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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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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早,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您好,阿格拉斐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聂赫留朵夫戏谑地问。 
  “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现在她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斐娜说着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脸上现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下,”聂赫留朵夫接过信说,察觉阿格拉斐娜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斐娜的笑容表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以为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阿格拉斐娜笑容的含义却使聂赫留朵夫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斐娜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小刷子,将它放回老地方,悄悄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斐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看见上面的字迹尖细而稀疏,读了起来: 
  “我既已承担责任,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现在就通知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不能照您一贯的轻率作风,如昨天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那匹马的数目,为的是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又加了两句: 
  “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同自己拴得越来越紧。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他就算拿定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并非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作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她却不认为已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终于把聂赫留朵夫引入彀中。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她,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嫌恶她。聂赫留朵夫起初经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在她面前感到内疚,因此若不取得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就脸红耳赤,心惊肉跳。他每次面临危险,总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估计将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①登位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一心一意投入这场斗争,根本不知道家里出了不幸的变故。 
   
  ①俄国沙皇,一八八一——一八九四年在位,因他父亲被民意党人杀害,实行恐怖统治,怂恿反动势力抬头。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这事,就做好同他决斗的准备,决斗时他将朝天开枪。还记得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奔往花园的池塘,想投水自尽,他连忙追了上去。“我现在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星期以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她,语气很坚决,承认自己有罪,不惜用任何方式赎罪,但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就在等她的回信,但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象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再撒谎做假而感到高兴,并松了一口气。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继续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再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纳。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①的忠实信徒,而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②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分给农民。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象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他不能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既不愿意做官,又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再说,他也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要否定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后来又从亨利·乔治③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可怎么也办不到。 
   
  ①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原文是英语。 
  ③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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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就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无权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您老爷才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据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象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马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①。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①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布里丹写有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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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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