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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钢铁基地以及三线地区为国防工业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的映秀湾、龚咀、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的夹江、湖北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天然气，继续进行华北和大庆油田的建设；机械工业重点建设四川德阳重机厂等，以及重庆地区为国防工业配套的项目；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三线地区为国防服务的项目，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粮食3900－4000亿斤，棉花3900－4000万担，钢1300万吨，煤炭239亿吨。发电量750亿度，化肥1065万吨、棉纱770万件，铁路货运量52亿吨。工农业总产值2112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工业总产值增长11周15日至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66纲要。他特别强调抓农业的重要性说：准备打仗、搞三线建设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投资少一点，也要把农业继续搞上去。会议原则批准了1966纲要，21日由中央加批语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首先指出1966年必须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加快国防工业和大小三线的建设，抓紧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然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调动农民积极性，认真同群众商量，切实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增加粮食生产和储备，积极抗灾备荒。作为要筹划方方面面的大国总理，周恩来考虑较多的是在抓好三线建设的同时，尽量能够继续抓紧农业，不能放松，使整个国家和各个方面的经济建设平衡一些。
1965年2月28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农业工作会议代表讲话说？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3月5日，他又对讨论农业问题的九省一市负责人说i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10年到15年更好，但必须要5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他的观点实际和当初邓小平把粮食当作真刀真枪是一致的，但落脚点放到了战备上。
7月6日，周恩来出访回到新疆，给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做报告时再次说：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11月一13日在全国计划、基建、财政专业会议期间，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幽了三五计划的五大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这个说法显然和中央新通过的三五计划国防第一、农业第二不一致。晚上，余秋里以反映代表意见形式，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对地方和部门讲的，目的是提醒他们不要偏废其他方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央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上，周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把三线建设作为重点的方针。
毛泽东也同意了周恩来继续抓紧农业的意见，于是，就有了中央要求省、地、县、社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的那段批语。
毋庸讳言，在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曾经存在着战略上和具体安排上的一些不同认识和考虑，但决策确定以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就尽心竭力地去执行、完成。三五汇报提纲形成后，细心的周恩来派人专门给在北戴河养病的李宫春送去一份，李认真地思考后，写出了如何处理好二、三线关系等详细意见。周恩来醒目地批注道：先送主席阅。这里边有好意见，我收到的一份早转秋里，在起草计划时注意研究和采用。邓小平立即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参考。正是这个同心协力的局面，保证了1965…1966年经济建设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成功。
三五汇报提纲和1966纲要以后虽然有不断修改，但可以说奠定了后十年建设的基本骨架。周恩来对这个计划给予较高的评价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屡次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在编制和执行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初步设想时，对三线建设和农业、战备和吃穿用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虑。他说：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周恩来后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归纳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8月23日，他解释说：备成，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这是计划工作的战略指导，也是计划工作经验的概括。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总结性地提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其次，是从国力出发，不能搞得太紧张的思想。
毛泽东在最初提出三五计划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建议时，因为大家一时难以理解，确实使他心情过于焦虑，出现了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语。当三线决策已经确立，开始规划时，他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头脑发热会有危险。6月16日他听取余秋里汇报后提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亿到9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6月26日，他又对在身边的汪东兴说：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跟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搞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
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毛泽东还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教训为鉴，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根据他的意见三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了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投资被大大突破达97603亿元，但比大跃进时期的二五计划实际投资120609亿元仍然要少得多。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四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惨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根据这个精神，尽管三线建设占用了大批投资，使农业暂时不能得到更多发展；尽管后来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生产遭到冲击，仍然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农业仍然能比较稳定地持续发展；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现象。较低的指标使三五计划有了一些回旋余地，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幸吧。
最后，提出了农业机械化的长期规划设想。
1966年2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文件，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才能获得解决。我们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2月，毛泽东批示说：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作出计划，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信说：
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
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建立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和农业情况基础上的重要探索经验总结。
（1）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机械化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规划长期、持续地解决。（2）中国又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国家，在中国正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的60年代，国家不能不把主要资金投入到工业化进程申，工业也暂时不能对农业机械化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因此，必须靠调动地方积极性，自力更生解决。（3）上述原因决定了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中央对地方要予以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不应当是大跃进时期的无偿调拨和集中投资，而是要通过地方自己生产留成和地方自筹资金向中央购买的准市场方式，动员群众，稳步地解决。
毛泽东还看到了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因素中，地方积极性不仅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关键，而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没有积极性，即使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解决农业问题。他在信中提出疑问：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如果循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发展农村企业将成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有利途径，也有可能会超越农业机械化问题，出现一个改变当时的农业政策乃至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新探索。为人民坪旷备荒懈决衣食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出发，给予地方甚至农民较大的自主权，由他们去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同时国家不再采取完全计划调拨和征购的方法，而是用市场流通手段，给地方甚至农民以承包的留成权利，准予发展地方和社队工业。令人遗憾的是，这当农业政策中的思想火花和当时制定的农业机械化规划一样，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酝酿和发展，三个月后就被充满着平均主义理想色彩的五七指示取代了。
·3。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对经济建设的干扰
一、三五计划的良好起步与文化大革命的突然发动
1966年4月17日，余秋里主持国家计委党组，经过对三五计划前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向中央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关于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设想汇报提纲》，指出：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
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攀枝花铁矿，1968年可以基本建成年产6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甘肃酒泉镜铁山铁矿，1968年可以建成年产3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
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原计划在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8年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冶金工业在大三线配合国防工业的项目，除遵义薄板厂以外，1968年都可以建成或者基本建成。
刘家峡水电站，原定在1970年安装的第一台22万5千千瓦的机组，1968年就可以安装起来。
四川天然气，原计划1970年生产50亿立方米，可以提前在1968年实现。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主要建设任务都可以在今年完成。
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搬迁的210介项目，1968年可以建成。
成昆铁路，1968年可以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
报告令人振奋地指出！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年的计划指标。报告肯定地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三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面对大好形势，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到1970年，三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将接近现在东北的水平，煤、电、有色金属将超过现在东北的水平。这样，三线就比较硬了。另一个就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成计划之后，再腾出手去抓好农业，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备后方建设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然而，正当三五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毛泽东却悄然地把目光移开了他原来急如星火的计划中心－－哉备工作，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国家和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就在国家计委提出报告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还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出现全面内战最后令他自己也无法驾驭局面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考虑到主要方向的转移会影响三五
计划的进行。事实上在动乱最严重的三年中经济建设已经陷于停顿和倒退，导致原有的计划无法完成，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毛泽东为什么要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各种分析原因的论着极多，但很少从经济方面分析。从目前的材料看，大致有三个因素的作用：
第一个困素是，毛泽东从大跃进后的分歧得出结论－－进行经济大革命，必须先进行政治大革命。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考虑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发展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晰。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是一场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
从60年代初期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通过经济调整，逐步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些错误，与退居二线但内心仍在坚持自己设想的毛泽东开始发生分歧。毛泽东越来越认为，这些分歧是通过经济大革命实现社会构想的主要阻力，其根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必须用政治大革命为经济大革命扫清遒路。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高速发展，反而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险。
此后，他的注意力开始由50年代末期的大力提倡六亿神州尽舜尧地建设共产主义而急剧转向妖为鬼蜮必成灾地强调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的一件大事是三线建设，可以称为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另一件大事就是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内范围的阶级斗争。
1963年四清开始时，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主要针对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对干部还是正面教育为主，要求他们深入调查、参加劳动等。到1964年6月，在阶级斗争为纲认识指导下，得出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严重错误判断。年底中央制定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今后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内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刘少奇对此不能理解，在四清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以后，毛泽东又认为四清运动的斗争形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正像他后来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兰五计划指导思想问题上，毛泽东也与中央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争论，而年以战备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他对三线建设的心情也不像1964年那样急迫。他认为，三线和四清之争都是现象，修正主义才是本质性的主要危险。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