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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
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
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
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
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
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
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
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你你你，
你是个——”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对不起，
是啊！很抱歉哪！”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
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
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
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
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
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好，那
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
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嗄———”他又半天没声音，
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今人同
情的遭遇。
《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龙小姐，
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
许？”“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
公平的批评——”“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呃———”
“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您写来
觉不觉得奇怪？有没有压力？”“呃——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
负面的批评——”“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风格？”“呃——我不知
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容忍与开放是一个评者必备的态度，
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对对对，我很
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
实话的勇气———”“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就是这样！被
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么阴差阳错的，
牛头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
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说
“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
大噪，知道为什么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
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
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我顿时觉得心
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
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
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指头了。我叹口气：“是的！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精神崩溃的老鼠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
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
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
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联考前，李国
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
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他摇摇头：
“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
下？”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
职校或学技术？”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
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
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
摔在垃圾车旁边。
※※※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把老鼠聚集在一个
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
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
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
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
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
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
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
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
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
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
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
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
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
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
崩溃”。
麦尔教授于是归纳出导致老鼠“精神崩溃”的五个阶段：首先，对某
一个难题（左门或右门），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选择右门；
右门有乳酪）。第二个阶段，客观环境改变，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
解决问题，因此感到惊骇。下一阶段，不断地焦虑与挫折、失败之后，它就
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不计后果（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
仍旧往左边闯）。第四个阶段，根本放弃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饿死！）。
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左
门就是左门，非左门不可！）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饿得老眼昏花。明明只
是换个门径就解决了一切，它却柠执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
最后以崩溃结束。
＇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
N。Y。1981。＇※※※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
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
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
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
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
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作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
有乳酪的门。
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
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
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
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
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
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
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
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
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
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
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
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 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 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台湾是谁的家？
啊！光复节！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大人
物凑着麦克风讲整齐对仗的句子，报纸的头版有红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
收音机的钮转来转去都是标准又悦耳的女声？ 。啊！又是一个光复节！
光复节又怎么样？仍旧是人挤人、车挤车的世界，乌烟瘴气。
可是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节——四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四十
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
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积蓄交给十信？ 。
四十年又怎么样？光复节又怎么样？立法委员向俞国华我们是否有一个“信
心危机”。俞院长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江南、李亚频、馊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
义。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听到邻居十岁的小孩丢下书包大声喊：“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
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我也听到二十来岁刚结婚的朋友皱着眉头说：“结
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骑机车上班，眼红疯狂的人潮与车马常勾出
我心中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来。一辆机车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
腾得很愿意当场撞得他头壳破裂而不觉一点点惋惜。把新生命带进这样一个
世界来，不，太残忍了。”为什么没出过国的小孩会下“台湾不能住”的结
论？为什么一向笃信传宗接代的中国人会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可以养儿育
女？俞院长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哪一种信心，我觉得茫然。不肯承认我
们有信心问题，是因为看不见问题或不敢说实话，我实在无从判断。我只知
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
心（是的是的，王赣骏与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们教育的失败？ 。）。有钱人
把产业化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
与大学生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
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
信心。至于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
缺乏信心，这是绝望。年轻人的话，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
调，令我失望。
※※※
八年前我带了几份介绍台湾的画报给欧洲的朋友看。这些画报都有中
英对照而且摄影图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经意地说：“这些很像东德
或保加利亚的官方刊物。”我很惊讶：台湾的东西怎么会让他联想起两个共
党国家来？原来也只是一句凭直觉的评语，朋友也得思索好一会才分析出原
因来：“因为你看得出这个刊物在刻意地表现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实任
何社会都有的缺陷与难题都隐藏起来。你看，第一页到末页全是美丽的森林，
纯朴的山胞，富庶的农村等等，像人间天堂。相反的，一个开放地区的刊物，
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
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不免提到农村人
口的流失？ 。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
别。”他不说，其实我也该知道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
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四十
年后的台湾固然已经脱胎换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问题、
烧在眉睫的环境问题、需要急诊的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还
有，使每个人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摇头叹息的道德沦丧现象。可是，如果我们
有能力，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些病痛；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就不怕大声承认：
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些病痛。避讳或遮盖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
才是真正的危机，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也不
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
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
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因为我对台湾还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种、耕耘；台湾的“有心人”真多。
消费者基金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现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见了。还有许多
看不见的：“妇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点一点地提高女性的自觉，教导她
保护自己的权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妇女研究中心，引导社会重视妇女
问题。扶轮社——你以为有钱人都是脑满肠肥之流吗？——正在筹备环保基
金会。另外又有几个人正准备推出《新环境》杂志，为我们病重的大地作记
录。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要出版《人间》杂志：没有穿泳装的明星，没有微
笑的政客；杂志关心病患孤儿寡妇，帮助这个爱喊光明口号的社会亲眼看看
阴暗痛苦的一面。
这些少数人的努力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经龟
裂但仍旧坚硬的水泥板一样。当年消费者基金会饱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
教”两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现在扶轮社要建立的环保基金会又在
团团转，寻觅出路。妇女消费团体或自觉行动也受法规制度的百般束缚；任
何民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与束缚。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
是压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这些小草伸向阳光的力量。只要有
这么多“有心人”，台湾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
的，可以复原。
※※※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
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你现在买着消费者团体认可的食品，当
初这些人投告无路的时候，你是在一旁观望？嘲笑？还是漠不关心？现在正
开始垦荒的小团体，譬如“新环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环境的制度问
题、评鉴问题，需要金钱的援助去启发小学生爱生的观念，对老农夫解释滥
葬的害处。你关心吗？你在乎吗？你应该现在也变成工作的一分子呢？还是
做个“沉默的大多数”等着成果从天上掉下来？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
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一个团体登记之后就不允许第二个性质类似的团
体存在——这是什么蠢人订的蠢法？消费者组织不是愈多愈好吗？），另外
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
身的缺乏动力。美国有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女儿被醉酒驾车人撞死，组织了
“反醉驶运动”，到处陈情、抗议、演讲，教导驾车道德。现在这个组织有
六十万个母亲加入。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楔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
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
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
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仍无效；好，那么
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
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
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
养分吗？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
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
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
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
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
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
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
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
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
家，这个家才会破落。
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脾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
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 。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