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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
奇怪，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什么谜。其实什么谜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罢了。
汉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注射器是一般的那种，里边装有透明的液体，然而针头却不寻常：它不是针，而是一根细管子，末端呈三角形。当然呷，管子本身倒没什么，只要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他说话，其实却颤动着一边的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过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瞧，已经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方？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为了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由放松到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输血装置的端头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于是汉加尔特就把这个端头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就这样一手按住，一手将上面的螺丝稍稍旋松。
在这个装置稍粗的一截玻璃管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开始慢慢地穿过透明的液体升起。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是想问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的一切都似乎呈现出节目的欢快，天花板上的这个淡淡的光影尤其如此。
针头得一直那么插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没降低。
“您还有事情要我做吗，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土婉转地问，同时又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没有事情要做，”汉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这会儿想出去一下……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倒是没有事情要您做了。”
于是这护士顶着白色的冠冕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屋里剩下了他们俩。
气泡缓缓地上升。但该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也就不再升起来了。一个也没有了。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关上了？”
“怎么，您又想知道？”她微微一笑。但这笑带有鼓励的意思。
换药室里非常安静——老式建筑的墙壁，门也厚实。说话只须略高于耳语声就行了，简直可以把话像呼气一样不费力地吐出去。他们就是想这样交谈。
“是啊，都怨这可恶的性格。老是想知道得更多，超过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的嘴唇对于说出的话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以稍稍撅起、微微牵动去加强并进一步阐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输了最初的25毫升以后，应当暂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病人的感觉。”她的一只手依然按着紧挨针头的那个端头。她带着微微绽开的笑容，和蔼地弯身俯视他的眼睛，仔细检查：“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眼前这个时候觉得很好。”
“说‘很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很好。比‘好’还好得多呢。”
“有没有觉得发冷，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呢？”
“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就这样久久地彼此眼睛望着眼睛，无须移开视线，那可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
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律。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律是怎么也避不开的。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进发，怎么也抑制不住。
“您怎么能那样苦苦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那种针的意义？可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激素疗法吗，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当然，像这样对毫无戒备的眼睛搞突然袭击，是不诚实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问出点名堂来。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惶然不知所措了。
于是，汉加尔特医生——不，是藏加——把视线移开了。
就好像还没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队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她看了看瓶子，但那有什么可看的，血岂不是被关住了？她又看了看气泡，但气泡已不再上升。
于是她旋开螺丝。气泡升起来了。大概到时候了。
她摸了摸从装置垂向针头的那一截橡皮管，似乎在帮助排除管子里滞留的什么。还往端头下面垫了点棉花，使管子不致有一点点弯曲。这时她又用手中的橡皮膏把端头贴在他胳膊上。还把橡皮管从他这只手的像钩子一般随意翘着的指头中间穿过，这样也就使管子自然而然地固定住了。
现在薇加没有必要再拿住橡皮管，也不必站在他身旁，不必望着他的眼睛了。
她脸色阴沉、严肃地调整了一下输血装置，使气泡上升得稍微快些，接着说道：
“就这样，别动弹。”
说完，她走开了。
她没有走出房间，只是走出了他眼睛这个镜头所能捕捉的画面。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各种装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浆，烟烟闪亮的气泡，阳光照耀的窗子顶端，每扇6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淡淡光影的整个天花板。
而薇加不见了。
但是他问的话没有下文了，像一件什么东西由于手脚不灵而没有传递好。
所以她没有接住。
奥列格还得继续在这上面花工夫。
凝视着天花板，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喃喃自语：
“要知道，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生活。既然直到骨髓里我都记得自己是个永久的囚犯永久的罪人，既然命运不会为我带来任何较好的前景，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人为地扼杀我身上的这种能力，那么，何必去拯救这样一条命呢？为了什么？”
这话薇加全都听见了，但她是在镜头之外。也许这样更好：话比较容易说出口。
“先是剥夺了找的个人生活，现在还要剥夺我……传种的权利。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谁还需要我？……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供人怜悯吗？……去接受施舍吗？……”
薇加沉默不语。
天花板上的那个光影，不知为什么偶尔会颤动：莫非是边缘在收拢，还是有一道皱纹掠过，似乎它也百思而不得其解。过后它又不动了。
透明的气泡欢快地发出咕嘟声。瓶子里的血浆渐渐下降了。已经输了四分之一。是女人的血。伊琳娜·雅罗斯拉夫采娃的血。这人是个姑娘？还是老太婆？大学生？还是小商贩？
“施舍·”
突然，仍在镜头之外的藏加说话了，她简直不是反驳，而是在什么地方要全身挣脱开来似的：
“要知道，这不是事实…您难道真的那么想吗？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想法…您不妨扪心自问！您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否则您不会有这种思想情绪！”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激烈地说话。他没有料到，她的话会这样一针见血。
她骤然中止了自己的话头，默不做声了。
“那该怎么想呢？”奥列格试图小心地引导她继续说下去。
噢，多么静啊！就连气泡在密封瓶子里的咕嘟声也听得见。
她感到说话很困难！她试图越过这道鸿沟，可是力不从心，气喘吁吁。
“总有人不是这样想！哪怕为数不多，只是极少数，但毕竟不是这样想的！要是全都这样想．那还有什么人可能相处？有什么意思？……再说，那还活得下去么…”
这最后一句话她又是绝望似地喊了出来——她终于越过了鸿沟。她似乎以自己的喊声将他猛促了一下。似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他推了一下，为的是把他那守旧的笨重身躯推向谁一可以得救的彼岸。
于是，就像顽童用葵花秆做的投石器（其作用是加长胳膀）甩出去的一颗石子，甚至像战争最后一年长筒炮里射出去的一发炮弹（先是轰隆一声，咬咬地啸叫，接着在高空中扑味扑味地响），奥列格腾空而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了固有的束缚，扫除一切障碍，掠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荒漠和第二片荒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那是童年度过的地方！他一时竟没认出来。但当他眨巴着还有点模糊的眼睛认出来以后，立即感到十分羞愧，因为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就曾经那么想过，可现在不是由他告诉薇拉，而是由薇拉作为一大发现首先告诉他。
记忆里似乎还有一件事与此有关，得赶快想起来，快点想想，对了，他想起来了！
他很快就想起来了，但说起来却十分审慎，不留什么把柄：
“对年代有一个姓弗里德兰德的医生，是个性病专家，他的著作曾轰动过我国。当时人们认为让群众和青年人打开眼界是很有益处的。这像是宣传卫生常识，谈的都是些最不便于谈的问题。总的说来，这大概是必要的，比假惺惺地保持沉默好得多。有一本书是《在关着的房门里边》，还有一本是《论爱情的苦恼》。您……没有机会读过这些书吧？至少，作为医生，您读过吗？”
气泡偶尔发出咕嘟的声音。也许还有呼吸的声音从镜头画面之外传来。
“我承认，我很早就读过了，当时大概才12岁。不消说，是瞒着大人偷偷读的。读了以后感到震惊，但也感到空虚。感受么……可说简直不想活了……”
“我——读过，”忽然，一个淡漠的声音回答他。
“是吗？是吗？您也读过？”奥列格喜出望外。他说“您也读过？”这话的时候，仿佛此刻仍是他首先涉及这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是如此彻底的、符合逻辑的、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试问…循着还有什么意思？这里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用百分比表示出有多少女人什么也感受不到，有多少女人感受到狂喜。这些不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女人为了……探索自己，从一个范畴转到另一个范畴……”在不断回忆起新的内容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气，好像碰痛了或烫痛了什么地方似的。“作者无情地断言，夫妇关系中任何心理因素都是第二性的，任何所谓的‘性格不合’都可以用生理学去加以解释。这，您大概都还记得。您是什么时候读的？”
她没有回答。
本来是不应该追问的。总而言之，他大概太粗鲁，而且直来直去地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一点也不懂得跟女人谈话的技巧。
天花板上那奇异的淡淡的光影忽然起了涟漪，某处一些银色的点子炯炯闪亮，向前浮动。根据这一浮动的涟漪，根据这些极其微小的波纹，奥列格终于明白了：天花板上那团有如高空星云般神秘的迷雾，只不过是窗外墙角下一潭积水的反照，一个尚未干涸的水洼的映像。而此刻，起了微风。
薇加默不做声。
“请您原谅！”奥列格表示歉意。他觉得向她道歉是件愉快的、甚至是甜蜜的事情。“我似乎没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好……
”他试图把头朝她扭过去，但还是看不见她。“要知道，这将毁掉世上一切有人性的东西。要是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要是接受这一切……”现在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自己原来的信念，并且力图说服她！
这时，我加回来了！她进入了画面——脸上根本没有刚才他听出来的那种绝望和激愤的表情，而是只有平时那种和善的笑意。
“我正是希望您不要接受这一点。而且，我相信您不会接受的。”
她甚至容光焕发。“这正是他童年的那个小伙伴，一起上学的那个小姑娘，他怎么会没认出她呢！
他很想说句普通的、亲昵的话，例如“把你的小手伸出来！”很想跟她握握手，说：“赌，我们谈得多么投机，真是太好了！”
但他的右臂插着针头。
真想直呼其名——薇加！或者——薇拉！
但是没有可能。
瓶子里的血浆这时已降低了一半。前几天，这血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现在正把红褐色的健康注入他的体内。此外，它当真什么也没有带来么？
奥列格注视着薇加那轻盈移动的一双手，看她怎样把肘下的小枕头垫子，怎样把端头下面垫上棉花，手指怎样去摸橡皮管子，怎样把支架可以移动的上半部分连同瓶子一起稍稍抬高些。
他不只是想握一握她的手，甚至想吻一吻她的手。
第二十五章 薇加
她情绪轻松地从医院里走出来，还抿着嘴轻轻哼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小曲。她身上穿的是一件谈茶色的夹大衣，脚上穿的已不是靴子，因为街上到处都干了。她觉得浑身轻松，尤其是两腿，走起路来是那么不费力气，简直可以穿越全城。
傍晚同白天一样，阳光灿烂，虽然已有些转凉，但仍春意盎然。去挤那闷得要命的公共汽车可真没有意思。她只想步行。
于是她徒步走去。
他们这座城市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此时她忽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到来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看到一棵也好，想碰碰运气，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者哪怕远远地往矮墙里边看上一眼，那种没粉红色她是不会同任何别的东西搞混的。
但这样的时节尚未到来。树木刚刚开始由灰转青：现在正是树上已呈现绿意、但灰色毕竟仍占优势的时候。如果在什么地方还看得见矮墙里边、靠近城市建筑物的一小块园地，那里也只有刚刚翻耕的、风干了的稿主。
时令尚早。
平时，薇加乘上公共汽车之前，好像总是匆匆忙忙，可是坐到弹簧已坏的座位上或终于抓住了吊环的时候，却总是这样想：我什么也不想做，整个晚上也不会想做什么。理智上明知不该这样，晚上的时间却总是胡乱打发过去，而第二天早晨还是乘那路公共汽车赶去上班。
今天，她却不慌不忙地走着，心理倒是什么都想做！一下子浮现出许多事情：有家务要做，还要跑商店、做针线活、去图书馆，或做其他愉快的事情——这些事儿谁也没有禁止或妨碍她做，然而在这之前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加以回避。现在，她甚至想把这些事情一下子都做了！可她偏偏不急于乘车回去快点着手做这些事情，一件事也不急于做，反而慢悠悠地走着，似乎皮鞋在干燥的柏油马路上每跨一步，对于她都是一种享受。
她从还没有关门的几家商店门口经过，却没走进任何一家去买需要吃的或用的东西。她从许多海报跟前走过，却一张也没有看过，尽管就她现在的心情来说倒是想看看它们的内容。
她就这样走着，走了很久，一切乐趣尽在其中。
她脸上时不时浮起笑容。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但她感到自己心情压抑，仿佛遭到鄙弃。而今天是普通的工作日，情绪却如此轻松愉快。
今天之所以有节目的心情，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了。蕴藏在心底的、坚信不疑的那些论点遭到嘲笑，不被承认，而你赖以维系的那根线，今天却突然发现是一条钢丝，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多疑而又倔强的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满怀信心地攀住它。
他们就像在人心相隔的无底深渊上空一起乘高架缆车徐徐滑行，彼此都能充分信任。
这简直使她欣喜若狂！要知道，尽管你明白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到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况且这个别人又非同一般！她只想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说了那样的话，感谢他经历了那样的坎坷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
感谢是一回事，而目前需要做的是向他解释激素疗法的必要。他否定了弗里德兰德，但同样也否定激素疗法。这里存在着矛盾，但从逻辑上来看，病人是没有过错的，倒是要追究医生的责任。
这里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治疗！不能听任这个人又被肿瘤抓回去！她愈来愈激动：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不可！但要苦口婆心说服这样一个伶牙俐齿而又固执己见的人，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醒悟：他们医院里所采用的激素疗法是根据全苏的统一指示进行的，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是相当笼统的。现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