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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父亲做军需官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
他被捕了，受到审讯。
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象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
不仅解决精神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
虽然如此，西蒙松见到人却非常胆怯和谦逊。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
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他那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瞅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而眼神却象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她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此后他们也没有作过意义深长的谈话，但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
五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身体怎样，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也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由于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才出现的，它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他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毫无根据。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出来。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见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魅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象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这种感情曾变得更加强烈。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
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①，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②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③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①西伯利亚城市，原是帝俄罪犯流放的地区，现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②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
③见本书第297页注。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象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象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关在就近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温良的人，原来非但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很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非自视很高不可。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人成为革命者，因为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
六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①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忽而解开胸前的钮扣，忽而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开去。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嚎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嚎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装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①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沙皇专制的运动宣言。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