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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脾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
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 。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
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点新的、诚实的省思？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野火现象
菜市场中一地的泥泞。讨价还价的喧嚷夹着刀起刀落的剁声。在菠菜
和胡萝卜旁边，居然搁着一本摊开的《野火集》。卖菜的妇人蹲在地上剥玉
米。
“欧巴桑，你在看这书吗？”“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后生在看啦！
伊在读大学。”撕掉蒙眼布《野火集》在出书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个
月后，已经迫近五十版，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称奇，
说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现象。书店的经销商说，许多买书人似乎带着一种“使
命感”走进书店，买一本给自己之外，还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读“野火”的
人不够多。一位医师告诉我，他买了三百本书四处寄发。学校老师也往往为
学生集体订购，作为指定的课外读物。海外的留学生也来信，希望这本书能
销到国外。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野火集》破纪录地、疯狂似地畅销不是一个
偶发、孤立的事件。从专栏时期读者反映的汹涌，到成书之后读者“奔相走
告”的热潮，在在都显示这是一个深具涵义的台湾社会现象。很明显的，我
们的社会对“野火”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饥渴的需求。
需求什么呢？“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
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
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
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
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如一位教授所说：“你的野火
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廿年前叫喊的事情
在廿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的确，可是这一次的
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绝的回声，“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
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或许人们不只是厌倦窠臼本身，也厌倦一次一
次叫喊后的失败。在上千的读者来信中，大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啊！你说
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然后加上三个惊叹号！！！“野火”显然痛快地供
给了情绪的发泄，但是令人心惊的是，在发泄之前，那份情绪有多么堵塞，
多么郁闷。
台湾在蜕变中。曾经是个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子女遵从父母，
学生遵从老师，人民遵从政府。可是经济起飞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
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
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
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台湾的电视就显现：美国
记者大声问总统：“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撒谎。”这种镜头对我们
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哦，民主
是这样的呀？”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宁可自己思考的人。
经济、教育、外来文化等等，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台湾的社会
大众，是吃过苹果的亚当。吃过苹果，发觉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
现实，解决问题，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
旧制度、旧作法、旧信仰，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
教条、口号、神话、谎言，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
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
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在野之声“野火”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
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党外杂志，却得不到小圈
圈以外的回响？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问题；最主要的因
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颂权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
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
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
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
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不耐、引颈盼望的，不
只是换一块蒙眼布！
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从“野火”的现
象看来，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没有
政治野火、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
子所发，可是在今天的台湾，这个声音，不是没有，但微弱喑哑。知识分子
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
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
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
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
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
之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
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
喜鹊？乌鸦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
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
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
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
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
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你不会说：“奇怪，怎么只谈我坏的半
边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那么，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光
明面”呢？再说，歌颂勤奋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
吗？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你有影响力呀！读者相信你。
这话说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那纯粹是
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赢得“读者相信”之后转
而加入喜鹊的行列？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
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
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
羽毛，唱喜鹊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说：“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被敌人拿去作宣
传怎么办？不怎么办！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
的能力。当西德的布朗德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两国人追
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不是轻视，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导大
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作为“你看他们多糟糕”的宣传，而事实上，中共愈
是容许丑事的揭发，批评的公布，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也就愈值得我们
思考。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
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
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
能力的社会。
让别人拿《野火集》去作宣传吧！
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
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
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龙应台污染
青年人思想？ 。”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
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
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就读者来信分析，
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
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
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
“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
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
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
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
名辞。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
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
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这是第
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
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
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
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
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
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
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
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
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 。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
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
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
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
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
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
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
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
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
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
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
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
自由、人权？ 。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
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那就
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
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
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
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
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
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
断他的胳膊。
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
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
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幸福没
有止境市场里的欧巴桑蹲在湿淋淋的地上剥玉米，为了凑足后生上大学的费
用。她所关心的，或许是菠菜的收成与一斤几毛的价钱，后生所关心的，就
可能是如何争取一个容许他独立思考的环境。“野火”对欧巴桑没有意义．对
她的后生却有意义，我们能够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
一个衣食温暖、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他不需要经过挣扎奋斗就可以尽情尽性
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
幸福，没有止境。《野火集》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万本，代表一个非常迫切的呐喊。
原载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中国时报》
又是公假
假使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那么学生缺课的借口往往是最准确的指
标。
“老师，下星期我要带家里的猪到德州去参加猪种竞赛，不能来上课。”
“汤姆去比赛驯野牛，他今天赶不回来。”“老师，我后天要帮家里开收割机；
收成季节到了。报告能不能延几天？”没错，这是堪萨斯，美国的黄金谷仓。
学校四周有绵延不尽的麦田，牛马漫步的草原，学校里有这些与泥土青草很
亲近的农家子弟。
当皮肤黑得发亮，牛仔裤紧得要裂的约翰对我说：“教授，请原谅我昨
天没来；昨天在巴士上被两个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顿，我昏死过去，被人家送
到医院？ 。”我知道，我在纽约市。
金发的茱莉说：“我本来可以赶上课的．但是在一百廿五街等火车的时
候，有个人用刀子抵着我的腰，抢走了我的皮包——能不能给我补考？”然
后从委内瑞拉移民来的海蒂垂着头说：“我明天不能来上课。明天是哥哥的
葬礼；哥哥上星期在中央公园慢跑，被人用剃刀割了喉咙？ 。”我仔细听着，
点点头，但是不知道应该睁大眼睛表示震惊与同情，或沉着地不露声色——
这个海蒂，不是上个月才说她缺牙的老祖母被枪杀了吗？上学期，她不是说
做修女的妹妹被强暴了吗？她们一家有多少人？她能缺课几次？当黑头发的
学生在下面说：“林秀美不在，公假！”的时候，我想：啊，回到了台湾！
这“公假”两字，既没有牛羊猪马的乡土气息，也没有杀奸掳掠的煽
情刺激；它只是一张缺乏创意与想象力的小条子，上面盖了七七八八的章，
但是小条子的意旨非常清楚：我有比你这堂课更重要、更优先的事要这个学
生去做！
什么事比教授的讲课讨论还重要呢？明晚校庆晚会，总务处要我去装
饰会场。
南非拳击师协会来访，县政府要我们去招待七天。
青年团办ABC 研习会，我要去受训。
土鲁共和国的土鲁大学代表来访，我们得去当翻译。
有议员来演讲，系所要我们停课去听，人太少面子不好看？ 。这种“公
假”整学期络绎不绝，所幸每次、每个人所缺的课，大致不会超出几个小时。
就学生而言，跟同学借个笔记，与教授课外讨论一下，倒也还弥补得过来。
对教授而言，这不断的公假却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已经给全班考试了，
却因为这个学生“布置会场”去了，我必须费尽心思重新出一份不一样的考
题，还要安排额外的时间让他补考；换句话说，总务处要“布置会场”，间
接地就占用了教授私人的研究时间。
这也还是小事吧？可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的脸孔突然冒了出来：“老
师，我缺课两个月，因为政府派我去友好访问，刚刚回来——”我不能不大
吃一惊：一个学期总共不到四个月，缺了一半以上的课，他还能学到什么？
这个“公假”未免太神奇了一点。
于是，作教授的就面临一个大难题、他应该挪出晚上看书、喝茶、听
音乐的时间来为这个学生补课吗？这对教授不公平。那么，因为这是“公假”，
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要求降低一点，放一点水，好让他期末过关？这对其他
努力了整学期的学生不公平。好吧！公平论事，不管缺课多少，这名学生必
须把所有的课业都弥补过来，通过所有大大小小的考试，评分标准也不打任
何一点折扣——我大致可以肯定：这个学生非重修不可，因为课堂里讲的东
西大部分不是一两本教科书的白纸黑字所能涵盖的，他没有听到，就不可能
学到。可是，这对学生又公平了吗？他本来是因为有特殊技艺才光荣地出国
“友好访问”，光荣的代价却是重修的惩罚。
占用正课时间，派学生出去的机构又是什么打算呢？要教授“牺牲小
我”去补课吗？希望教授在分数上“放水”吗？还是算定了学生该重修呢？
“究竟是哪个机构安排的？”我好奇地问，心想八成是个不太懂得教学的部
门———“教育部！”学生说。
※※※
在美国，常与教学“喧宾夺主”的“公假”通常不是政治义务，而是
令美国人如痴如醉的明星球赛。每一学期都会有足球教练打电话来：“贵班
的吉米要缺一星期课，因为球队要到费城去比赛。”到了紧张的期末，紧张
的篮球教练也来探问：“莫里生会不会及格？有没有缺课太多？他英文非过
不可，不过就不能当校队，没有他，校队就完了？ 。”有一次，一位教练写
了封正式公函给英文系主任，要求系上批准名叫艾克的足球明星一礼拜请一
小时英文课的“公假”。理由非常充分：第一；艾克是校队灵魂，第二，校
队是学校的灵魂，每次球赛都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