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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在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和实际操作中的急于求成，以及改革中有些政策不配套，特别是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协调，以及七五计划的执行及其结果。
1。经济发展起伏较大，呈现前快后慢的不稳定状态。受六五后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七五初期尽管提出要稳定协调发展，但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一种过热状态。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与高速发展的六五期间持平，高出计划26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7％，高出计划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年均递增202％，高出计划17，2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发展过热，不得不进行经济的治理整顿，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后两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2％，比头三年分别低56和5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为负增长。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最大落差分别为777和315个百分点。经济的起佚过大，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
2。产业发展不平衡？七五时期，国家强调的重点行业，如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些行业甚至受到削弱。从三次产业来看，七五时期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第一产业发展较慢。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4％、95％和87％。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产业为27，5％，第二产业为46。1％，第三产业为26。4％，与六五时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较多。从工农业发展来看，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平衡。七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工业发展速度过快。
农业内部发展不平衡。尽管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6％，但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率只有32％，增长较高的是副业和渔业。尤其是种植业，棉、油、糖、黄红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未完成计划。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仍然较低，突出表现在：一是耕地大量减少，1990年末全国耕地面积比1985年末减少1854万亩；二是有效灌溉面积、机耕地面七五时期第一、二、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2％、90％和9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6。2％、43。2％和积后两年虽然有所恢复，但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三是水土流失、沙化碱化的情况仍在发展；四是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依然薄弱。
从工业内部看，基础工业滞后，加工工业增长过快的矛盾依然突出。七五前三年，加工工业平均增长16。5％，原材料工业增长11。2％，采掘工业增长11。6％，呈现明显的不协调发展态势。经过后两年拉长短线、压缩长线的层次调整，能源、原材料短缺的矛盾有所缓解，但发展滞后的问题仍未解决。七五时期，能源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几乎是逐年下降的。加工工业过快增长，同原材料工业增长不适应的矛盾仍在加剧。
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之比，已由1985年的1：149降为1989年的l168运输能力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问题依然严重。七五时期，尽管国家新修了一批铁路和公路，但铁路、公路每公里营业里程负担的客货周转量，仍比六五时期增加20％以上。基础工业滞后，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3。经济效益滑坡较大。一是社会产品物耗率大幅度上升。五年来，农、工、建、运、商各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没有大的变化，但物耗率却由1985年的57。7％，上升为1990年的61。9％。二是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全利税率由1985年的23。8％下降为1989年的16。8％，成本急剧上升，企业亏损大幅度增加。三是建设领域中，建设工期拖长，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六五时期的75。5％下降为73％。投资超概算、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的现象突出。在全国重点企业考核的指标中，1989年和1985年相比，有48％的质量指标下降，52％的消耗指标上升。由于经济效益不高和分配关系的变化，以至国家财政相当困难，赤字由六五时期的平均每年25亿元上升到七五时期平均每年94。4亿元的水平。
4。信贷、货币投放一度失控，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货币化进程加快，金融杠杆的作用明显增强。但由于宏观调控不力，信贷和货币投放一度增长过快。七五计划要求，信贷资金来源增加4745亿元（不含增发货币），信贷资金运用增加5745亿元，货币投放量至多为1000亿元。但实际执行结果，大大超过计划安排。信贷资金运用增加突破10686亿元，货币投放量激增，累计达亿元，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加上价格改革等因素，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升，年均涨幅达101％，比六五时期平均涨幅高2信。其中1988年高达1989年为17。8％，是建国以来少有的。
5。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由于在改革进程中，过分突出行政性分权，没有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致使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合理格局，突出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明显降低，按可比口径计算，由1985年的26。1％下降到1989年的18。8％。在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7。6％下降到1989年的45。2％。中央掌握的外汇由60％降低到40％。由于预算外收入增长过快，中央掌握的财力所占比重明显降低，使国家宏观调控乏力，难以有效地矫正地方、企业偏离宏观目标的行为，使经济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6。人口增长过快，超过计划，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新的压力？七五时期，我国正处在建国以来的第三次生育高峰，加之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不平衡，1990年人口达到114333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5。5％，比计划高0。31个百分点。人口超生影响了已有人口的生活改善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增加了以后人口控制的难度，加重了经济和社会负担。回顾和反思七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可以说，七五计划的原定部署和计划目标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把握住计划规定的方针和目标，七五前三年，许多方面失去控制，脱离了原定计划规定的轨道。例如，工业增长速度，七五计划规定平均每年增长75％，而前三年实际平均每年达16。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七五计划规定平均每年增长37％，而前三年实际平均每年将增长17％左右，差距太大。这就是说，七五计划的原定部署已经被打乱。以后两年许多方面事实上已经无法按计划执行。整个七五计划的执行结果同计划的要求差距较大。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短缺与速度型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又没有下决心治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放权、让利、搞活，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机制，出现超高速度生产与超出国力的大规模建设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在对改革的部署方面，七五计划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目标过高，要求五年期间基本奠定新旧体制转换的基础，实际上是对六五期间的成就估计偏高与对七五期间体制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革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急于进行改革，特别是敏感的价格和工资改革，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态势。
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理论上的问题。七五时期，还没有从理论上根本解决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因而在认识问题和对问题的处理方法、采取措施上都受到局限。当时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有的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在处理这一时期的问题时，有时还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如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上，当时并不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1988年以后用计划手段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的双保办法，本来是要帮助国企克服困难，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在控制投资规模、控制物价等方面还在依靠审批、限价等方法。在企业兼并重组的过程中，有的依靠行政办法强制企业进行兼并，为企业的发展留下了后遗症。在改革的初期，以及治理整顿时期，有的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理论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在八五期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而实践中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第10章 改革和发展都有重大突破的八五计划
·1。在调整和改革中制定第八个五年计划
第八个五年计划和2000年远景规划，是在国民经济正进行全面治理整顿、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也宣布对我实行经济制裁的环境下着手编制的。1990年1月初，国务皖正式决定着手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计委作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初步安排意见。2月8日，国务院召开部委负责人会议，作了布置。2月份，国家计委又召开了全国省市区计委主任座谈会，研究和安排编制工作。
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确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1995年即提前实现。
一、制定八五计划的背景
八五计划是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背景下起草和制定的。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民经济又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历时三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第三季度。在这个阶段，通过大幅度压缩需求，大刀阔斧地整顿流通领域，迅速降低物价的上涨率。第二阶段从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91年9月，在这个阶段，继续紧缩总需求，同时通过努力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启动市场，使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
1988年，在通货膨胀和人们对价格改革过关的预期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抢购风潮。在这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趋于尖锐、体制改革的环境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9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正确地分析了面临的经济形势，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从此，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
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在继续下大力气抓政治稳定的同时，于月6日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会议深入分析了形势，统一了全党对治理整顿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并根据中央的有关方针改策，治理整顿已取得的初步成就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部署。五中全会在以下方面对治理整顿的内容作了如下调整：【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限。考虑到当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而且这次治理整顿与以往的经济调整不同，利益格局多元，投资与消费双膨胀，需要触动和调节现有的利益格局；同时加强农业和能源交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国家财政集中度偏低，财力十分薄弱，这样无论总量平衡和结构的调整难度都比较大，所以治理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全会决定把原定的两年改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2。充实和调整了治理整顿的任务和主要目标。（1）紧缩财政和信贷，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仍然是进一步治理整顿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货币发行逐步做到当年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维持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消费基金总额继续切实控制，同时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2）强调提高经济效益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要求在着力于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3）把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放到重要地位，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其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强调，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4）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整顿要坚持不懈，并不断深入。在继续清理整顿公司和市场秩序的同时，要结合价格调整，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消除导致经济混乱的温床。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自然回落，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年增长11。3％，人均增长95％：1989年则比1988年增长44％，人均增长年比1989年增长41％，人均增长25％：1991年比1990年增长82％，人均增长67％再从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来看，治理整顿期间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基本停滞：茌主观认识方面，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目标和依据，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主要是考虑如何走好第二步。
这次编制工作，主要是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2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代表中央，提出了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两个目标和三条方针。
关于两个目标，邹家华说！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目标是清楚的，这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到本世纪末达到的两条，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二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前一个十年已经完成的情况看，达到第一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第二条即小康水平，要具体化，如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速度有多快，要研究。
关于三条方针，邹家华说：
1。要把持续、稳定、协调的六字方针贯穿始终。有的同志认为，治理整顿时期，六字方针是必要的，治理整顿结束后，就可以大上了。这是不对的。治理整顿以后，经济当然会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也要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六字方针，决不能再搞大上大下，大折腾。就拟定计划来讲，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2。计划要留有余地。今后5年、10年的经济发展，未知数很多。国内国外因素都有，不能把经济计划绷得紧紧的。现在国际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我们估计对方不会把事情做绝了，这样对谁都不利。但对我们来讲，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一些，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定计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把计划编得小一点。如果能争取到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经济发展会更好、更主动。
3。把计划建立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最近，江泽民同志讲，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方针。
我们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也要体现这条方针。我们要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争取好的国际条件，但立足点不能放在依靠外国上，把自己的脖子放在人家手里太危险。在上述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基础上，从1990年初开始，国务院就组织力量，着手研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介绍，这项工作开始时，就明碲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把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是有连续性的，需要有较长时间的考虑；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科技攻关课题，以及人才培养等，也往往不是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能够完成的。根据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奋斗目标来确定五年计划，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二是要先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看清国际国内总的形势，从大的方面把建设和改革的方向、方针、政策确定下来，然后再具体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这样，有利于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重大课题上来，不至于把眼光只局限于具体的指标和项目上。
按照这个部署，各部门、各地区对今后10年和八五期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家计委在综合各部门、各地区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经过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后，提交年九月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座谈会讨论，会上大家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会后，将修改过的《基本思路》发到了各地区、各部门、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起草了中央的《建议》。《建议》在提交十三届七中全合审议之前，再一次广泛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各人民团体，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中央还由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专门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之后，最后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
199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国家计委起草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除了提出1991年至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外，还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原则。
1991年2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论述制定八五计划的立足点时，在论述了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经过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已经形成了强大基础和深刻变化后，指出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过去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失误，主要是：一度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都出现过求成过急，一度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过于分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产成品积压较多、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国家财政困难，收支矛盾突出；经济体制在许乡方面还没有理顺；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的因素。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且认真加以解决，决不可掉以轻心。1991年2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