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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秽书籍。本来第二天她要住院，听了老师的想法和安排后，母亲马上打电话通知医院，推迟两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与该校中学生们见面座谈，让该校师生甚为感动。
一个中学最高也就算个处级吧，母亲没有怠慢，也不敢怠慢。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亲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当成功。她时时处处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剥削阶级烙印，对人不得骄狂，不得摆谱，不得拿架子，翘尾巴。
母亲除了斗争性不强外，还比较虚荣，这给她惹了祸，比如当年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个入党介绍人。可又因为虚荣，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没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是表扬她，表扬过头了，她也不默认，怕人家说三道四。
１９６０年，《青春之歌》俄文译本中关于母亲有这样的介绍：
杨沫，中国著名女作家，共产党员。１９１５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后在小学校任教员。１９３１年日本侵占中国，杨沫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士队伍。她领导了中国北部的一些妇女游击队组织。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她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母亲说这篇文章错误很多。
１。自己是１９１４年生的；
２。自己没有中学毕业；
３。自己是１９３７年参加抗战，不是１９３１年；
４。自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游击队组织，而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换了一般人，对这些错误可能也就默认了。因为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即使有错，也是翻译翻的，责任在翻译。况且也算不上什么严重错误，中国人能有几个懂俄文，看到这篇文章呢？但母亲却很较真。她特地写信到中国作协外委会，把苏联翻译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一一提出来，请示作协外委会怎么办？她重申：第一，我不是１９３１年参加革命，应为１９３６年。第二，我在这段期间从没有当过什么游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妇救会干部，宣传干事，报社编辑。
以后当有人采访她，准备写她时，她总要提起俄文译本这件事，告诫记者或作者，写我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
１９６２年９月左右，《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采访了一些母亲的生活起居情况，折腾了半天，挺麻烦的。某天吃午饭时，母亲不自觉地把这次采访与同桌的同志谈了，他们开玩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母亲也哈哈大笑。但后来母亲狠狠责备自己：什么话也存不住。给人说这些干什么？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吗？告诫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谈自己这些个人的事（见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６日日记）。
她讨厌自吹自擂。经过长年的思想改造，不敢争位次，不敢盛气凌人。比如让她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多次向中国作协表示自己当团长不合适。后来作协说已经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团长曲波同志出于关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团长身份处理问题，出头露面。母亲也从没计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费神呢。
由于她不争官，不嫉妒新人，比较谦虚，与同志们的关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她，她才能在１９８９年１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母亲也不爱透露哪个大人物，知名人士对她好，接见了她。早在５０年代初毛主席就曾与她握手，她却从没有对我们孩子讲过。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能与全国最高领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亲却不曾对家人说过。我只是在她的日记中才知道她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前她住在颐和园期间，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与她聊天。１９８２年１月，她去海南岛访问，萧克同志曾到她的住处探望，这些她全都没告诉过家人。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她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提过。
台湾作家江南是她相当要好的朋友，后为国民党特务暗杀。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１９３６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３０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１９４９年再进北京，已是１３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３０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妈恐怕早就死了，妈妈把债还了这么些年之后，心里还念叨着这件事！
……
中国的风气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开。比如，明明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却非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著名”二字，什么著名科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歌唱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可是母亲却绝不接受对她过分的不符合事实的歌功颂德。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吹嘘她世界知名，老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期间还特别约见了她。母亲毫不含糊地声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根本没有。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梅开二度访杨沫》，作者以杨沫朋友的口吻，对母亲大加赞美，说了很多过头话。让母亲生气的是，他写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采访母亲，母亲根本不认识他，他却自诩是杨沫的老朋友。文中很多情节都是杜撰。比如说他去北师大的住所拜访过父母，还一起谈天说地——北师大住所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才搬来的，他哪可能见到父亲？又比如说１９７７年他去香山看望杨沫时就先睹了《英华之歌》，也是胡说，该书是１９９１年才出版。最为严重的是他声称：１９８９年２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时，特别接见了老作家杨沫……席间，布什总统举杯来到白发苍苍的杨沫面前，向杨沫微笑点头并高高举起杯。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布什和母亲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还说：《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亲自审稿，很快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是老战友秦兆阳介绍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与冯雪峰一点关系没有。那时冯雪峰早已挨整，怎么可能审定此书？冯雪峰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冯雪峰来拔高母亲。该文还无中生有地说，１９５９年《青春之歌》一书引起争论之后，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关怀下，茅盾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事实是那场争论，周总理并没有介入。
……
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１９９１年，已经７７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１９５９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１９８９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７７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２０００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三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４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４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时，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１９５１年５月３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得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穴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雪。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倭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４０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带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气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４０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１４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让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１５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１４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我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