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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95％。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5。9％；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11。2％财政收入五年合计为2800亿元左右。五年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1970年按8亿人口计算，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粮食425斤，食油42斤，猪肉15斤，糖32斤，棉布及化纤织品22尺。
4月2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这是最后一次讨论，如果通过就提交中央工作会议批准。李富春先介绍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加强基础工业。他最后提到：安排中存在的矛盾是：为了抓农业，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此如工业的九大设备都未安排上，交通方面，铁路只搞川黔线、滇黔线的一段、白山子一乌鲁木齐、壤胡路。国防公路，有些安排了，有些安排不上。他还指出，国防方面，小而全的体系，还是原来的七年建成，提前两年有问题。专国家计委档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第二部分。
案是否也相应地推迟两年甚至三年。砍掉和推迟一些工业和国防项目，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的财力还是捉襟见肘。负责农业的谭震林发言同意对农业的投资安排。负责国防的罗瑞卿在发言中也对削减军费开支表示理解，认为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邓小平最后总结肯定说：这次计划是按照新的方法搞的。还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搞不好，农业和国防也上不去。但是，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所谓计划按新的方法搞的，指的是李富春从去年起改进国家计委工作的三点意见。内容是：要把研究分析资料和典型调查相结合，选择十来个基层单位建立联系，进行摸底；在搞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对重大问题允许争论，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产生不同的几个计划方案。显然，大跃进时期由最高领导人一拍脑袋就定计划和指标的作法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痛感。
然后，邓小平又说：计划留有余地，也是一个方针问题，一切计算都要以低数为基础，年度计划可以在此幅度中进行调整。这是针对大跃进时期盲目追求高指标而发。他特别说到粮食问题：粮食产量，能够达到四千三百亿斤，按照八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五百五十斤，就可以过了。当前，人们的面色大有改变，说明生活向好的方面转。
一般来说，营养够了。邓小平说：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最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决定：将这几个本本印出来，向刘少奇、毛泽东汇报，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补充。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不时频频发问。
当汇报到钢只搞质量好并合乎需要的产品时，毛泽东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又说：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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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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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一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李富春说，计划存在一些矛盾，要平衡处理。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入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毛泽东的屁股比喻，显然和李富春以前说的不一样，是指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
汇报到邓小平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
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量稳产农田的主张，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最后，毛泽东强调说：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要采取像一波同志所说的赶猪办法，走一百里路，是越赶越壮好些，还是越赶越瘦好些？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做得好些，要保持下去。搞经济建设也是一样，越走越急，行么？还是要少而精，而且要打歼灭战。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祭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陈玉梅、大寨陈永贵的精神。这次汇报，毛泽东的思路和邓小平等人有着一些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虽然毛泽东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些意见，但总的看法是一致的。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三五初步设想。5月18日，李富春作说明指出：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四亿五千万亩旱涝保收农田，治理三河，保证大江、大河、大水库的安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国防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到1972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工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发展为农业和生活服务的化肥、化纤工业，增加农业和国防急迫需要的品种，发展新技术。交通方面，铁路要首先加强旧线，新线主要是修通川黔、滇黔等干线。
按照这个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如张家口一白城子、成昆、湘黔线，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酒泉、攀枝花这两个毛泽东特别予以重视的后方钢铁基地的建设，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最后，李富春着重说明了这个计划中存在的矛盾，实际就是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投资相对不足的问题二、国际风云变化使毛泽东改变计划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对三五初步设想安排不满意。会议进行中的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有些动气地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逋，我就骑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第三线的指示，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都陆续讲话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这个计划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周恩来说：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他批评三五初步设想说，这个屁股问题，是由两个拳头而来的，是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过长等问题。对三线建设，哪些要办，哪些放在第二位，要考虑，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刚才小平同志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差五十亿、六七十亿。搞攀枝花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有牵动。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差几十亿，我们有一千亿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别的方面下降得不多嘛。酒泉是放到第二位的。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也是放到第二位的。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三五初步设想安排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基础工业的建设。因为国民经济形努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首先，他明确地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再次强调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追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这是对李富春领导制定的三五初步设想指导思想的批评。
其次，他严厉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的结论是：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是对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的批评。
他实际上排出了两种先后次序。1制定计划的依据，要以农、轻、重为序，从能生产多少粮食出发，而不是从要计划生产多少钢铁倒推。2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三五初步设想的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再兼顾国防的需要，然后从这两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投资次序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毛泽东原来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抓战备的，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北京与各大区书记谈话，他激愤地斥责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后，又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你们作副的，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是什么原因又使毛泽东把国防和基础工业放在第一位了呢？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后写出一份报告，5月9日报罗瑞9即，罗又分别报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时间恰好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1。工业过于集中。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72。7％，舰艇制造工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工业的44％）。
2。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土的城市，有20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防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时一起遭到破坏，同时，这些交通要点，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我国现有容量达到l亿到350亿立方米的大水库232个，其中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有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此外，尚有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显然，根据报告，战争一旦爆发，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那么，有没有敌人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呢？
让我们看看60年代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
东面：在美国加强军事援助和政府内部分人的怂恿下，台湾蒋介石政权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从1962年到1965年问大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五次派出40股武装特务登陆进行骚扰活动，前后被歼灭人。美国的U－2军事侦察机和间谍卫星不断地深入中国腹地拍摄军事情报。1961年9月，美国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代号为高跟工的大型核战争演习，除核武器未使用外，其他都予以实施。1962年9月，美国又进行了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动用全球美军的代号高跟II核战争演习。基本设想是：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随即扩大到欧洲，并且由常规战争扩大为核战争。
南面：1962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开始逐步升级，由出钱出物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参与。美国有人还制造舆论说：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中国东北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将实施穷追，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这些话的潜台词是，美国将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中国又面临着与朝鲜战争前期相似的威胁局势。
西面：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军队悍然由东段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前后毙、伤、俘虏印军8700多人。其后，虽然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停火、撤军和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战争停止，但殁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
北面：从1960年起，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侵占中国领土，驱赶、殴打、绑架中方人员事件。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不久，苏联派驻重兵进入蒙古。
上述四面，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包括其控制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及日本等。美国可能入侵的方向，是战略防御方针的焦点。早在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制定了积极防御战略，抵御从海上、特别是东南沿海方向的大规模进攻。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林彪替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指责这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主张：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二者大体上以长江（实际上是以长江以南某海湾）为界，在其以北是死守地区，以南是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来。这一思想后来概括为北顶南放方针。当时的理由，一是中国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基地和政治重心城市大多在东北、华北地区，必须守；二是北面有苏联、蒙古的可靠盟国依托，可以寺。按照这个战略，东北、华北地区应该进行大规模工业基地建设。这是一五计划的区域重点依据。
从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北顶南放方针逐渐被诱敌深入方针取代。1964年6月16日，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尾声，毛泽东又来到十三陵水库，在大坝旁边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否定了林彪的战略方针。他说：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