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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因此在“习武”中，大家也主要练习防卫，不练进攻。大家的武器有限，知识也有限，不过是些刀枪棍棒和盗听途说来的经验，场所又是黑暗的狗洞一样的教室，练习起来就不那么起劲。特别是头头，他总是看别人练，自己从不动手，他大约还是迷恋嘴上的功夫，要是有人停了练，坐下来跟他探讨起当前的形势，他的眼睛会立刻炯炯有光起来。这时的李三定，拿到的武器是一把匕首，也不知谁扔给他的，铁柄铁身，大约六七寸长，样子有些粗笨，也没有人们常说的寒光。他的角色有时是拿了它佯装去刺别人，别人设法来挡掉它，有时则用它去挡别人的刺。别的几把匕首他也见了，都比这把精致，光泽也好。但他没去调换，只在练习的空间，找来一把铁锉默默地打磨。渐渐地，这匕首有了光亮，刃也薄了，样子也好看了许多，他拿了它练刺，也拿了它练挡，不练了他便带在身上，别人借了去用，用完他一定要回来，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似的。组织里大多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们就嘲笑他农民意识，说要是有一天让他掌了权，大家还得回到私有制社会去，私有制还得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他不知怎样反驳他们，只好不作声，继续练他的。他的练习也意想不到地有成效，刺能刺得准，挡也能挡得及时。有一回，连头头都开始注意他了，头头竟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问得大家都笑起来。李三定委屈着，一颗心就更往匕首这边靠近了，他自个儿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竟会给他带来快乐，就像小时候得了件心爱的玩具，早晨醒来，玩具还没想起来，快乐却先到了心里了。他找来一块红绸布作了铁柄的装饰，又用一块薄木板做成了刀鞘，练习时红绸布一舞一舞的，让人会产生排练舞蹈的错觉，练习完了，他便刀身入鞘，小心藏进自个儿盛衣服的木箱子里。木箱子也是他自个儿找几块木板钉成的，他的嘴不勤快，手却是不大肯闲着的。有人批评他，备战备战，你把它藏起来还怎么备战？他只好又拿出来，装进他特制的裤兜里。裤兜是按了匕首的尺寸缝制的，长长的，很滑稽地贴在屁股后面。头头看了，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一个还没长大的儿童。这话却仍没能动摇李三定对匕首的迷恋，他对头头折服是折服，但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远得像是一辈子也走不到，而这匕首不同，眼看得到手摸得到，一开始就是亲近的。儿童就儿童吧，亲近的感觉在他真是不多，无论如何他不想放弃。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来了。他们可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几个长筒手电将屋内照得亮如白昼，窗玻璃被噼噼啪啪地砸碎了，堵在玻璃外面的砖头被轰隆轰隆推下去了，一床床裹了身体的棉被也被长矛挑开了，棉被里的人缩成一团，不能克制地打着哆嗦。哆嗦有时跟哈欠一样，一个先打了，其他人会跟着打起来，李三定没想到，先打哆嗦的那个人竟然是他们的头头！李三定一边哆嗦着，一边却因此奇怪地生出了几丝喜悦。恐惧和喜悦自都不是他那时希望的，但就如同一对淘气的双胞胎由不得母亲一样，哪一个也由不得他自个儿，他是只能眼睁睁地看了它们任意地活跃着。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收获很大，所有的大字报纸，所有的刀枪棍棒，以及油印机、广播喇叭、钢板、蜡纸什么的都被他们抄走了，头头也被他们带走了，留下的除了一片狼藉，只剩了一颗颗涣散、无助的心了。大家的情绪都很消沉，倒不是为那些“资产”，甚至不是为头头的被带走，是为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表现太出乎意料了，那还是不是自个儿了？平时的赤胆忠心哪里去了？平时的勇敢无畏哪里去了？平时习武的本领又哪里去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不是他们所希望所敬仰的，反而尽是他们所鄙视所唾弃的，连他们的头头都没有一点英雄的表现，怎么回事啊？他们的武器，除了李三定那把匕首放在衣箱里，其它可都是在手边来着，可他们的身体先哆嗦起来了，心里想拿也白搭啊。其中有一个胆量壮些的，曾试图去拿一把长矛，但刚拿到手就被人家夺过去了，那夺的轻易，倒像主动递到人家手里一样。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李三定备战意识的淡薄，头头没了，“资产”也没了，这个组织就等于不存在了，组织都不存在了，一只匕首放在哪里有什么要紧呢。
离开一片狼藉的阵地的时候，李三定难以自制地从衣箱里拿出匕首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明白，他的喜悦是和这匕首有关系了，不单是因它的幸存，还因它的不必出战，他从没设想过它实际的功用，实际功用的机会过去了，才忽然觉出了这匕首于他的真实意义。
很快地，对立组织那边就传来了头头反戈一击将担任重要职务的消息，头头给这边战友写的公开信也印成传单撒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这边呢，一半的人骂头头可耻，一半的人则默不作声，只有少数几个表示要另立旗杆坚持对立下去，但看没什么人响应最终也只好作罢。结果骂头头可耻的人都解散回家去了，默不作声的大多奔了头头。李三定属于默不作声的，也属于奔头头的，但他和别人不同，别人有的是头头的亲信，有的是观点上的摇摆不定，有的是摄服于对方的强势，他则属于无处可去。他的家其实是姐姐们的阵地，因此他的父母总是往学校轰他，他们说，要是都往家跑，文化革命怎么搞？他的姐姐们已经为他上学作出了牺牲，为照顾她们的情绪，他的父母从不允许这儿子有任何的违规表现。当然，也有头头的原因，头头在被子里的哆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宁愿相信那是更真实的头头，头头去那边看似是软弱功利的行为，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立足于人群中吧，人群中有时也实在有种安全感呢。那么，为了父母，也为了安全感，除了投奔头头，他还能怎么样呢。
金大良骂老麦的那些话一点没影响李三定去看杀猪的兴趣，他跟老麦开始就没亲近过，因此也就说不上疏远。他原本想像翻月份牌一样将金大良和米小刚的事翻过去，但再去杀猪场，注意他的人就多起来了，纷纷问他，那一刀是你挡的？看不出啊。或者说，这几年的学算没白上，打架吃不着亏了。有人还说，这下看他李要强还咋要强，教书教出个玩刀的。甚至，连老麦都在注意他了，有一次，老麦忽然停了手里的活儿，往身后的人群里扫了一眼，最后将目光落在他身上说，哎，数耗子的，老往后躲什么？来来来，试一把！说着不由分说地分开众人，将刀子递在了李三定手里。李三定几乎是被大家推到前面去的，这种事老麦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不想看看呀。结果，李三定却大负众望，刀尖刚挨到一片肺叶就哇地吐了，猪的被敞开的内脏里，沾满了他吐出来的污秽。大家发现，李三定头冒虚汗，面色苍白，拿刀的手还颤抖不止。大家一下就开心地笑了，原来，他那一下子不过是碰巧了，说到底还是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教书先生家怎么会出来个舞刀弄棒的呢。老麦也许是最开心的一个了，他像是复了那天的仇一样，将虚弱的李三定扶到一边，开始亢奋地投入到自己的活计。然后，他便再也没对李三定看一眼了。
事情闪电般地就发生了，李三定对老麦不明白，对自个儿也不明白，老麦干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自个儿试试？而自个儿又紧张什么，不就是试试，不就是一群人和一头死猪么？过后细想想，他开始觉出了看和杀的距离，就像他玩匕首不过是玩玩一样，他看杀猪也不过是看看而已，即便看一辈子，自个儿也可能不会真的去杀一头猪的，况且，身后还有那么多人的眼睛。
自那天以后，李三定就克制着自己，不再去杀猪场了。也因为，家人们对他所有的行为已是忍无可忍了，杀猪场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他们把每一顿饭几乎都当作了批判会，批判他的无所事事、好逸恶劳，批判他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说他是叮血的苍蝇，闻见血腥味儿就往跟前凑，说他是块臭肉，就因为他人家才开始对这个原本好好的家指三道四，说喂一头猪也不过就一年，可喂了他整整十八年，却还不如一头猪有用。这些话大多是姐姐们说出来的，在家里她们说话从来是刻毒的，就像家里到处都埋藏着她们的仇恨。一不小心，仇恨的种子就发芽了。一边仇恨着，一边手也不闲着，洗衣服，缝棉被，做鞋子……活儿像是谁压给她们的，但又不见任何人指使她们。李三定的活儿她们也一样做，外面的衣服从没让李三定洗过，她们嫌他洗不鲜亮，外人看见笑话的不是他而是她们姐妹。李三定在外上学的几年，每星期都要抱一堆脏衣服回来，她们边洗边骂，骂李三定是脏猪懒猪；若是脏衣服不给她们，李三定就会由脏猪懒猪变成害人精，是有意给她们姐妹难堪了。为换新衣服新鞋子她们跟李三定也不知多少回地吵嚷过，因为李三定总是趁她们看不见的时候就把新的换成旧的了。她们在家里刻毒完了，到外面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说话随大家，举止也随大家，干起活儿来又是那么干净利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赞扬声。由于多年的集体劳动，已是把她们的争强好胜培养成了，外人的赞扬于她们就好比空气一样，没了赞扬，她们的生命都有了威胁，比起受苦受累受委屈，那可是要可怕多了。母亲呢，争强好胜的心原是比两个女儿一点不差，只是现在不能做身体的主了，稍一使劲，身体就躺下不肯起来了。身体其实也正是争强好胜的结果，怀李三定那年，眼看肚子大得都像口锅了，她还强撑着天天下地干活儿，村里已有一个女人把孩子生在地里了，受到大家的夸赞不算，大人孩子还安然无恙，她就想，别人能在地里生孩子，她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在热得透不过气的伏天里，李三定就被她生在一块玉米地里了。想想，伏天里的玉米地啊，身强力壮的人都怵它三分呢。结果，人家的大人孩子安然无恙，她这大人孩子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总也不见个好，李三定直到两岁上才不大吃药了，母亲的药却一直不能断，眼看着好了好了，一下地干活儿又不行了。先是互助组，再是农业合作社，再是人民公社，一直是集体劳动，集体劳动一直欣赏的又是身强力壮，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即便下地也是不受欣赏的，母亲开始还不甘心，天天闹着要下地，但一下地就累着，一累着就心跳过速手脚冰凉，那些欣赏她的目光慢慢都变成嫌弃的目光了。为此她真是死的心都有了，一个那么喜欢和大家一起下地的人，一个那么希望受大家欣赏的人，一个孩子都要生在地里的人，可是，地啊人啊，都像说翻就翻的狗脸，绝情得什么什么都不肯给她了。现在，她只能呆在家里做做饭了，做饭也只能做点省事的，稍一费事也会累着，就比如眼下快过年了，虽说上边一再号召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但猪总是要杀的吧，猪杀了肉总是要做的吧，房总是要扫一扫吧，豆腐总是要做一块吧，年糕总是要蒸一屉吧，还有过年的馍，过年的新衣服，过年的……哎呀呀，不要说做，光想想母亲都累得慌了，因此，愈到这时候，她就愈不由地要迁就两个女儿说话的刻毒了，有时候还会帮了女儿指责李三定，因为家里的活儿全要指望她们呢。但愈是这样，她的歇斯底里发作得也就愈勤了，常常莫名其妙地，茶杯就被她摔碎了，暖瓶就被她踢翻了，开水在地上愤怒地行走，玻璃碎片痛苦地眨着眼睛……有时候，李三定还会挨到她的耳光，一个病弱的女人，耳光打上去，半边脸竟红了，嘴角还能淌出一两滴血来，她的力气呀，也搞不清从哪儿来的。
父亲呢，在小学一直教一二年级，依他的学问，教五六年级也是没问题的，但五六年级有人教着，他又只是个民办老师，只好就这样教下来了。不知是和小孩子在一起让他变得琐碎了，还是他压根就有些婆婆妈妈，家务活儿他是不做的，但他喜欢挑剔，比如母亲擦拭家具，从桌子擦到椅子，从座柜擦到立柜，从瓷瓶擦到壶碗，哪哪都擦完了，抹布都要放进水盆里了，他那里却忽然说，方桌腿，一条方桌腿还没擦呢。做饭的时候也是，母亲菜切好都要放到锅里炒了，他会忽然地跑来问，切的丝还是片？那样子像是不合他的意思菜就吃不得了，但吃饭时，大家也并不见他少吃一口。女儿们洗衣服、做针线他也是要挑的，洗好的衣服晾了一绳，他检阅似的从这头走到那头，总能挑出一两处没洗干净的地方，这时他喊的通常是大女儿秋菊，因为知道二女儿秋月是不习惯认错的。但秋菊的行动常常要受秋月的控制，秋菊嘴上应了，若是迟迟地不动，就一定是秋月不准许她动了，他这挑剔也就白白地做了。遇到秋月不高兴，没准还会说出大不敬的话来：你洗一回试试！做父亲的只当她是撒娇，便放她过去了。这三个儿女中，秋月还真是最让他喜欢的，她那么结实，那么能干，凡她愿意干的，什么活儿都难不住她。补裤子屁股上的补丁够难的吧，她母亲补了多少年也补不平展，到她这，第一个补丁就很是个样了，平展不算，针脚都没露出来一个。还有包棕子，那年过端午节，她母亲病在床上，一家人正着急棕子吃不上了，她却又淘米又买棕叶子的，也没见她跟谁学过，棕子包出来竟是又大又好看。地里的活儿就更甭说了，每回他挑了饭担子给女儿们送早饭，发现干在最前头的准是秋月，一地的人，大约有百十来号吧，其中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少说也有三四十人呢，可他的秋月，就能比那三四十人还强。秋菊虽没什么主意，干起活儿来比秋月也差不到哪里，秋月是第一，她准是第二，她俩在生产队就像是一道风景，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说冬天的粉房吧，多少人都想往里挤啊，可偏偏她俩就都被选上了。即便这样，她们做事的时候父亲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毛病，就还说补丁吧，有时候平展是平展了，针脚也隐藏得很好，可是颜色像不大对劲，若换个颜色呢？为说服她们，父亲还不厌其烦地从一堆碎布里翻啊翻啊，终于翻出一块，拿到补丁跟前对比着。两个女儿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是不理他。若他再问，秋月就忽然说道，爸，这针头线脑的事，是一个大老爷们儿该管的么？在父亲眼里，秋月怎么样都是好的，说话刻毒也是好的，只是他的意见不能被采纳让他多少有些心不甘。这不甘便留在心里，到下次有机会再提。再提的时候，女儿们上次的态度和质问他会装作全不记得了，为了补丁的颜色，他愿意装作不记得。
如果只看到父亲的婆婆妈妈，那就有些委屈他了，在他高高大大的身体里，其实还隐藏了另外的东西，这东西由于长时间地不显露，连他自个儿都要忘记了。比如有一次，女儿们和母亲一递一句地吵架，他开始不吱一声，后来女儿们指责母亲呆在家里白吃饭的话都出来了，他便一跃而起，抡了巴掌冲女儿们的后背每人给了两下子。后背打上去虽不那么疼痛，女儿们却也被吓傻了，她们一直认为父亲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巴掌打过来时她们还以为父亲是认错了人呢。不过父亲也打过母亲一回，母亲那回是跟他的姐姐也就是孩子们的姑姑吵架，父亲从学校回来，因由都不问就向母亲伸出了巴掌。那回打的也是后背，也把母亲吓傻了，那以后母亲再没敢跟姑姑吵过。女儿们呢，也再没敢对母亲说白吃饭一类的话。对李三定，父亲打的可就不是后背了，小时候专打他的屁股，长大以后又由屁股转到了脸，打起来还颇狠，一巴掌下去半边脸就肿起来了。当然也不是常打，更多的时候是不理他，脸上刚刚还挂了笑容，看见李三定脸就沉下来了，仿佛跟李三定是天生的仇敌一样。
李三定也真是不着人喜欢，打生下来他跟别人就不一样。先是夜里不睡觉，没人抱就哇哇地大哭，好容易抱得睡着了，往炕上一放又哇地醒了。那哭声嘹亮的，一整个村子都听得见。你自个儿家不睡觉，总不能让一整个村子也不睡觉吧，一家四口只好轮流值班，你抱一会儿他抱一会儿的，就这么一夜一夜地熬，竟是支撑了两年。眼看秋菊秋月都变成尖下巴了，父亲的方脸膛也变成长条脸了，母亲更是虚弱得厉害，到两年头上，李三定的哭声都不能听了，一听就头冒虚汗，自个儿先躺到床上去了。这还不算，李三定还三天两头地感冒，一感冒就要请大夫，一请大夫秋菊秋月就你推我我推你的，到了还得父亲去。村子里大夫倒不少，中医西医加起来得有四五个，但叫人信得过的也就一两个，这一两个又天天在外面出诊，往往找遍了村子也见不到。实在没法请别人来吧，态度是没得说，开了方子药都可以帮了送来，但就是没准头，这回治好了，下回兴许就能把孩子治个半死。治死人的事他们也不是没干过，但态度好，人死了跑前跑后地帮了料理，比家里人还要卖力，他们的出身又好，人家还能说什么呢。后来，父亲就不得不去请自己族里的李拐子了。这李拐子，解放前是这一带有名的中医，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都排长队，但他出身地主，又在国民党队伍里做过事，看病时的脸子又冷，解放后村里的诊所就没要他。他却又不甘心干庄稼活儿，自个儿跑到砖窑上烧起窑来了。请他看病很难请得动，除非人命关天了，他才肯从窑里出来。父亲自个儿备了笔和纸，找到他说，你叔我就这一根苗儿，你看着办吧。他那边冷着脸子，总算把纸笔接住了，笔噌噌地一使劲，头上脸上的砖末都扑扑地往纸上落，落得父亲在一旁直心酸。不过李拐子可不念别人心酸不心酸的，又一回，等父亲说完病情，他忽然将纸笔一扔，转身就走，问他他也不理，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得十分地绝情。父亲将自个儿说的病情过了一遍又一遍，才猛然悟道，他一定是从中得知孩子吃过别的大夫的药了，这老侄子啊，烧窑也没烧掉他的臭脾气！父亲恼火透了，从此再不肯去找李拐子了。李拐子可以不找，孩子的病却不可以不看，但这样一个病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