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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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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 5%,或者贬至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 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 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 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 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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