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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假毛皮的斯大林式的帽子摘了下来，抛向空中！——作为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于是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气得透不过气来。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如今科斯托格洛托夫了解到，当时老年人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地……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提兜食品，不过提兜已是另一只了。有人暗暗冷笑，而恰雷自己则首先公开地笑了起来：
“唉，你拿这些娘儿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她们喜欢这样，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呢？这会碍谁的事？
不管是什么夫人和太太，反正会送上门来！……”
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听的人也都咧着嘴笑，他自己笑得直摆手。鲁萨诺夫也由衷地笑了起来，因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顺口溜编得很逗。
“那么您的太太怎样呢？”艾哈迈占乐得气儿透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把食品一一放进床头柜里。“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合乎人道。比如说，从去年8月份开始，允许人工流产了，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简化了！的确，女人为什么要孤单单地过日子呢？一年当中哪怕有人去看她们一次也好。对出差的人来说也是方便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深色的玻璃瓶子。恰雷掩上了床头柜的小门，拿着空提兜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看来对这个娘儿们他并不十分娇宠。
他像当初叶夫列姆那样，在通道的同一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一边望着鲁萨诺夫，一边搔了搔后头上的夜发（他的头发无拘无束，颜色介乎亚麻如燕麦秆之间）：
“邻居，咱们一起吃点，怎么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意地微微一笑。不知怎么今天的午饭迟迟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兴致勃勃地把食品一样样放进床头柜以后。他根本不想吃那种普通的午饭了。况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及其厚嘴唇上流露出的微笑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愿意品尝美味的感觉，使你不由得恰恰想跟他一起进餐。
“来吧，”鲁萨诺夫邀请他到自己的床头柜这边来。“我这里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麻利的两手已在忙着把瓶瓶罐罐、一包一卷往鲁萨诺夫的床头柜上搬。
“这可不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得我们这种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都没敢想，可是对恰雷来说，不这样似乎就没法活。
“你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到了鲁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沙！”恰雷亲热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马克西姆·恰雷憨直的脸上显出信心十足和友好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医院里在星期一之前一切治疗均告暂停。晦暗的窗外雨下个不停，把鲁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了。报纸上没登悼念的照片，无以名状的委屈情绪凝结在心头。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照得病房亮堂堂，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倒是可以跟这个着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尔后打打扑克。（他玩扑克，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来说，也会是条新闻！）
恰雷可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被他放在枕头底下了。他用一个手指使瓶盖开了封，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了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真正按俄罗斯人的风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置之不顾，只想洗去心头的郁闷，让自己感到温暖。
“咱们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帕沙！”恰雷安慰他说，他那怪模怪样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变得很凶。“谁活够了，那他尽管等死好了，可咱们俩一定得活下去！”
这句话成了祝酒辞，他们干了杯。鲁萨诺夫在这一个月里身体变得十分虚弱，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却一下子像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蔓延，扩散到全身，仿佛还对他说：没有必要耷拉脑袋，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生活，还要从这里出去。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伪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立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
“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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