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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说一句，这都是真的。您就算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把他拦住。“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明肖夫的脸颊忽然哆嗦起来，他哭了。接着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擦擦眼睛。
“你们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谈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努力想办法，”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站在门口，因此看守关上牢门时，那门正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候，明肖夫就从门上的小洞往外张望。
！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开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这怎么会？”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分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是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光景，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他们说：
“由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个儿很高，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分证。其实身分证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分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分过人，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作坊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简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怎样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这怎么会呢？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
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人，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别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个儿矮小的人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个儿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是怎么搞的？”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象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褫夺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场刑罚就是在那时进行的。他心里觉得又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以前虽也有过，但从没象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急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把她找来。
“我这就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
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间。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凸出、灰泥剥落的大炉子和两扇肮脏的窗子。屋角立着一管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落挂着一幅巨大的基督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有这种像，仿佛是对基督教义的嘲弄。这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有的几人一起，有的两人一对，低声交谈着。窗口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屋里的人。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个相貌好看的穿短上装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情绪激动地对她说着话，比着手势。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住一个穿囚衣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对他讲着什么事。一个念实科中学的男孩，脸上现出惊惧的神色，眼睛一直盯住那个老人。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女的是个年纪很轻的姑娘，留着淡黄短头发，模样可爱，容光焕发，身穿一件时髦连衣裙。男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穿橡胶短上衣。他们两人坐在屋角喁喁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看样子是个母亲。她睁大一双眼睛，瞅着一个也穿橡胶上衣、样子象害痨病的青年。她想说话，可是喉咙被哽住，刚开口，就说不下去。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怒气冲冲地不住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丰满、脸色红润的姑娘，相貌好看，但生着一双暴眼睛，身穿灰色连衣裙，外加一件短披肩。她坐在哀哀哭泣的母亲旁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肩膀。这个姑娘身上什么都美：那白净的大手，鬈曲的短发，线条清楚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迷人的却是那双诚挚善良象绵羊一般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进去，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就从母亲的脸上移开，同他的目光相遇。但她立刻又扭过头去，对母亲说了些什么。离开那对情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头发蓬乱，脸色阴沉，正气愤地对一个象是阉割派教徒的没有胡子的探监人说话。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然有个剃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尖声问他说：
“您在等谁？”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感到惊奇，他对男孩瞧了一眼，看见他脸色严肃老成，眼睛活泼有神，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子问。
“不，不是妹妹，”聂赫留朵夫奇怪地回答。“那么，你是跟谁一起到这儿来的？”他问那孩子。
“我跟妈妈在一起。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您把柯里亚带去，”典狱长说，大概觉得聂赫留朵夫同男孩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好看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着象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向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走去。
“他问了您什么话？您是谁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微微笑着，信任地瞧着他的眼睛，神气那么坦率，看来她一定对谁都是这样朴实、亲切和友好。“他什么事都想知道，”她说，对着男孩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男孩和聂赫留朵夫看见她的微笑也都忍不住笑了。
“是的，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不准跟外面人说话。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典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用她白净的大手拉着一直盯住他看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下的，”典狱长带点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监狱里少见的奇迹。
“真的吗？”
“真的，他不久就要跟他母亲到西伯利亚去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典狱长耸耸肩膀说。“喏，薇拉来了。”
！
五十五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生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来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弄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圆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活动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很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象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糊涂思想。她分明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女朋友，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要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他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头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抓去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出去……”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谢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
五十六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必须分手。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愤激。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受他母亲情绪的影响。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哀哭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瞧，只有他们两个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象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模样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牢里结婚，然后她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犯人往里走，探监的人向外道门走。男人们，包括穿橡胶上衣的，患痨病的和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的，都走了；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带着在狱里出生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都走了。戴蓝眼镜的老头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况真怪，”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时说，仿佛他的话头刚被打断，此刻继续说下去。
“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嗐，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见玛丝洛娃，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明肖夫无缘无故饱受煎熬，真是可怕。但最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眼看那些无故折磨他的人的残忍，心里产生困惑，因此对善和上帝不再相信。可怕的是那几百个人没有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屈辱和苦难。可怕的是那些看守麻木不仁，他们折磨同胞兄弟，还满以为是在做一件重大有益的工作。不过，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年老体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拆散人家的母子和父女，而他们都是亲骨肉，就同他和他的子女一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同时精神上感到极度恶心，又逐渐发展成为生理上的恶心。他每次来到监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
！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要求他替他们辩护。律师听完聂赫留朵夫的介绍，说要看一看案卷，又说事情要是确实象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他愿意担任辩护，而且不取分文报酬。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冤枉坐牢的事，并问他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作出正确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吗？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