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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险。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共产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长期在中央担任秘书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在文化大革命后回忆：小平同志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泽东同志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同志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茌这时扎下的。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第三个因素是三五计划的战备建设取得初步成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约翰逊政府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对策，得出的趋向是：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经不可避免，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关键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加以限制。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后，1965年2月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政府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派出部队到越南承担防空、扫雷和军事工程建设。美国高层又有人主张轰炸北越时，应考虑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但约翰逊谨慎地守住了这条底线。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美国绝无意与中国作战。同时也通过英国确认：绝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变化。毛泽东历来的态度就是：不惧怕战争，也不首先挑起战争。据此，中国政府对美国侵越多次发表的声明是强烈的，也是克制的。
1965年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美国时向约翰逊转告：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他还说：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一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中国将采取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坚决抵抗。中国还通过其他方式转达了上述意见。5月31日，陈毅分别约兄了英国驻华代办和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说：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美国方面迅即作出了反应。6月4日传话给英方：已经收到了口信，约翰逊总统将研究后答复中国人。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并辩解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样，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冻结状态，双方互相公开谴责，但实际行动上都比较谨慎克制，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就中美之间来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1964年美国计划袭击中国核设施时下降了。
毛泽东当然没有把判断建立在美国人的表态上，这时候他比较放心的是：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三五计划执行一年多，已经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成就，初步建成了战备后方。
二、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对计划工作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7月2日和22日，经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毛泽东同意，中央发出了关于工交、基建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结合四清进行，力图保持稳定。但是，随着批斗黑帮、破四旧、大串连等活动的推向社会，工农业生产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接见13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各地学生纷纷到北京和其他城市进行串连。据估计，10月份全国在路上奔波串连的人数将近3000万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举国迁移。大串连给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到年底估计有1000万吨物资被积压待运。欠运的物资，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钢铁、矿山建筑材料、食盐、农副产品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区和三线建设需要的。公路运输普遍紧张，黑龙江省1112月份汽车货运量共有900万吨，但运力只有500万吨，有98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7万吨甜菜运不到糖厂；湖北省第四季度汽车货运量共有204万吨，但只能安排130万吨；湖南省积压物资77丌吨，天津市积压物资56万吨，辽宁省有80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山东和四川各积压物资30万吨左右，河北和安徽各积压物资20万吨，陕西省积压物资12万吨。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也十分严重，上海港积压14万吨，广州港积压14万吨，重庆港积压34万吨。这些都给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由于水泥运不进去，成昆线有63个隧道口停工，攀枝花选矿厂工地有4500工人停工，华东电网11月22日煤炭库存量只够9天周转量。各地政府、党委和领导干部的被冲击，也使生产指挥不能正常进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领导人，先后发出了要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不搞串连的通知和社论，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等人却极力想把动乱扩大到经济领域。双方的第一次较量即围绕计划工作进行。
1966年11月17日，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谷牧主持，原定举行5天，参加者有国务院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部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7个大城市及各大区的负责人。围绕工业交通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对陈伯达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草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工厂的生产不能中断。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谷牧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十五条的基本意见，指示：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业余闹革命，学生不能去串连。但是，当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制造了安亭车站卧轨事件后，毛泽东又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念了关于结社自由的一段，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陈伯达在十二条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十条），一些条文也照顾到了工交企业生产建设的连续性。会议还起草了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1967年国民经济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谷牧根据周恩来指示写出《汇报提纲》，汇报了全国计划、工交会议的情况，提出大家担心厂矿群众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杲，要求对学生做好工作，不能让工厂的党组织中断工作，要鼓励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判，江青攻击《汇报提纲》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张春桥、康生、王力也相继发言进行批判。谷牧、陶铸等人被迫作了检查。周恩来对与会的各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只能因势利导。12月6日，林彪在总结时针对周恩来的态度说：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会议结束后，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和串连。以此为转折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业交通企业，农村的运动也突破了原有规定，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1966年，由于经济领域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因此全年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各项国家计划都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完成计划9。7％－10。2％，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农业总产值641亿元，超额完成计划68％－51％。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超额完成计划11。5％，比上年增长20％。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粮食4280亿斤，超额完成97％－7％，比上年增长10％棉花4674万担，超额完成19。8％－16。9％，比上年增长11。4％；棉纱超额完成19％，比上年增长204％；棉布超额完成12。5％，比上年增长16。4％；钢超额完成17。8％，比上年增长253％；原煤超额完成54％，比上年增长86％；原油超额完成11。9％，比上年增长28。6％；发电量超额完成10％，比上年增长22％；铁路货运量54亿吨，超额完成4％，比上年增长11。9％。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783亿元，超过调整后计划66亿元。
12月14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的汇报提纲》（简称1967汇报提纲），仍然怀有信心地认为：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原来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能够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现。
1967汇报提纲根据三五计划重申了奋斗目标：一、大力发展农业。二、加快大小三线建设，把以钢铁为中心的基础工业搞上去，在一线和二三线，形成两个部门比较齐全的、能够独立作战的、过得硬的工业体系。1970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2400万吨到2700万吨。三、积极备战，加快国防工业建设，争取在1970年实现原定在1972年实现的国防工业规划。
1967汇报提纲要求1967年的主要任务是：一、狠抓北方八省市区、大小三线地区和主要商品粮产区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二、努力加快大小三线新工业基地和铁路干直线的建设，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和小三线的军工项目基本上搞起来。同时，要抓好原料、材料、燃料工业，特别是矿山的建设，为今后工业生产的持续跌进作好准备。
关于基本建设1967汇报提纲的安排是：1967年基本建设继续以三线建设地区为重点。投资拟分两步安排。第一步1785亿元，比1966年预计完成的增加5亿元。
用于三线地区837亿元，比1966年增加115亿元；二线地区39亿元，增加29亿元；一线地区42亿元，减少53亿元。1967年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974个（不包括地方自行安排的），其中新开工的305个，主要是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的搬迁项目和电站、输变电线路、化肥厂、棉纺印染厂等。当年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273个12月23日，国务院负责人在全国计划、工交会议上总结说：会议开了一个月零三天，中央最近很忙，没有听我们的汇报。1967年的指标和基建部署初步定下来了，各位回去要立即下达。
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使形势进一步恶化。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全国都掀起了夺权浪潮。各级政府、党组织陷于瘫痪，生产建设处于混乱状态，武斗和停工停产现象普遍发生。毛泽东不得不命令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但是，全国局势仍然像脱缰之马一样迅速失控，年度计划酌编制和执行也陷于瘫痪。1967年2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请对1967年计划下达情况认真作一次检查的通知》说：直到现在，有些部门和地方的国家计委档案：《关于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的汇报提纲》。
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还没有下达到基层单位，绝大多数地区仍没有安排进行。
20日，李富春不得不指示：1967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指标，当年能够完成的就完成，不能完成的就推迟。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不进行调整，完不成计划的，顺延到1968年的一、二月或一个季度。
1967年8910三个月，全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状态。
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遭到严重冲击。从1967年上半年起，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东北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到8月份，铁路平均货运日装车比7月下降45％。由于武斗，全国铁路干线除北京至山海关、徐州、武汉、包头，郑州至西安及黑龙江省内各线尚能保持基本通车外，其他干线都堵塞或经常不通或时通时断。1967年铁路日平均装车数仅为计划的46％。沿海和长江航运8月货运量比7月减少21。6％，有些港口发生武斗，沿海8个港口滞留在港船舶已达200艘，其中外轮163艘中停工待卸或待装的有112艘。
煤炭：自1967年初起生产节节下降。5月，不得不宣布对煤炭部直属6个矿务局实行军事管制。6月，又对煤炭部直属的68个矿务届实行军事管制，但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8月，部属煤矿平均日产量24万吨，比7月减少30％。由于武斗陷于停产、半停产的煤矿有16个。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煤水平只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的50％左右，是建国后历史上最低水平。
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的紧张局面，直接影响到冶金、电力等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正常运转。
冶金：1967年8月上旬，全国平均日产量钢19200吨、生铁19000吨，比7月下旬分别减少1800多吨，到8月底又分别减少11100吨和8800吨，9月比8月分别再减少1800吨和3400吨。钢铁冶金企业除鞍钢稍有好转外，其他产量都下降。长城、重庆特钢厂停产，大冶、抚顺、大连钢厂半停产。8月1日至5日，10个主要钢铁企业每天只有3万吨煤，仅够焦炉保温用，到8月底又减少到23万吨，到了危急状况。
10种有色金属，到9月中旬，每天只产600吨，比8月份减少40％。有26个重点企业因武斗停产。
电力：到1967年8月底平均每天发电182亿度，比7月下旬减少035亿度，下降16％。由于煤炭供应不上，华东电厂从7月底开始限电，一些电厂靠挖底脚燥维持；西安电网负荷一度从23万千瓦下降到8万千瓦；东北电网发电量下降原油：到1967年8月底，平均日产量为2万吨，比7月下降50％以上，到9月又下降为186万吨。大庆油田8月平均日产量16万吨，比7月下降40％。9月又下降到13万吨。炼油厂减产导致供油紧张，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大部分汽车已经停驶。
化工：由于煤、电不足及武斗，1967年8月下旬，18个重点企业的合成氨平均日产量由7月的3000吨减少为1100吨，到9月份又减少为980吨，只相当7月份的吉林、太原两个化肥厂被迫停产。全国共有33个制药厂停产三五计划的必保重点＿三线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67年11月3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提出了《关于小三线当前建设情况和后三年补充规划的报告》，指出当前的严重问题是：有些工厂的建设或生产处于停顿状态。
至9月份地方军工建设仅完成全年投资30％，生产任务也没有完成计划。到1967年底应完成的小三线前三年规划的700多个项目，只有70％基本建成，中央投资21亿元，到1967年底国家拨款19亿，预计只能完成14亿元。其中地方军工厂202个，投资94亿元，只基本建成120个。化工项目26个只有7个基本建成投产。战略公路公里只建成6200公里，占58％。报告认为：看来三年规划要延至明年才能完成。按照原来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墓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原来预计在1968年可以通车的成昆铁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沿线工地发生武斗，各级指挥机构被夺权，施工人员大量外流，工程陷于基本停顿状态，建设工期被一拖再拖，损失资金73亿元。本应该在1970年全部完成（有的可以提前一至二年完成）的这些三五计划三线建设项目，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动乱，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失去了宝贵的两年以上的时间。
严重的局势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原来的支持群众造反夺权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局势的强制性措施。他在南巡中呼吁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下令逮捕了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解散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严禁武斗、抢夺枪支、破坏国家财产的通令、布告，并出动军队强制执行。直到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各基层单位，随后9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面动乱的局面才得到缓和。
在动乱最严重的三年中，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央决策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等，大多数都被打倒或靠边站。国家计委被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轮番冲击。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计划部门一度陷于瘫痪，中央由周恩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袁宝华少数领导干部组成国务院业务组起救火队的作用，地方上则由军区、大军区临时负责。由于一个大区有几个大军区辖区，领导关系不明，和国家计委、建委关系造成混乱，有的工程无人投资，有的却地方和中央重复投资，挤在一起没有发现。周恩来指出，国家计委的计划大权不能夺，群众代表只能业务监督。按照这一指示，国家计委成立了有领导干部参加的业务办公室，同时由从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十几个群众组织头头组成业务监督小组，到国家计委制定年度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采取军管或派军代表的办法维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