1958年形成了一条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远远大干宅的积极作用。因为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而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在60年代初期暂停后，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发展。正值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蓬勃发展之际，陈伯达就发展电子化学工业，提出改变计划体制下条块分割、资源不能综合开发利用等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就此再次严厉批评计委，责令其改革工作。但是在1964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对于如何改革意见很不一致。地方普遍要求扩大自主权，而国防与国家工交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建托拉斯。
1964年毛泽东批评计委工作之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各级计划干部作了一次集中的反省。华东沿海的老城市对技术改造问题的意见尤其突出。他们算了一笔账：改造一个冷轧带钢厂只花90万元，但从1958年到1963年就上缴了利润2700万元，支援了19个省市和70个军工单位生产的需要。改造一个钟表元件厂只花99万元，三年上缴利润183万元。上海有个乐器厂，厂房是竹棚的，只要花12万元改造，每年就可增加利润25万元，可生产一流产品，出口创汇增加一倍。可见改造老厂比新建厂投资省、收效快。但是在国家计划中只有基本建设计划，没有技术改造计划。技术改造缺少投资、设备和物资。在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90％以上的投资用在扩建项目上，用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只占7％－8％，结果老企业设备失修，技术落后，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增加。而基本建设也由于战线长，半截工程很多，1958－1960年投资转为固定资产的只占60％左右，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