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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虬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叠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
“干吗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揪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假的日子，一出营门或者走到车站，红莲就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找个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齿交战，浑身上下每一个孔窍都舒张开来，满盈盈一腔欢悦迎接着她的身体。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无论是乌日、积穗、平镇——只要在营区附近触眼可见、距离最近的情人旅馆——都留下我们裸裎厮杀的踪迹。从某些细节方面言之，我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从红莲所做的些微不经心的动作或反应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说，我们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发现她对脊椎骨沿线的肤触有着极其强烈的感应，一经指尖轻轻撩划，便止不住地打着哆嗦，微启的眼帘底下露出两弯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给抖到额头上方去了。我试出这个门道，自然加意撩划。几回之后，红莲忽然睁开眼皮，轻轻笑了，低声说了句：“多了。”
“什么多了？”
“你如果不去体会，”她紧紧搂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闭上了眼，仍旧低声道，“没有谁会告诉你。”
这该算是我学习男欢女爱的第一课罢？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一爿叫做“乌日大旅社”二楼的小房间里，被陈年不曾流通、说不上来是霉味还是腐味的空气浸裹着，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个撞击、爆炸之后一切归于寂灭的空无宇宙，重温如何进入另外一人生命深处的秘密。这一次与之前在宿舍里那样的鲁闯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红莲似乎有意诱导我用一双探访的眼睛去窥看那些我原以为只不过是一片黑暗的风景。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全然无法描绘、形容或用任何方式捕捉的风景。它只存在于两具肉体缠绞厮磨着的那些个当下，透过并不灼灼然相互逼取的感官而时现时隐。也正因为我们在努力探访彼此的许多个刹那其实是失落了视觉，或失落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是以它无法经由任何形式的叙述而再现——我只知道后来有一次和孙小六为躲避人追杀而溜进一家迪斯科舞厅，置身于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所摆布的光影之中，才约略体会出那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是的。
在凝神致志的欢愉抚触之中，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我猜想这是我无从记忆任何一次和红莲亲密交接经验的根本原因。然而这是十分令我苦恼的事。每当收假归营的时限将至，我知道这先前的一切便要随之而露雾散、云逝烟消。无论我在部队寝室的蚊帐里如何冥想追忆，也不可能拼合出所曾强烈体会过的这一切于千万分之一。
终于有那么一回，当我穿起军服、扣紧皮带、打好绑腿、戴上小帽的那一刻，鼻根一阵酸哽，涕液猛然间喷涌出来。红莲从背后环住我的腰，哄了几声什么，我没听清楚，径自咽声说道：“我记不得你了，我会忘记你。”
“又不是不再见了，怎么这样哭法儿？”
我摘下小帽，想用它擦泪水，可什么也没擦出来，倒是又擤出一堆鼻涕。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表达过依恋不舍的情感——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的失落或欠缺。然而，这样显然并非幸福。在那个令我心痛的离别时刻，我像一株给人倒栽入土的植物，既不能思考、复不能言语呼吸，整个地球却翻转过来，然后我便尽情呕吐着了。
那是一次独特而奇异的经历。我发现那是一种和酒醉全然不同的呕吐。在倾泻出胃肠里所有的东西的瞬间，似乎并没有烦恶感，倒像是向某个值得托付的对象诉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或者是向一群陌生人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讲那样酣畅淋漓。总之，当红莲用浴巾和一整卷卫生纸擦拭过床尾地毯上的秽物、而我则趴伏在马桶边沿喘息的时刻，我颤抖着，回味着喉头残存着的、射精般收缩的快感，几乎连想也没想，我冲那马桶底部漩涡状的注水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莲没听见而我也不会告诉她：我所说的正是恋爱。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后大约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红莲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不期然出现的时机——有十多次逢着该放假或例休的日子，我临时接获命令，必须到总部甚至“国防部”去参与筹划那种名为“莒光周”、“军纪教育月”、“保防教育月”等军中电视教学活动的会议。而之所以上级单位会找到我——据我当时揣测——不外是由于我已经小有文名，且拥有中文硕士的身份；对于军方职司政训业务的高阶长官来说，张大春既然是个会写小说的人物，便应该有能力编写几个能够发扬军纪和保防观念，乃至提倡“忠诚精实”军风的电视剧脚本。这种差事经常是说来就来，顶多前一天晚间下达电话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得派车出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在星期六或者轮到我放荣誉假的前一天。遇到这种情况，我自然会惦念：那么红莲呢？可是说巧不巧，等到任务结束之后的某个假期，红莲粲着一脸笑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会这么说：“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没能来。”或者：“前几天又换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没来扑个空。”
但是，只要不碰上那种临时委派的公差，红莲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美满境界。我不时会以一种历尽沧桑、饱经世故的腔调告诫同在一个营区服役，时时为情所苦的同胞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长、几位教官和无数为相思悬念所苦恼的军校学生。我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爱情是一种两个肉体之间无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爱情是一种经由身体的探访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存有，爱情是一种透过对性欲的满足而升华成就的灵性解悟，爱情是一种必须通过分离、思念、挫折、磨难等等严酷考验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学经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越说越深、越说越玄、越说越抽象奥妙，时常说了就忘了。可是我的听众却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以为那是人生至理，充满了两性相知相爱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还有几个总教官室教电码和数学的预官，每天晚上挤进我的寝室里来请益至夜深不散。他们最后联名醵资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笔身上镌刻着蝇头细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当时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红莲之间百分之百的美好爱情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的话，这支金笔恐怕非但不足以彰显我在爱情方面夸夸其谈的成就，它反而还称得上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在入伍之后的这么一大段稳定持续的关系或者交往，我摸索着去亲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红莲的身体，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只觉其逼真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提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地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凑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实却又太强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床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睁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真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床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意、取名为“平镇雅筑”的民宿。我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壁间挂了帧印着湍急瀑布照片的月历，也许那月历上的照片不是瀑布而是碧波与海船，或者根本没有那样的月历而纯属毫无情由的遐想使然。总之我又问了她一次：“你爸的头真是被砍掉的？”
她睨我一眼，是那种何必大惊小怪以及小事不足挂齿的表情，点了点头。
“为什么？”
红莲认真思索了片刻，又给了我一个迷雾中闪炽着小灯泡似的答案，简洁、炫目、忽焉而逝但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是因为黄金罢？他帮政府运了太多黄金出来。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出事？”
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原因很简单，那颗其实我并不关心、和我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脑袋瓜儿恐怕又已牵涉到许多我无能负荷的内幕。或者——我该更诚实一些——在无比渴望着红莲那丰美的肉体的同时，我并不敢再深入窥探其中还有什么诱人的秘密，以免那秘密一旦揭露开来，我便会再失去她一次。
可以说抱着一种忐忑的意绪，我继续和红莲维持着那种尽情垦掘对方身体的游戏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她的隐瞒和提防。比方说，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其实我后来从彭师母那儿听到了“铁头昆仑”初展神威故事的更多细节，我还知道她的爸爸就在那一次事件中结识了一个后来当上资政的人物。这种隐瞒和提防或恐只是男女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式的角力，仿佛握有某个（尽管并不重要的）秘密的一方便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极其抽象的优势。我甚至偶尔还会这样想：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我若突然把我所知道的欧阳昆仑告诉红莲，那么，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而，无须等到那么久——我在三十五岁那年便已瞿然惊见自己所握有的秘密其实微不足道，且在我自以为比红莲多知道了一些什么的时候，早就成为握在别人手中的某个秘密的一小部分——家父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扫了”。我放下笤帚和簸箕，随他走进他的房间。门一开，扑面迎来的是一阵混合着蟑螂蛋、霉斑、潮透了之后蒸出盐渍酸梅香气的油印资料纸和蛀虫啃啮成粉屑的楠木所发出的味道。我许多年未曾进入这个房门，忽然产生一种里面比以前小了很多的错觉——稍后才注意到这错觉是因为房间里又堆叠塞放了较原先多出几倍不止的书籍、图录、卷轴和资料夹，最令我讶异的是书桌右边多了张矮几，下置滚轮，几面上端端正正架设着一部我从来不曾碰过、也不曾想到会去使用的电脑。
“九年代了嘛。”家父大约是从我看那电脑屏幕时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揣摩出我的惊诧，便带些赧意地说了一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轮到我面红耳赤、骨悚心虚——家父从电脑主机和矮几之间的缝隙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递过来：“是行家拍的。”
一时之间很难判断家父所谓的“行家”指的是摄影技术方面的行家，还是跟监侦伺方面的行家。不过，照片的确拍得极好，每张洗成八乘十的大小，曝光正确且层次分明，虽然都是黑白底片摄制，却因为冲晒技术细腻入微而颇能传神。至于所拍摄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我和红莲在打炮。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端详自己妖精打架的模样能有多么尴尬就无须赘述了。我匆匆瞄了两眼，十足体会那无地自容的滋味。倒是家父显得相当从容，不疾不徐地说道：“一共寄来了十八张，应该是用那种高精密度的特殊底片拍下来的——依我看，只有拍航照图之类的单位才用得上那种底片。你是碰上‘专门的’了。”
我这也才注意到，十八张照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照片里我的容貌和体态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剃了个大光头的一张靠近右侧的位置有一扇教窗帘给掩去半边的窗户，没掩住的半边透着光，可以约莫看出窗外公路上弥漫着镇日不落的灰烟尘埃，和“乌日大”三个颜体正楷招牌字。其次，我趴在红莲身上（采“传教士”姿势）冲刺的一张下方——也就是距镜头较近的位置——放置着一个侧面印了“平镇雅筑”字样的火柴盒。除了这两张之外，其余大多没有明确的地理标示。不过，照片中的我头发越蓄越长，可见是服役中期以降乃至退伍之后的几年间陆续拍摄下来的。其中有三四张里的我肚腩肥厚，有如怀孕四五个月的妇人，那显然是九年代以来的一年半之间拍的。倒是红莲一点儿没有改变——除了头发或稍长些、或稍短些，几乎辨认不出这前后跨越了十年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在那样认真看着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乍然绽开的羞惭窘迫之情竟尔习习褪去。毋宁可以说是在家父带些宽纵意味的眼神鼓舞之下，近乎谐谑地——一如用笤帚去拂扫他的脚趾头那般——我随手抽出一张晃了晃，道：“要是有人拿我儿子的这种照片给我看，我会疯掉。”
老人点点头，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我的试探。可是他却如此接着说道：“我原本想烧了的，又觉乎着有什么不对劲儿——一定是你招惹了什么事，才有人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想借我的力气整治你小子一下。”
“为什么要寄照片给你呢？”我脱口问着的同时已经在想：万一他们寄件的对象是我任职的报社或者我任职报社的同业竞争者，则极有可能让我逐字笔耕、辛辛苦苦在文学圈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小小名声毁于旦夕之间——起码我会成为一个蜚短流长的话题，一个东招西摇的笑柄，一个再也不能发表什么“具有严肃意义的作品”的小丑。
“当然是因为欧阳昆仑的缘故。”家父低声说道，“寄照片的人非但掌握了你和欧阳红莲的交往，恐怕也想考较考较我和欧阳昆仑之间的关系——”
“你认识欧阳昆仑？那、那个铁头？”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家父再度抬手扶了扶眼镜框，用那种几乎像先前斥责家母一样严厉的语气说道，“我先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答我——是不是有人曾经告诫过你，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他的话乍听起来的确耳熟，而且不只如此，连遣词用字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然而这种告诫式的话语在我们那一代人耳朵里至少堆置了数十百万，一时半刻之间实在很难爬梳得出来。我正犹豫着，家父却急切地说了下去：
“这几年我看你很风光，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朋友也多了起来，这和你服兵役之前的光景是大大不同了。你自己不会不知道罢？”
我听他的话里似乎没有责备什么的意思，可是细细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赞赏我那可以称得上是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于是——带着几分防卫意识地——我咕哝着答道：“也没什么罢？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总会打几个电话；找我去演个讲，也会打几个电话；有那些报纸杂志想到什么题目要采访采访，总不外还是打几个电话。你要不乐意接就别接，要不我搬出去——”
“没那么大罪过。”家父往床边一张藤圈椅里一坐，摊摊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静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从你那年写论文当兵起，一直到此刻为止，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