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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彼得堡,不再来了呢。”她高兴地说。这里还有谢基尼娜。 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 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您来了,真是好极了。 见到玛丝洛娃吗?”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抖动着,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 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面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 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打招呼。 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着急跟他打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 诺伏德伏罗夫闪动着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然后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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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是啊,有趣的事不少。”聂赫留朵夫说,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 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充满芥蒂。 诺伏德伏罗夫的话,以及他的不怀好意,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 他感到沮丧和气恼。“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哆嗦的手说。“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赶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 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管得很严。今天这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坐着没动,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打扫。 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去打扫女的那一间了。 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 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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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望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不会,不会,我很留神。 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走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拿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挂面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统皮靴。 他迈着轻快地步伐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一些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 艾米丽雅总是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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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看着艾米丽雅说,”来,现在你来沏茶吧。“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快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嶙峋,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着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 他神态忧郁,精神萎靡,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 身上穿着一件旧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 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瞅着他。 然后他勉强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人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人是工人玛尔凯。 玛尔凯参加革命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而纳巴托夫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 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他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 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诵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 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仍受到暗中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其它省的一个乡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 于是再次被捕。 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坚定了革命信念。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从那里他逃跑了,并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在那里他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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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茨克区。 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和无精打采。 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 他热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智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 他出了监狱,就为自己确定了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 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也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大家利益为重。 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道,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 他出身农民,勤劳机智,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别人的感情,而且能尊重大家的意见。 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 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不坐牢时常去看望她。 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频繁来往。 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 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平民出身的他,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会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 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 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及其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 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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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下就行了。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 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 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 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蛹变成蝴蝶,橡果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 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着各种会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 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平民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 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屈辱。 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 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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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 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 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 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寻求知识。 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 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 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 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也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 他坐了牢,后来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 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牢记在心里,这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 为此他再次被捕,判处剥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他对宗教也象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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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出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 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 他象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愉快胜任,得心应手。 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 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并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 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 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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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子生好,房间里顿时暖和起来。 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 面包圈、精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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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 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 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 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 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劳顿把它收拾整齐。 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 这样,待在这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 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 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 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 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 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 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 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 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 以致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 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 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又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 他象一般男人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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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无微不至。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特别忠贞的妻子。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 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 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便也成了革命者。 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 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对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 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 她自以为自己的确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 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 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她为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母亲领去抚养——而感到痛苦。 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她知道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 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 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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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何人。 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久久不能平静。 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之情。 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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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喜欢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 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 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 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仔细听他讲。“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大声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 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 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 瞧,这有多么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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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了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 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 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
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动机。 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别人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生命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
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