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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思良久。龙应台先生大作部份尤令一向不生气的我羞惭喟叹，久久不
能自已，晚间至北投金马奖戏院观赏《省港旗兵》，进戏院甫坐一下，即感
觉“烟香”阵阵扑鼻，片刻后实难忍受，遂鼓起勇气，顾不得后座的瘾君子
有女友，劝其熄掉香烟，勿再羞人。未几，又见入口处一阵亮光，原来两位
少年家一进场就相互点起烟来，一副悠然自得模样，愈看愈冒火，心想“为
什么不生气”，为什么忍其一意制造恶劣空气，于是起得身来，准备前去晓
以大义一番。未料才跨出两步，心中又犹疑了起来，胆怯之余，灵机一动，
出去找戏院管理员帮忙，说明原委后，只见管理员一再摇头。明白表示这是
“无法度”的事情，爱莫能助。经再三强烈抗议，斥其没用、姑息，他姑折
衷由戏院打出字幕——请勿在场内吸烟。这是个人亲身的一个经历，也是阅
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所激起的良知与道德勇气，事情微不足道，
效果或也仅止于短暂的一个晚上，然而，我仍很为自己高兴、骄傲，毕竟，
我已开始在做了，虽然还是有点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当中，你、我、
他都摒除从小被养成的自我、自利的习气和观念，鼓起道德的勇气，随时随
地，对于身旁周遭令人不快或不当的事物，勇于抗议，敢于检举告发，人人
都来管这个社会，相信一定可以积少成多，彻底改造的。
最后，提醒大家，将近两千万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假如休想拥有一
个清爽愉快的生存环境，请别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忍耐、沉默都是
懦弱的表现，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
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
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
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妹妹，我会听英文，这
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
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
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
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
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
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
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
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
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
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
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
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
的身体里去。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
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
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
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
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
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
（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
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
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
理发小姐？ 。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
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
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
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
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
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
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
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
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
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
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
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
——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
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
的地步吧？
※※※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
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
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
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
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
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
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
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
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
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
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
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
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
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
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
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
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
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
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
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
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
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
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
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
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
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
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
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难局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
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
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
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
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
‘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
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
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苏老
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
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
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
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
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
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
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
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
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梭罗并没有尽兴；
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
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
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
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
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
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
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
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
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
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
的犯人？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
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
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
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
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
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
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
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
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
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
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
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
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
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
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
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
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
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
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
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
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
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
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
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
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
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
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
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
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
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
“人间”）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
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
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
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
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
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
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
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
在保护谁？”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
国去！”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