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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哈得逊河与莱茵河是个很好的代表。哈河波澜壮阔，气魄超俗，
沿河却没有几段供人漫步赏河的小径。河滨主要是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黑漆漆
的工厂。幽美的河岸不是没有，却多变成私人的住宅别墅。偶尔被一条幽深
小径所吸引，踏青两分钟，林荫深处赫然已是侯门大院，“不许私闯”的牌
子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水光山色。
莱茵河灵秀妩媚，沿岸工厂极少。据说从前铁轨也是沿河而建，但为
了筑一条滨河的人行道，政府花了大笔资金将铁轨往外移上一大段，好让人
无碍地欣赏河光水影。在这里，私人住宅也不能垄断山水，两岸的小径花木
扶疏，绵延几百里，任何人都能来到水边，张袖捞一把莱茵河上的清风，探
望河里洁白的天鹅，河边每一寸土、每一片砖，都属于渴望自然的大众。
哪一个方式好呢？旅美的德国人批评美国人自私自利，不注重公众的
福利。留德的美国人却抱怨德国的方式不尊重个人权益。一个朋友说：“有
钱为的什么？就为了要买得起河边一块土地、一片森林，就是要凡夫俗子的
大众不能进去，有钱才有意义。以德国那种限制，钱再多也没有意思！”因
为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份，我不能不偏爱德国的环境。现代文明所制造的
污染和紧张，使青翠的大自然成为仅有的安慰。在德国，我可以随兴踏进深
邃的松林里，呼吸原始的气息；行到金黄色的麦田边，坐在青苔满布的石块
上，可以望尽风动的草原，感觉混沌的自然与蒙垢的我毕竟仍是息息相通的
一体。在我寻求野气的时候，我不愿看见“不许擅入”的木牌将山光占为己
有，更不愿有铁丝网挡住我沾满泥草的行脚。
台湾仍旧山明水秀吗？意大利出了德国南境，我们开进奥地利。奥国
的边境守卫永远是最和善可亲的；与世无争的国家，谁来都欢迎。
车子在阿尔卑斯山中蜿蜒而行，顺着淙淙的泉水。出了奥国，进入意
大利。
意国北角其实是德语区，一次大战前仍属奥地利，战后却被“送”给
意大利，种下祸根。这些奥人不与意人认同，激进分子更采取暴力行动与意
政府作对。许多男人胸前系着蓝布褂，外人看起来，还以为满街都是屠夫菜
贩，其实那块蓝布是抗议的标志。
我们的车子被一队全副武装、神情凶狠紧张的警察拦了下来，检查护
照。华德告诉我：“他们在搜恐怖分子。”坐在啤酒店里，胖嘟嘟，系着围裙
的女房东正在擦酒杯。
“你喜欢意大利人吗？”我问她。
她嗤之以鼻，用乡音很重的德语说：“谁喜欢他们？意大利人都是贼，
又脏，住到哪，垃圾就到哪，乱七八糟？ 。谁跟他们一流？！”在加油站碰
到一个德国学生，正要到希腊去。
“为什么不在意大利留几天呢？”他摇摇头：“没意思！到处都脏乱，我
看了浑身不舒服。他们在公共场所讲话又大声，吵死了。到处都是脏、乱、
噪音，受不了——”是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偏见吧？！我想，意国也属高度开
发国家，怎么会“脏乱”呢？离开冷泉淙淙的山区，进入真正意大利区了，
交通突然拥挤起来，华德专心开车，我专心看窗外的景致，细细和德国比较
——怎么愈看愈觉得像回到了台湾，意大利怎么倒跟台湾的景观相似呢？德
国和奥国的公路上难得见到一株干枯的死树。他们有所谓“树医”，专门照
顾生了病的树，死木破坏美感，所以大概一发觉就拔除了。进入意大利，马
上注意到夹道的绿荫丛中一两株枯黄僵硬的树尸，大概站在路边也很久了，
灰蒙蒙的。
然后注意到垃圾：夹道的树下不是青翠的芳草，而是肮脏的塑胶袋、
废纸、压扁的空罐头，在风里从路这头吹到那头。走近乡镇，发觉小河小塘
里没有雪白的天鹅，只有积垢的死水，蚊蚋丛生。随便踏进路边的餐馆，嗡
嗡的苍蝇爬在桌子上。挥走了又来。
乡镇的景观也缺乏谐调美。绿油油的一顷农田中突出一栋冒烟的工厂，
过了工厂也许有几排住家，住家旁又可能是嘈杂的商店市场。房屋的格调也
参差不齐；一栋青藤蔓布的古屋旁站着一片四方块、涂着水泥、军营似的丑
陋楼房，接着一座太空舱似的现代艺术。如果说美国有些乡镇风貌像散置的
积木块，那么意大利今日的村落就橡不留神打翻了的棋盘，一地的乱七八糟。
很明显的，意国的建屋限制和分区（ZoningLaw）大概不太严格，使都
市肆无忌惮地往郊区延伸，且是没有计划地延伸，结果呢？放眼看去，看不
见整片青翠连绵的旷野，也不见谐调美好的村落，只见张牙舞爪的都市建筑
把田野割碎，一片很碍眼的杂乱——我突然发觉意大利和台湾貌似的原因
了。
意国的一些著名古城——罗马、佛罗伦斯，或是出了罗密欧与朱莉叶
的Verona，都保存得非常完美，水城威尼新的灵秀更令人心仪；为什么现
代所建的环境却如此杂乱粗俗、如此缺乏美感和气质？悠久的文化对现代的
意大利人没有潜移默化的效用吗？大家来跳舞地中海的水平静而温暖，我们
在沙滩上扎营。夜空里，星星一个个低垂下来，我们到街上走走，看意大利
人晚上做些什么！
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里坐着人，葡萄架阴影里也坐着人，隔着
篱笆和邻人说话，笑声像风铃似的在窄窄的巷子里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
家家户户的灯火却照亮一点生活片断：正在洗碟子的母亲，哭得惊天动地的
小儿，跷着腿看报的男人，钩毛衣的老妇人。每一家门都是关的，好像隔邻
的朋友随时会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
这个热络的气氛在干净的德国却是没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华
德长大的家，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总计有三十个门，三十个门都是关的；
随手关门是每个人的习惯。
门关了，保障了个人隐私。朋友要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可也就不
那么容易。
到了一个鼓乐沸腾的广场，挤满了人。拉风琴的小伙子热烈地奏着轻
快的舞曲，一对对男女——漂亮的、肥的、丑的——在水泥地上凑着节拍就
跳起舞来。一个秃了顶的矮老头索性跳到桌子上，夸张地扭起腰来，惹来一
阵疯狂的掌声。舞曲突然一变，成为优雅的探戈，却也没难倒这些意大利人，
就跳起探戈来。
我无限惊异地看着这群乐陶陶的人：这些都是小镇的村民，也许是卖
菜的小贩、切肉的屠夫、做面包的师傅、清垃圾的工人——他们怎么这么会
创造生活的情趣？我想到台湾的村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做什么？
也在瓜篷下话桑麻，在谷场上婆娑起舞吗？希腊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个充
满荒山石砾的古国。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创
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到雅
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
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
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精致吗？从德国、奥
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
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
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
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
的太阳里蒸腾。
但希腊的脏也许可以辩白：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旅客所留下来
的，不算是希腊人本身的错。一般希腊乡镇倒还算干净。
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
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
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
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
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
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
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
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
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
地方。
在Agamemnon 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
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
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
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
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
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逼着读
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
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
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
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
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
裸泳的人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
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
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
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裸
泳的天堂。
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
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
绿绿的鱼也赤裸地在水里游荡。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
温柔而清凉。
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
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
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
吗？”李奥是精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
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
“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
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
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
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
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 。”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
韵味。她转过来问我：“你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
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世界日报》
传递这把火
龙应台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
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
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
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
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
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
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
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
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
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
国泰民安，领导英明？ 。”。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
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
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
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
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
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
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
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
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
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
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
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
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
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
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
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
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
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
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
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
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
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
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
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
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
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
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
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
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
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
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
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
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
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
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
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
残障的民族？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
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
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
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
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
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
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
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
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
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
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
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
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
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
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
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
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
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