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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尽管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的社队工业和地方五小工业，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条件下发展十分有限，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却为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开创了探索的先河，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验。80年代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经过调查后说，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噩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四五计划时期的对外经济新开拓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膘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曰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1972年和1973隼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予以了坚决的支持。陈云指出：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借鉴1日中国买旧设备的经验。邓小平刚刚恢复副总理工作，就十分关心一米七轧机工程，亲自到武钢视察，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称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科技先进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73年相1974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10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着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歉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间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1972年4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
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不值得骄傲。
1973年6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
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当时占有统治地位，不能直接引进外国资金，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大好形势的标准。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迸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甚至在口头上也不能予以提倡。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中共十大后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这次开拓对外引进工作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指责引进这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1976年3月13日、5月31日、6月25日，国家计委三次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四人帮乘机大肆攻击邓小平和国务院。张春桥批判四三方案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华国锋反驳说，进口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跳起来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江青索性破口大骂：真是洋奴、买办、汉奸！浏B文元立即附和：中国蒡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对四人帮的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查清所谓蜗牛事件不过是正常的礼节往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起阴谋。陈云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和极左清规戒律，坚决表示，在外贸工作中，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要把引进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列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多争取出口一些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可以采取补偿贸易这个大政策。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三五计划时期我国外贸部门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145亿美元，四五计划时期已经达到5145亿美元，增长了13。99％。四五计划时期年均贸易总额为1029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至1970年21年年垧329亿美元的三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三五、四五时期对外经济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幅度增加。
其中额度最大的是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对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如援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等，也在中国的援助计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后，国际地位显着提高，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急剧增加。从1971年至1978年，中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1955年至1970年16年建成项目的总和；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16年的总和增加109％。在此期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1950年至1970年对外经济援助支出总和的159％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援助多数是必要的，起到了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孤立中国阴谋、支援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援外工作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单纯认为援助是支援世界革命，越多、越不讲条件就越革命，在国家经济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造成了超越国力的困难。越南战争停火后，1973年中国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仍占中国援外的48％，外汇、粮食都占首位。这一年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达58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1％。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对外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由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的15％…10％，上升到四四五时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村普及教育事业的起步四五计划的一个历史性起步，是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之前，国家只有物质生产计划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而没有人口计划，计划生育由卫生部负责，不视为计划管理内容。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长的指标，但是仍然没有全国的人口计划。三五计划也只提出了计划期末总人口要达到的规模。从四五计划开始，才提出了计划期末人口自然增长率要达到的水平。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总之，八亿人口快要到7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1970年6月26日同恩来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1年国务院51号文件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控制指标，要求在四五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则不应回升。
6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这些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历次国家计划均包括有人口指标，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名实相符。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根据当时的人口发展目标要求，参照有些地区的实际做法，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使国家的人口计划和家庭的生育计划紧密联结，产生了很好的效益。1974年1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197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又指出，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遵照党中夹指示，各级党委都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指定一位负责同志分工抓好这项工作。到1975年，全国计划生育已取得显着成效，这一年总人口增长率为17％。从1974年到1985年12年间人口共增加1532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3％，较前一阶段大大降低四五计划的第二个历史性起步，是在执行中第一次列入了环境保护政策，使之开始成为一项基本国策。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长期以来只重抓生产，忽视三废治理，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32字方针，检查了我国环境保护情况，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由国务院批转并发布。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其内容包括：（1）要作好全面规划；（2）工业要合理布局；（3）逐步改善城市的环境；（4）综合利用，除害兴利；（5）加强对土壤和植物的保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