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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在涌波之间浮游，曾一度以口衔咬邓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邓沉溺，邓却在浪涛中将爱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后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啮咬邓的发辫，邓于是“望海浩叹，遂与义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远舰而得苟全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战后居然谎奏另一济远舰“首先驶逃”，并冒领镇远舰击炸日军旗舰松岛舰的军功。遂使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战后枭首正法，刘步蟾则“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洪额巴图鲁名号”。
这则故事除了彰显“善不赏、恶不罚”的“天地不仁”之外，还有个代罪而亡的遗憾——设若邓世昌未欲与敌同归于尽，便不至于成为佞人刘步蟾的替死鬼，则刘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奋战的方伯谦呢？
家父再思三叹，终于发现这两条文字之所以难于归档乃是因为有人刻意拟造一个无法轻易归档，而独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经想透过新到差的传令兵询问：究竟是“编纂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及何等动机之下把这两条另有所指的文字杂厕于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间？传令兵的答复是：我只负责收发公文，其他事一概不得过问。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尔在军方内部的一份名曰《忠诚报》的新闻纸上读到这么一则简讯：“由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撰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已于去年正式展开史料搜集和汇整的工作。三军大学已邀请知名史学家、军事家共二十余人共襄盛举。预计完成后本书共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余万言，并附图七百余幅。将于一九七一年左右出版。总编纂李绶武资政表示：《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有效提高我三军官兵对吾国历史及战争本质之认识，提升全军精神战力……”
对于家父来说，这是一则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从哪里冒出来个“三军大学”？第二，一切由“编纂委员会”具衔匿名而汇入的资料都还在档案夹里，怎么会有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万言的数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单人独力整理一切资料的方式和进度来看，到一九七一年，不过是累积了近八十万条与战争沾得上边际的琐碎文献罢了，这些鸡零狗碎的知识残片又哪里能提升什么精神战力呢？
另一方面，无法归类入档的资料也不时会继续出现，每当传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间稍有混乱情况，就会冒出几张掺和着时空错乱、真伪淆糅的文字。基于抄写、搜集的基本职责，家父并没有把这些资料随手掷弃，久之索性另建一档，题签曰“备考”。
要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那一天，发生了孙老虎深夜开车、遇上三个打劫的恶客、给打断了一条肋骨、抢走两千多块钱的事件，家父恐怕只会往那“备考”夹里丢资料，根本不会有兴趣重新翻拣、查考它的。
孙老虎捱了揍去找彭师父，彭师父用他独门的高粱酒泡樟脑丸给搓了一阵，说：“你老弟的底子薄，我会的那点儿本事也来不及渡给你，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躺它十天半个月的罢——肋条骨长得快，你一晃神儿它就接回去了。”
孙老虎打从那时候起再也不信彭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赌气回家躺平了休养。家父带着我前去探视，发现他的床头堆置着一大叠武侠小说。一见家父的面，那种自惭才疏学浅的小人物窝囊劲儿又禁不住溢了满脸，直拿臂膀遮掩着那叠小说，道：“唉哟哟！叫张大哥见笑了、教大春也见笑了。我、唉——我们不是读书人家儿，尽看这些个闲篇，一点儿学问没有、一点儿学问没有！”就这么一阵骛乱，原本好端端砌在床边五斗柜上的小说撒了一地。家父一只手连忙按住孙老虎，自己虾腰帮着拾掇。
我对那一次探病的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家父也许是为了化解孙老虎那种不知发自天性抑或出于养成的卑怯，好像刻意向他借了套武侠小说回家，以示同好此道，并无高下；这让孙老虎显得非常开心，辞气间居然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所记得的另一个细节则是孙老虎在恼叹他的儿子们不成材的时候说大一、大二是军队里的米虫，小三、小四是社会上的米虫，至于只有十二岁、第三度离家出走、几个月不见踪影的孙小六则已经注定是国家、民族的寄生虫了。生养了一堆虫子的孙老虎压根儿没提到小五——我猜想就算是提到了也一样会摇头说什么女孩子家没出息之类的话——当时之所以没数落小五乃是因为小五就站在门边罢？她一听孙老虎搬弄起那么些虫子，显得很不高兴，清两声嗓子扭身便走。孙老虎却像是逮住了诉苦的机会，一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封，从里头抖抖擞擞甩出一根黄澄澄、亮晶晶的金条来，压低声跟家父说：“今儿是六月九号不是？上个月九号早上我一大清早要出门热车，在信箱里看见了这个——”孙老虎一根金条紧紧握在手里，却把个牛皮纸封递给家父，上头迤逦歪斜写着几行狗爬字：“爸：／不小心jiǎ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吗？张大哥。”孙老虎瞪起双虎眼继续说下去，“我可是想也不敢想啊！”
“也许当真是他捡的呢？”
“他有那个命我就是王永庆了我！”孙老虎随即指了指胸口的伤处，道，“我叫人来上这么一下子，十之八九同这根条子有关系。”
整整十五年之后、七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家父问我记不记得去探视孙老虎受伤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那根金条。家父却一指桌面上的那部《七海惊雷》，道：“孙老虎借给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一本《七海惊雷》。”
我望一眼那小说，再望一眼电脑屏幕上的两段文字，似乎明白了——文中的“□□轮”并不是脱漏了两个字的船只名称，“□□”只是段落上的区格，窜入史料的句子应该读成：“轮空独力发之”以及“轮空断首于磨盘洋”。轮空——一个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虚构出来的角色，幼小离家，练成不世出的武艺，以云游僧人之身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往福建南少林而去，功成之际为两名预伏寺中的洒扫老僧材庸和材平出掌斩断了脖子。
“我那个‘备考档’其实是一条一条零零碎碎夹藏在光明正大的史料里的密码。为了保留下一些不能光明正大记录下来的事实，才用颠倒错乱的手法混进我的档案里来，从文顺字地读，读不出什么。一旦凑合上这个解码的译本——”家父又指一下《七海惊雷》、以及我脚前的书袋，迟疑了几秒钟，才道，“你就会明白许许多多原本不该明白的事了。”
仅从编号第一和第二的两条“备考档”资料看，家父马上联想起从李绶武口中所得知的、关于那“帮朋”参与“上元专案”的事。显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未必是同乡王代表从中撮合而已，或许竟出自李绶武主动授意的居多，因为他早就发现家父曾经在青岛总监部大军移动前后涉入的工作以及去留之间的不安，甚至也窥知家父目击舰上一宗血案的经过，这两个容有悔愧惊惧之情的心理背景使家父成为一个适于看守秘密，甚至发现秘密的人——家父越是想要借由了解真相、探究因果以摆脱自责自疚，便越是深深陷落在虬结繁复如迷宫般的秘密之中；而知道了越多的秘密，便越是失去了和人们沟通往来的权利。
在这间寂寞气味充盈满溢、有如一具焖熟了千百颗烂梅子的蒸笼的书房里，我只能假设：家父先从“轮空”这个人物的仪貌行止上想到了“欧阳昆仑”的名字，看出《七海惊雷》里有一部分角色的姓名藏着个类似灯谜“卷帘格”的机关。轮空反卷成为空轮、音谐昆仑，材庸和材平反卷成庸材和平材、音谐用才和品才，也就是老漕帮的光棍“哼哈二才”。至于裘攸则稍稍复杂些——攸字可用“阳欧”二字反切出它的读音，卷帘而上便是“欧阳”，裘字音谐秋字；合而观之，正是“欧阳秋”。欧阳秋这个名字出自《第一届全国武术考试对阵实录》，他的故事则俱载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倘若高阳的考证无误，这本总谱的作者“陶带文”又正是李绶武的化名，则可知李绶武不只利用家父的职务传递并保存一些的片段信息，连他自己也以一个注脚者的角色旁证着一个庞大秘密迷宫的存在。
然而，在解译裘攸传艺的那个叫“跨儿”的徒弟之际，我迟疑了片刻。用我脑子里残存着的那些中文系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的老把戏，不难把这两个字反卷出“子越”二字——那是我们“越活越回去大侠”彭师父的名字。依照一连串字谜的逻辑看来，现实里的彭师父应该就是《七海惊雷》中尽得拾荒人裘攸一身奇门遁甲道法真传的孤儿；另就我亲眼目睹的实况言之，确乎极有可能是如此。如果将小说的情节翻转到现实世界来看，民国十七年，欧阳秋在穷途末路之际从一个叫“魏三”的路人手中得着了一部《无量寿功》。依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引武林史料称，《无量寿功》练到第三层“川流七坎”以上，便能晋臻一“广开方便门／大展包容量”的修为。此上再入第四层“鹏搏九霄”、第五层“云合百岳”则可以纵意所如地改变躯体外形，是以《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下便曾记载：一个叫曹秀先的大臣“肚皮宽松，必摺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摺”。从这一点看来，忽而肥硕壮挺、忽而矮小佝凄的彭师父应该就是欧阳秋“讲功坛”的“说拳”弟子，其功法可以直溯至曹仁父。这一点似乎也能够从我书袋里的那七本书找到佐据——曾详述曹仁父“食亨”一脉绝艺的《食德与画品》的作者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不正是倜傥逍遥、任性潇洒、将《无量寿功》拱手让与欧阳秋的“魏三”么？此人——和李绶武乃至于钱静农、汪勋如、赵太初、孙孝胥等人不也正是与家父同舟共渡的一批神秘人物么？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冥冥中大有不可违逆之力早已安排、摆布着我，竟于不知不觉间读了他们的书。
“爸刚才说不知道这个‘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老人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有点儿蹊跷吗？和你们一条船来台湾的几个人所写的书都在这个袋子里，唯独没有孙孝胥的书，难道这‘飘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继续摇着头，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翻了翻这几本书，一时也纳闷儿了。不错，当初《七海惊雷》的确是从孙家借出来的，可纯粹是巧合。”
“为什么？”
“孙孝胥其实是孙老虎的父亲、小五小六他们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过世了。可这《七海惊雷》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没有立刻跟他争辩，因为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也忽然生出一种“无知或许较为幸福”的念头——连带地，我更不敢贸贸然追问他是否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欧阳昆仑救过彭师母”甚至“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我猜想，或许他还没有时间把《七海惊雷》之外的六本书一一细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