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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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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召唤谁呢?…… 
  只因为我还活着, 
  我该跟谁来分享 
  这既悲又喜的欢乐? 
  “可你们不是已经分享过了么!”卓娅悄声说,眼睛和嘴唇在向他微笑。 
  她的嘴唇不像玫瑰,但似乎也不是涂了口红。那是一种燃烧得不太炽烈的火焰的颜色,介于朱红与橙黄之间。 
  黄色夕阳的柔光使他瘦削面庞的病态脸色有了生气。在这温暖的天地里,看来他死不了,他能活下去。 
  奥列格把脑袋一抖,像吉他歌手唱完了哀伤的歌要换唱快乐的歌似的: 
  “暧,卓英卡!您就彻底为我安排一个节日吧!这些白长衫让我腻烦透了。我希望您给我看的不是护士,而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要知道,在乌什一捷列克我是看不到城里姑娘的。” 
  “不过,我到哪儿去给您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呢?”卓娅假意地说。 
  “只消您把白长衫脱去一会儿。再就是……走上那么几步!” 
  他把扶手椅往后移动了一下,指了指在什么地方行走。 
  “可我是在上班呀,”她还没有同意。“我不能在上班的时候…” 
  不知是关于阴暗的事情他们谈得时间太长了呢,还是夕阳的余辉使房间里那么美好,总之卓娅感到了一股冲动,她心血来潮,觉得这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切都会挺好。 
  她把手中的绣花活儿扔到一旁,陡然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着头解钮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样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几步,而是准备跑上一会儿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随即脱下来了。“还有一只!”卓娅以一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于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着脱下来了,白长衫也就顺势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娅便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像时装模特儿那么走——保持躯体适度的曲线,两臂时而摆动,时而稍稍举起。 
  她就这样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停住不动——胳膊依然微微伸开。 
  奥列格把卓娅的白长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很大,直盯着她。 
  “妙极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叭叭叫。”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自豪地窈动火焰色的嘴唇,仿佛还知道什么秘密似的,带着既调皮又严肃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直走到窗前。这时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像上回那样站着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却以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自下而上地向她凑近。 
  根据某些只能急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卓——妞!”奥列格拖长了声调说。“卓——妞!您对自己的名字是怎样理解的呢?” 
  “卓娅——这就是生命!”她认真地回答,像念标语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站在那里,整个身子微微侧向一边,重心移在一条腿上。奥列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跟动物有没有关系?有时候您没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吗?” 
  她笑了起来,以他的那种口吻说: 
  “我们大家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寻觅食物,喂养后代。难道这有什么不好?” 
  也许,她应该到此止步!然而,由于受到全神贯注的赞赏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在每个星期六的舞会上都能轻易搂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里,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励,她还进一步伸出两手打着柜子,扭动着整个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那样唱了起来: 
  “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但是奥列格突然脸色一沉,对她说: 
  “别唱了!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即刻就摆出规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反对俄罗斯人?” 
  奥列格把手从单妞的臂肘上移开,直了直腰。他轻轻摆了摆下颌: 
  “我不认为盗贼是俄罗斯人。” 
  奥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头摸了一下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缘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它抹去: 
  “就在那里,我也被砍了一刀。” 






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归来


  从星期六到星期日早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还是一点也没有消退,一点也没有软化。他还没有起床就明白了这一点。一大早,他就被乌兹别克老头吵醒了,那老头从天朦亮的时候就开始咳嗽,整个早晨都冲着他的耳朵咳个不停,真叫他心烦。 
  窗外已经露白了,阴晦无风的一天已经开始,同昨天、前天一样,只会增添更多的愁闷。那个哈萨克牧民一清早就盘着腿茫然地坐在床上,活像个树墩。今天不会有医生来巡诊,也没有人会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或包扎换药,所以,他大概直到天黑都能这样坐下去。老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叶夫列姆又在埋头读托尔斯泰那抚慰灵魂的书;偶尔起来在通道上徘徊,震得病床发颤,但总算还好,没再缠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跟别的人抬杠。 
  啃骨者出去了以后,病房里就一整天没有他的人影。地质学家——那个很有教养、给人好感的青年,在读自己的那本地质学,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其余的人,都安安分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妻子要来看他,心里感到宽慰。当然,妻子不可能给他任何具体的帮助,但至少可以向她诉诉苦:他是多么难受;打针没有一点效果;病房里都有些什么样令人可惜的人。听她说几句同情的话,心里也会轻松些。还可以让她带来书来看看,带本令人振奋的现代书来。再就是要她把钢笔带来,免得像昨天那样出洋相,跟一个小青年借铅笔记药方。对了,最主要的是嘱咐她烨树菌子的事。 
  归根结底,并非完全无路可走,药物治疗不起作用,还有其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里的环境也在渐渐地适应。早饭后,他继续看昨天的报纸,把上面登载的兹韦列夫那篇预算报告的结尾部分看完了。恰好,今天的报纸也及时送到。焦姆卡收下了报纸,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让焦姆卡把报纸先递给他,于是他立刻满意地读到孟戴斯一弗朗斯政府垮台的消息。雕叫你颁布绞刑!谁叫你把巴黎协定强加于人!)他准备回头再读自己所注意到的爱伦堡的一篇长文章,此刻先读另一篇文章,内容是贯彻执行一月中央全会关于大大提高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决议。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消磨时间,直至女护理员通知说他的妻子来了。一般说来,卧床病人的亲属是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的,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时没有精力去证明自己属于卧床病人,况且他自己也觉得,还是离开这些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的人到穿堂间里去比较自由些。于是鲁萨诺夫用绒围巾把脖子围上,到楼下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对妻子都像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卡色那样,在只差一年就是银婚纪念的时候,依然一往情深。的确,对他来说,一生中没有比卡色更亲近的人了,没有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善于同他共享成功的喜悦和分担不幸的忧愁。卡色是个十分能干的聪明女人,又是忠实的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夸赞说:“她的头脑相当于一个村苏维埃”。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来没产生过对她不忠的邪念,她也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据说,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丈夫就会渐渐羞于提及自己青年时代的伴侣,这完全是胡说。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与结婚时的水平相比,已是大大地提高了(当年她是通心粉厂的一名女工,最初跟他一起在那里的和面车间工作,但结婚之前鲁萨诺夫就被提拔到厂工会委员会里工作,管过安全生产,曾被派去加强商业企业部门共青团方面的工作,还当过一年厂办九年制学校的校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夫妻俩的感情没有发生裂痕,也没有由于地位的改变而瞧不起人。过节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以后,如果在座的都是普通客人,鲁萨诺夫夫妇还喜欢回忆自己在工厂里工作的往事,喜欢尽情地唱《艰难的岁月》和《我们的红骑兵,来,我们把自己唱一唱》。 
  现在,体胖的卡芭,连同她的双重褐狐色皮大衣、大小跟公文包相仿的手提包以及装满了食品的购物袋,在穿堂间最暖和的一个角落里的长椅上足足占去了3个人坐的地方。她站了起来,用柔软而温暖的嘴唇吻了吻丈夫,让他坐在自己那翻开的皮大衣的下摆上,使他感到暖和些。 
  “这里有一封信,”她牵动了一下嘴角说道,根据这一熟悉的动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断定,这是一封不愉快的信。在各个方面卡色都是一个深明事理和头脑冷静的人,可就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女人的习气:凡是得到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肚子里总是藏不住,一迈进门坎就会让它冒出来。 
  “那好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生气了,“索性把我整死好了!整吧,既然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让话冒出来以后,卡色心里就有所解脱,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有点后悔了。“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帕西克?打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因为星期五我给护士长打过电话,昨天上午也打过。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我早就赶来了。但我听说情况非常好,是吗?” 
  “打针的情况倒是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肯定了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坚强表示满意。“可这里的环境,卡芭…真够呛!”于是,这里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和有苦难言的事情,从叶夫列姆和啃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开始诉苦为好,结果却痛心地说:‘哪怕能用上个单人厕所也好!这里的厕所成什么样子!隔也不隔开!谁都看得见谁。” 
  (在工作单位里,鲁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那地方不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卡色理解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好,需要吐一吐怨气,所以不打断他的倾诉,反而一次次引导他说下去,直到他渐渐把满腹的怨气都倾吐出来,提出那个得不到回答而又无可奈何的问题:“给医生们发工资是为了什么?”卡芭详细问他打针过程中和打针以后的自我感觉,问他对肿瘤有什么感觉,并且解开他的围巾看了看,甚至还说,在她看来,肿瘤稍稍变得小了一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肿瘤并没有缩小,但是听说有可能小了些,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至少没有扩大,是吧?” 
  “没有,一点也没扩大!当然没有扩大!”卡色对此确有把握。 
  “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像在恳求,他的声音含着眼泪。“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否则,再这样发展下去,过一个星期,那还得了!·……那不就…” 
  不,他不敢说出这个词来,不敢往那黑洞洞的无底深渊里看」一眼。然而,他是多么不幸,这一切又是多么危险! 
  “下一针是明天打。星期三再打一针。万一不见效呢?那该怎么办?” 
  “那就去莫斯科!”卡芭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决定好了:如果再打两针还不见效,那就坐飞机去莫斯科。你星期五已经往那里打过电话了,而后来你自己改变了主意;我也给申佳乎挂过电话,还去找过阿雷莫夫夫妇,阿雷莫夫亲自往莫斯科打电话了解,原来不久前你的这种病只能在莫斯科治,所有的病人都往那里送,可他们,你瞧,为了培养当地的专家,便着手在这里接诊治疗。总而言之,反正医生都十分可恶!既然活人成了他们的加工原料,他们还有什么权利谈论生产成就?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恨这些个医生!” 
  “是,是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痛苦的心情表示同意。“是啊!这话我在这里也对他们说过!” 
  “我还讨厌那些个教书的!为了马伊卡的事,他们给我添了多少麻烦!而为了拉夫里克,岂不也是这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擦了擦眼镜: 
  “如果是在我当校长的时代,那还可以理解。当时,教书的都是异己分子,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而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使他们就范。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了吧!” 
  “对,你听我说!所以我认为把你转到莫斯科去不会有多大问题,走走门路,总可以找到理由。况且,阿雷莫夫已经跟他们说妥了,让他们在那边设法把你安置在一个较为满意的地方。怎么样?……等打了第三针再说,好吗?” 
  他们就这样商定了明确的计划,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也感到轻松些了。总不能在这个散发霉味的窟窿里乖乖地等死!鲁萨诺夫一家一辈子都是积极主动、讲究实干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才能保持平衡。 
  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只要能在这里跟妻子多坐一会儿而不回到病房里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有点儿冷,因为外面的门经常打开;卡皮托列娜·马特维耶夫娜便把自己肩上的披巾从大衣里边抽出来,把他裹上。长椅上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正好也都干干净净、很有教养。因此,不妨多坐一会。 
  他们不慌不忙地逐一讨论生活中由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病而中断了的各种问题。只有悬在他们头上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他们加以回避:病情恶化的结局。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们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诚然,妻子头脑里有时也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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