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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