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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结构调整，没有采取仝面紧缩。宏观调控伊始，决策当局就反复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重在调整结构。特别是针对物价上涨主要由食品拉动的特点，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农业，农副产品收购不打白条，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早在1993年出台的6号文件中就明确指出，在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的同时，银行贷款首先要支持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1995年下半年，为保证农副产品收购的合理资金需要，央行适当增加了部分对农行和农发行的贷款。1996年下半年又追加部分国家银行贷款规模，用于增加农副产品收购贷款。与此同时，政府还连续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94年和1995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上升39。9％和19。9％，其中粮食收购价格在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提高40％。此外，政府还采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立中央和省两级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行政和经济措施。这就使粮食生产在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50％。加之政府适时吞吐粮食以及扩大利用国际市场进出口调剂（据海关资料，1995年共进口粮食2081万吨，出日214万吨，净进口1867万吨；1996年又有大量粮食进口），使农产品的供给显着增加（1995年粮食供应有10。3％的增加），从而为抑制通货膨胀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年食品类零售价格上涨77％，涨幅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有资料表明，在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中，有65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所致。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其中有70％是得益于以粮食为主的食品类价格明显回落。
5。注重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在执行适度从紧宏观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力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推进过程中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调整。例如，在刚开始实施紧缩政策的1993年6、7月份，因为当时的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过热问题比较严重，紧缩的力度比较大。但针对1993年8月以后企业存款下降、资金叫紧，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出现局部性的支付困难，以及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央银行于9月份适量增发再贷款，防止了市场疲软再度出现。1994年第二季度，政府又针对一些企业资金紧张的具体情况，再一次区别性地增加了信贷投放。进入1995年下半年，针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贷款规模过紧、不利于经济适度发展的现状，央行自三季度起适当追加了流动资金贷款规模和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此外，为保障产品有市场和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缓解这些企业的拖欠压力，在积极推行拖欠债务票据化的基础上，央行自三季度后，适当增加了再贴现的资金投入。1996年，针对物价涨幅回落，实际利率偏高，储蓄存款和企业单位定期存款高增长，公众投资预期较低，贷币流动性减慢，企业对银行负债水平高、利息负担重以及社会资金周转缓慢等情况，中央银行在4月及时宣布停办新的储蓄存款保值贴补业务，并先后于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货款利率；除了减息之外，中央银行还暂时放松了信贷计划，允许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以缓解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的严重不足。由于较好地把从紧和微调结合起来，避免了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通货膨胀控制住了，经济也大滑坡了的问题。
总之1993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三年多的宏观调控力度较缓，不同于以往的猛刹车宏观调控持续的时间较长，不同于以往的戛然而止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得到改善，不同于以往的根基不牢宏观调控过程中经济适度增长，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滑坡。这或许是中国经济于建国以来第一次成功实现的软着陆的真正含义。
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宏观形势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就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在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逐渐累积，并与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叠加，使刚刚顺利实现软着陆的中国经济，从1997年开始形势陡然严峻起来。1997年以未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变化及其对宏观形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中国国民经济
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伴随供给能力的迅速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供求总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量的不均衡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国内贸易局（部）1995年以来对600余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从1995年开始，供过于求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供过于求商品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供不应求的商品。
1995年以后，这一现象不断发展和强化，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比重逐年上升，供不应求的商品比重逐年下降。到1998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从供给能力和潜在的需求增长看，也表明存在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情况。据一项对1995年10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调查，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80％以上的只占30％（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的占46％；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一半的占24％。另据199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未达60％的超过了全部产品半数以上。如彩色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家用洗衣机43。4％，内燃机彩色电视机46。1％，电话单机51。4％，自行车54。5％。一些重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如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7％。这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在随后的几年中呈加剧的态势，根据对1998年部分耐用和大宗消费品全部产量与该产品当年重点企业生产能力的对比，发现对其中不少产品来说，该比率甚至低于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
随着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就总体而言，短缺经济状态已基本消失，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二）从经济体制看，体制性紧缩效应逐渐显现
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决定产品是否成交的是生产者，是产品的卖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只要能够提供充分的激励和活力，就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仅有激励机制，缺少风险责任约束机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就开始不适应了。因为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使买方成为产品是否能够销售的决定者。金业和各级政府部门在卖方市场环境下生产投资所形成的大量过剩、损失、不良资产等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当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必然要求建立经济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责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企业对自己的生产投资活动越来越谨慎了；金融部门的商业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也明显增强，加之1997年下半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重，银行业为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上收基层贷款权限，大量集中信贷资金，对贷款的发放日益谨慎。银行和企业约束机制的强化最终导致银行惜贷，企业慎贷现象的出现。
在买方市场的宏观环境和日益加强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过去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企业的做法总体上已不再适用，需要的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力度明显增大；加上国际国内增长减速因素的叠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就业压力明显增大。1997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到年底，除已再就业的外，还有610万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并逐步到位，原来由财政和企业承担的高保障和高福利制度开始改变，中低收入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支出预期中对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后可能增加的个人负担部分预期增多，于是人们出于谨慎动机，增大了储蓄趋向，以提高自我保险能力。
当上述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后，在经济体制相经济运行机制中，开始形成需求增长的约束机制。
从投资需求看，在市场供求关系进一步转变的形势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风险增加，再加上体制性紧缩效应，强化了对需求的约束，使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限制。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11。3％，集体投资增长58％，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7％，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3。2％。与1996年相比，各类投资的增势均呈继续回落的趋势。1998年由于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当年城乡集体投资下降35％，城乡个人投资仅增长从消费需求看，在城市，买方市场使企业经营状况出现两极分化，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结构调整带来大量下岗人员，使城镇居民的收入预期变得不太乐观。与此同时，在旧有的铁饭碗高福利制度被打破，由企业和政府保障制向社会保障制过渡的过程中，人们的支出预期增大。这种减收增支的预期，导致了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在农村，由于政府持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加上粮食进口螬加及出口减少，1996年上半年农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实际粮价走跌，粮食收购价格也随之下降。1997年下降了45％。1998年又下降了80％；同时，工业品市场的饱和也减低了工业增长速度，使曾经吸收了大量农民的乡镇企业就业模式和进城务工模式受到抑制，连带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46％，比1996年下降44％1998年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下降到43％。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也随即受到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2％。与1996年相比，消费增幅回落较大。
（三）从外部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总量的负面影响突出出来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化
实际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生了，之所以没有很快在供求总量关系方面表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对外净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供求总量关系的变化。中国1995年、1996年、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57。5％…46。1％和88。1％，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6。8％、21％和36％。外需的扩大，使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使体制性紧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浒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受货币贬值、公司倒闭和银行破产等危机的冲击，作为中国外资重要来源地的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几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80％左右和海外直接融资的很大部分）投资者的实力下降，业务收缩，对外投资减少，增加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融资的难度；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公司对在亚洲投资持观望态度，也对中国利用外资造成负面影响。
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85％，增幅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当年协议利用外资比上年下降24。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仅受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占中国出口很大比重（60％左右）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资金紧缺，支付能力下降，进口锐减，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出口商品和主要出口市场与中国相近（相近程度近1／4），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多数贬值30％－50％），其出口商品的价袼大幅度下降，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也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7年下半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为17。1％，与上半年26。3％的增速相比，开始趋缓。1998年5月中国外贸出口一度出现负增长，虽以后又止跌回升，但当年三季度末出口再次大幅度下滑，1998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减弱。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
1998年初时人们还认为速度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市场物价持续低行，199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为41％，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为26％，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为0。8％，与1997年的－0。3％、0。8％和2。8％相比，均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社会商品零售价格讨旨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三、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部署
1998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面对着严峻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
一个确保，就是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就是确定在三年的时间里，1。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即中央银行强化监管，高业银行自主经营；3。从中央到地方，展开新一轮政府机构的改革。
五项改革，就是：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投资融资体制改革；3。住房制度改革；4。医疗制度改革；5。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一个确保任务的提出，是因应1998年初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深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而提出的。其中的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承诺更多地反映出决策当局要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企三年脱困任务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果每况愈下，经济效益持续大面积滑坡，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亏损。1996－1997年，国有企业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净亏损现象。其中，1996年净亏37804亿元，1997年净亏40312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5％。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恶化，不仅使国企自身运营难以为继，而且使财政和金融不堪重负。就财政而言，越来越多的亏损补贴使财政收支捉襟见肘、日渐窘迫；而从金融来看，国有企业亏损所造成的大量呆坏账，使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断攀升，危机四伏。由此看来，国企脱困任务的提出，不仅是救国企自身于水火之中。而且也是挽财政和金融于危亡之中。在决策者看来，国企脱困的标志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优势企业是否得到壮大，中小企业是否放活；（2）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是否已经破产或退出市场；企业富余人员是否切实得到精简；（4）经过改制、改组后的企业经济效益是否明显回升。根据有关方面的部署，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脱困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抓大放小，分类指导；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人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渠道筹集改革成本，实行增资减债；坚持三改一加强，大力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改革金融系统任务的提出，是鉴于1998年初中国严峻的金融形势和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1）金融监管十分薄弱。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成为现实，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相应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和管理，以适应变化了的金融环境，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就凸显了这一点。但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远不能适应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据资料显示，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比率为20％左右，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