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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说：“你的儿子保尔作证指控我的朋友墨林。你还记得墨林吗？你曾经许诺让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科里的声音渐渐强硬起来，他对这个人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感到不快。他知道，这个人的力量来自于他那积累了半生，已经富甲天下的财产；来自于他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能够从穷鬼变成富翁的诀窍；来自于虽然有一个愚蠢弟弟的拖累，仍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拼搏的干劲。
埃里·汉姆希对科里这句挖苦他的话完全无动于衷，他甚至连微笑都没有，只是一味地听。
“你儿子的证词是唯一指控墨林的证据，不错，我也明白保尔是被吓坏了。”突然，科里看见那双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黑眼睛危险地闪了一闪，这是因为被眼前的陌生人掌握了自己儿子的教名，并且熟悉和轻蔑地使用这个名字而感到恼怒。科里马上报以友善的微笑，说：“汉姆希先生，你有个好儿子，人人都知道他是被利诱和威胁才向联邦调查局做出这样的供词的。我向一些高明的律师请教过了，他们说他可以在大陪审厅放弃原来的证词，使陪审团不相信他以前的有关证词，这样做是不会得罪联邦调查局的。保尔甚至可以完全收回原来的证词。”他再次研究对面的那张大脸，仍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又往下说：“我相信你儿子不必服现役，也不会受到指控。我也知道你已经为他安排妥当，他不须履行他的军人职责。他百分之百没问题，不会受此事牵连。我认为你已做到万无一失，如果他肯帮这个忙，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将保持不变！”
埃里·汉姆希现在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更强硬些了，不再柔和，倒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推锁员在兜售商品那样充满说服力：“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那样做。那个名叫墨林的青年是个好小伙子，他帮了我，我将永远感激他。”科里注意到此人经常把“永远”挂在嘴边，并非是中途做出来的姿态。他曾向墨林许诺要使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又说他将永远感激墨林，一个该死的代理人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科里第二次感到愤怒——这个人竟然把墨林当成笨蛋那样耍了，但是他仍然装出笑容可掬的样子继续听这家伙说下去。
“我帮不上任何忙，”汉姆希说，“我不能让我儿子冒险。这样做我妻子不会原谅我的，他是她生命中的一切。我弟弟是个成年人了，谁能帮得了他？又有谁能引导他，使他改邪归正？但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他是我的命根子！这件事以后，请相信我，我会为墨林先生帮任何忙的。10年、20年、30年以后，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当这件事了结后，你可以请我帮任何忙。”汉姆希先生站起身来，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他那魁梧身体微曲着，脸上带着感激与焦虑的表情说：“我希望我儿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科里冲着他一笑，边和他握手边说：“我不认识你的儿子，不过你的弟弟是我的朋友，他月底会到拉斯维加斯来看我，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绝对不会让他惹麻烦。”他看到埃里·汉姆希脸上迷惑不解的表情，干脆趁机发挥，多说几句。
“既然你帮不了我，我就必须为墨林请一位好律师。也许地区律师以前告诉过你：墨林会认罪和获得缓刑，一切都将顺利结束，特别是你的儿子不但免于出庭作证，而且永远也不必回到部队去服役，你一定也相信了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墨林将不认罪！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法庭上的审判，你的儿子就不得不在公开法庭抛头露面，而且你儿子必须提供证词，这就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我知道你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报界就会穷追猛打，非查出你的儿子保尔人在伺处，现在从事何种工作不可。我不管谁答应过你什么，反正这样一来，你儿子必将不得不去服兵役，单是新闻界施加的巨大压力已够他受的了。除了这个，到那时，你和你的儿子都已树敌，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我会让你的余生都过上不幸的生活！”
当科里把这一利害挑明之后，埃里·汉姆希重新靠在椅子上盯着科里，他那张凹凸不平的胖脸上与其说是布满愤怒还不如说是忧郁中夹着悲哀，于是科里更进一步把话说明白：“你有你的后台，打电话给他们，听听他们的忠告，你也可以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是为桑那都大酒店的郭鲁尼伏特工作的科里·克鲁斯。如果他们同意你的意见，就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吧，我是帮不上忙了，而你也从此欠了他们的人情。”
汉姆希靠在椅子上问：“你说如果我儿子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顺利？”
“这点我可以保证！”科里说。
“他就不必回到部队去？”汉姆希再问。
“这点我也可以保证，”科里强调，“像你一样，我在华盛顿也有许多朋友，而且有些事情上我的朋友能做到的，你的朋友却不一定做得了，何况在这件事上，他们恐怕不敢和你沾边！”
埃里·汉姆希送科里到办公室的门口时，对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我要把你对我说的一切仔细考虑考虑，我会和你联系的。”
当科里走到了套间的门口，他们再次握手。科里说：“我住在派拉若大酒店。我明天早上就要飞回拉斯维加斯了，所以要是你今晚能给我打电话，我将不胜感激！”
但是打电话给他的却是查尔斯·汉姆希。查尔斯带着醉意十分高兴地说：“科里，你这个小杂种！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反正我哥哥让我告诉你，一切都没问题，他完全同意照你的意思办。”
科里心中的一块石头当即落了地。他猜到埃里·汉姆希肯定打过好些电话去调查他，而郭鲁尼伏特一定在全力支持他，才会有如此理想的结果，他为此更对郭鲁尼伏特充满了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对查尔斯说：“那太好了！我们月底在拉斯维加斯见，你会玩得极痛快的！”
“我一定来！别忘了那个舞女！”查尔斯·汉姆希高兴地嚷道。
“忘不了！”科里笑道。
接完电话，科里穿戴整齐出去吃晚饭。在餐厅的走廊上，他用公用电话和墨林交谈：“一切都办妥了！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你会没事的。”
墨林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疏远，几乎是抽象的，没有像科里期待的那样充满感激之情。“多谢，”墨林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见。”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第二十二章
科里·克鲁斯为我把一切都搞妥，使我不受法律制裁，但是爱国的弗兰克·埃尔克就惨了，他终于被审判和定罪，不但被解除现役职责，只保留平民职务，还要去监狱服一年有期徒刑。一周后，少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没生我的气，也没表示义愤，甚至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墨林，”他对我说，“你终于获得了无罪宣判，祝贺你！整个事件实际上都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应该做到的是把那些小子投入监狱才对。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始至终对此事毫不在乎，但是却接到命令来处理此事，并且要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现在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交谈，不是在施加压力，我劝你立即从政府行政部门辞职。”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眼花，本以为这回可以完全不受追究，竟想不到却是被砸了饭碗！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将如何养家糊口？我在长岛买的新房子过几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但那些银行贷款将如何偿还？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摆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问他：“大陪审团已宣布我是清白的，为什么我还必须辞职？”
少校一定看透了我的心思。佐顿和科里在拉斯维加斯时曾取笑过我。说不管我怎么装模作样，别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时的少校带着怜悯的表情对我说：“我这样说是为了你着想，你自己也想想看：发生了这种事以后，上面的头头会在整个军部大楼布下犯罪调查部的人马；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继续到处窥探；所有在预备役的小子还会设法利用你，让你和他们达成交易，万一不遂心愿，他们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你辞职了，一切都会很快地随风而去，调查人员也会由于失去目标，无事可做而随即冷却下来并很快撤走。”
我原打算再问问其他收受贿赂的民职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没等我开口，少校就抢先说：“据我所知，和你情况相似的参谋及单位行政人员中，起码有十个准备辞职，还有人已经辞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将会渡过难关。其实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你这个年龄本该谋份更好的职业。”
我点点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中一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虽然我出版过一本小说，但我每周只在民政部门挣100美元，如果不是每月为杂志社写稿有300—400美元的报酬，还不知如何维持生活呢！现在既然非法金矿已经关闭，这个岗位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好吧，”我说，“我将写份辞职报告并在两周后离去。”
少校先点头后摇头说：“你还有带薪的病假设用，在两周内把它用完并找份新的工作。这里的事我会为你安排好的，你每周只要来几次处理一些文件就行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写了份辞职报告。事情也许不像原来估计的那么糟糕，起码我有20天的带薪假期，这里已约有400美元，我还可以领取大约1500美元的政府养老基金，虽然这么一来就意味着我得丧失在年满65岁后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但那已是30多年以后的事了，也许我还活不到这个岁数呢！这样算起来总共约有2000美元左右，再加上存放在科里那儿的受贿款三万多美元……突然，我有一种恐惧感——万一科里背信弃义，拒绝把钱还给我，那该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虽说我们是好朋友，而且他这次保护了我，使我绝路逢生，但是我对他仍不敢存有幻想，他毕竟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骗子，假如他认为因为帮了我的大忙，这些钱就应归他所有，那怎么办？我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我本来也得花钱买自由，上帝啊，我该付出这个代价！
更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是我不得不告诉维丽我失业的事，而且还要向她父亲解释我为什么会失业，那老头子就必然会到处打听，直到知道真相为止。
当天晚上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维丽。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而是到杂志社去见埃迪·兰舍。我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却坐在那里又是摇头又是大笑。当我说完时，他不无惊奇地说：“你知道吗？我总是遇到令我吃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最直率的人莫过于你哥哥阿迪，其次就是你了。”
我之所以把有关收受贿赂使我变成了半个愚蠢的罪犯的事告诉埃迪·兰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负担少一些。这几年来，广大读者不接受我的小说，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基本失败的人生造成我忧郁孤独的内心世界，现在把这些心中的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也算是一种摆脱吧。
兰舍一直面带笑容地望着我，听我诉完后，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神经质的一个——你的婚姻美满，有儿有女，生活安定，收入固定，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小说，你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
“工作！”我告诉他。埃迪·兰舍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要求。说来也奇怪，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竟然毫不难为情。
他对我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我大概再过六个月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他们会派另一个编辑来接替我，我将向我的接班人推荐你，他曾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写作任务，你就能有足够的开支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埃迪轻快地说：“我在离任前会给你一大堆写作任务，诸如冒险故事、爱情故事以及我经常写的书评等，怎么样？”
“好啊！”我快活得差点要跳起来，又随口问：“你估计何时能把你那本小说写完？”
“再过几个月吧，”兰舍说，“你的呢？”
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至今我仍然是仅仅写了个提纲。我本打算把关于亚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户晓的刑事案件改编成一部小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我把提纲寄给出版商，他们都不同意预支稿酬给我，说是这种小说不可能赚钱，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被绑架的小孩最终被杀害的惨案，人们不会同情小说的主人公——那个绑架者的。我打算写的另一部小说《罪恶与惩罚》也把出版商给吓跑了。
“我还在写呢，”我说，“还要写很长一段时问。”
兰舍同情地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作家，别担心，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
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写作和书本，两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畅销书单上的大多数著名小说家还强，只不过命运的天平倾向于他们，让他们名利双收罢了。我离开兰舍时，已经对前途信心十足。兰舍总是鼓励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数几个乐意鼓励我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又很机智和有才华的人。他夸奖我有才能的话使我振奋起来。
就这样，一切事情都随着我离开民政部而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现在成了专职作家，能过上诚实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狱之苦，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能搬进我有生以来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看来以前犯点小罪反而有好的报答呢！
两个月以后，我搬进了刚建好的在长岛的新家。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卧室，我们还共有三间浴室和一个专门的洗衣房，这样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在泡浴缸的时候，头部总是被刚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们都洗完了才轮到我洗。我还有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豪华的私人小天地——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的书房。我们的新家还附有一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小花园。有了这座我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够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总之，这些许多同龄人早就拥有的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拥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们总算离开了那些贫困和绝望的邻居。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我们，他们的悲剧不再能威胁我们并造成我们的不幸，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
有一天，我悠闲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观赏后院的风光，忽然意识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将来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过现在。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就仅仅满足于一个我所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和一栋廉价的郊区房子这样的小康生活？当然，我不能和法国画家高更比，但是，也许正是安于现状使我写不出作品来？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对维丽反感的情绪，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