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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儿，王晓方似乎有了些许轻松感，他不怎么抽烟，只是偶尔玩一支，目的是吐烟圈，他喜欢吐烟圈，些许的轻松感让他有吸一支的欲望，他点了一支红塔山，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了一个大烟圈，烟圈缓缓扩大，笼罩了他，仿佛他又躲进了坚果壳内，他微闭双眼，只透过一丝光线，他看见杨恒达正坐在副主任的办公桌前发呆，只有王晓方知道他正在想什么；他看见许智泰正愁眉苦脸地向狱警诉苦，只有王晓方知道他是不是在撒谎；他看见黄小明正在书房里奋笔疾书，只有王晓方知道他正在写什么；他看见欧贝贝在综合二处谈笑风生，只有王晓方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看见朱大伟拎着包毕恭毕敬地给刘一鹤开车门，只有王硗方知道他的政治抱负。
就要与这些老朋友分手了，王晓方难免有些伤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不喜欢这句话，他一向将创作看作心灵之旅，他觉得自己在《公务员笔记》中逗留得够久了，之所以久久不愿意离开综合二处，是因为他对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有一种负罪感。当然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从原罪出发的，综合二处的每个人也不例外，王晓方的负罪感也来自这种原罪，他认为一个人没有负罪感是不可能认清自己的，人只有有了负罪感才能自新。正如十字架的木头来自伊甸园里的那棵禁果树，《公务员笔记》中的全部人物也来自王晓方由原罪出发的负罪感。作家的负罪感是灵感之源。灵感一定是瞬间产生的，犹如往水平如镜的河面掷一块石头，心灵的河面被打碎了，但它反映的景象与大自然中的河面反映的景象完全不同，因为心灵的河面再也恢复不了原状。
《公务员笔记》收笔了，但它并不是提笔前王晓方脑海中的景象，道理很简单，尽管心灵之源是个“点”，但这个“点”却无处不在，王晓方也无法把握圆周的范围，他只是在梦中试图穿过圆球的人，尽管他醒了他也无法断定到底穿没穿过球体，亦或永远没有到达。但是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接下来的旅程该交给刘英武了，他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拨通了刘英武的电话，并且不谦虚地说：“老兄，博尔赫斯借助他笔下的赫伯特·奎因说：‘在文学所能提供的种种幸福感之间，最高级的是创新。由于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许多人只能满足了模仿。’不瞒你说，我刚刚写完《公务员笔记》，现在心里充满了这种幸福感。”刘英武详细听了王晓方对《公务员笔记》的创作感悟，兴奋地说：“晓方，我从你的幸福感中体味到了你内心世界的孤独，而孤独恰恰是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品质。亚里斯多德说，叙事的虚构是更高的真实，我现在迫切想看你的稿子，赶紧用E…MAIL把稿子发到我的邮箱里。”
王晓力挂断电话诡谲地一笑，他打开电脑，登录自己的邮箱，然后将《公务员笔记》添加为附件，意犹未尽地在“正文”里敲了下面几句话：“英武兄，《公务员笔记》是一次精神实验，是一张叙事拼贴画，是一次语言的乌托邦，是一次心灵的审美之旅。我对此书充满期待！祝好！”打到这儿，他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心情释然地按下鼠标，点击了“发送”。
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点二十六分 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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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的小说之“道”
我认为，什么是小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很难给小说下一个纯粹的定义。任何将小说模式化的思维都是八股思维，那种单一的线性发展的传统叙事模式，讲一个头尾呼应的结构封闭的故事，无法摆脱重复和模仿的桎梏，小说家必须有冒险精神，敢于越过雷池，敢于破坏形式，敢于打碎框框。正如乔伊斯所言：“越把自己拘束于事实，就越使自己受到限制。是精神领导着事实，而不是事实领导着精神。”作家只有通过现实之外的灵魂王国，才能获得自由。
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由于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先于规范的，因此任何被理论家固定下来的东西都是“常道”，“非常道”只能在小说家的创新中寻找。小说家在“常道”中无法摆脱重复和模仿，只有勇于寻找“非常道”的小说家才可能从一个“众妙之门”步入另一个“众妙之门”。“道”的无限性告诉我们，“众妙之门”是一个层出不穷的存在。我们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如果没有创新、创造，美如何发现？正如纳博科夫所言：“艺术的创造蕴涵着比生活现实更多的真实。”对于艺术来说，没有什么是早已界定的；对于文学来说，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目前中国小说的最大问题就是千人一面地凭经验和欲望讲故事，故事成了小说的主宰，却忘记了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故事看起来多得无数，但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多数是重复的或模仿的，不过是过去发生的故事的变体。由于无法摆脱重复和模仿，这些故事先天就缺少思想的钙质，难有升华的广涵。
仅有守望，没有眺望是没有出路的；仅有众生喧哗，没有蝉鸣山更幽是不可能有意境的；仅有千人一面，没有个人的孤独的品质，怎么可能有个性呢？小说是一口深井，不挖是打不出水来，“挖井”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小说的灵魂。小说家没有勇气和才华越雷池，小说就只能在重复和模仿中徘徊。
创新首先要创作出每个作家独有的叙事模式，并通过这种独一无二的叙事模式升华思想。既然创新，就必须博采众家之长，分解和组合已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创作手法，以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巨大的艺术勇气和直接的艺术感觉，放飞丰富的想象力、提升深刻的思想洞察力，才有可能独辟出一条创新之路。当然创新必须怀抱崇高的审美理想，使“新”与“美”达到完美统一，这才是有价值的创新。
毫无疑问，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叙事是小说家认识生活、把握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有勇气创新的小说家必然有叙事探索的冲动。我就是在这种冲动中创作《公务员笔记》的。直接的艺术感觉告诉我，《公务员笔记》探讨出一种崭新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结构相当于汉字的“工”字，在第一个“横”章中，共有十个小节，小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从不同人物、事物的视角解读相同的情节流，叙述的是在相同环境下的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竖”章中，共有三十三个小节，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长篇，在第一个“横”章中，被谈到的人物全部粉墨登场，尽管也是从不同的人物、事物视角出发，但解读的是环环相扣的情节流，也就是说，叙事方向是纵向的。与第一个“横”章相同，第二个“横”章也是十个小节，小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从不同人物、事物的视角解读相同的情节流，面对相同的环境和相同的事件，叙述的是在第一个“横”章中出现的几个人物的命运变化，以及面对命运变化人物内心世界的反应。刚好是一个“工”字结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以此类推可以衍生出“王”、“干”、“土”、“丰”等结构。
可以说，《公务员笔记》是由十个中篇、十个短篇和一个长篇以及引言和尾声组成，犹如镶嵌在一张画框中的拼贴画，浑然一体，别具风格。在第一个“横”章和第二个“横”章中，以“并置”的方法使叙事在平行状态下横向发展。在《公务员笔记》中不仅采用了插入不同文体的拼贴方式，而且用套装的方式镶嵌入《北滩头》、《我是黑水河》等异质的元素，形成独特的艺术感觉。在小说中，办公椅、办公桌、钢笔、文件柜、订书器、订书钉、专车、公文包、电脑、手机、名片以及黑水河、市政府办公大楼、市府广场等，全部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将现实与幻象结合起来，既有浓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又有光怪陆离、虚无渺茫的神秘色彩，特别是公文包如是说、手机如是说等，都有轻淡的魔幻色彩，整个文本是开放性的，而且基本达到了开合有度。
小说家无不是精神的盗墓者，仅靠故事和情节已经失去了我们寻找的象征符号，只有向内，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才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的。大千世界中无形的“道”，调控着有形的宇宙万物，太阳系、银河系，其外在给予人的感觉是强大的，而实际上是内在的无形的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等“道”在发生作用，这就是“无形胜有形”、内在控外在的最好例证。有形往往是外在的，无形往往是内在的。正如英国天文学家琼斯所言：“宇宙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部大机器。”我认为，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都是一个小宇宙，对于小说家来说，人类的心灵世界里隐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奥秘，关键是找到潜入心灵世界的途径，这途径就是叙事模式。弗洛伊德说：“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撼地狱。”我坚信凡是成功抵达心灵世界深处的小说家，假如不能上撼天堂，必将下撼地狱。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我在《公务员笔记》中几乎采用了全部意识流的手法，这就是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心理分析。
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人类世界有多少双眼睛，便有多少个世界。虽然身处相同的环境，也就是东州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但是透过杨恒达、许智泰、黄小明、欧贝贝、朱大伟的眼睛呈现的都是不同的世界，因为他们内心世界的秘密不同，他们寻找的精神家园也有所不同。因而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心理分析呈现给读者的真实也不同，或许将他们每个人的“真实”综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真实”，而那也只是综合二处的“真实”！因为世界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必将受到利益的扭曲，所以世界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
在《公务员笔记》中，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都犹如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切片，不仅仅是官场政治生态的横断面，而且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横断面。将这些活生生的横断面镶嵌拼贴在一起，刚好构成一幅灵魂世界的时代画卷。读者阅读《公务员笔记》犹如走进美术馆，于字里行间浏览的是灵魂组画。广阔的反省奠定了这部小说的视角，通过一个个灵魂画卷，小说不断拓展反省的版图，反省成了名副其实的主题，透过主题，我们看清了“真实的谎言”。
小说是作家对生命充满热烈之爱的表现手段，小说家潜入心灵世界的目的是发掘人性之美，进而激发读者对生命之美的热爱。这并不意味着只写正面、光明、崇高的东西，而是通过潜入人的心灵世界寻找这些东西。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通过作品人物之口所表达的：“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然而，一幅画仅仅是缤纷世界的一个横断面、一个切片，因为人与他周围的一切关系都是碎片化的，因而与之同步的人的思维也是碎片化的。在《公务员笔记》中，意识的碎片是神性的，这种神性体现在东州市其实是一个人，全部的人物都是他的细胞、器官、肢体，在这里城市意象是碎片化的，人物形象是碎片化的，事物、环境是碎片化的，梦境、感觉是碎片化的。正因为如此，《公务员笔记》在叙事结构上，才摒弃了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情节模式，人物与事物成了平等的叙述者。小说不仅运用隐喻、荒诞、象征、讽刺等手法深化主题，而且运用大量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思想丰满主题，使小说文本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总之，我在创作《公务员笔记》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将小说从故事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力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工”字结构是独创，也是尝试。小说家不能满足于挖掘早已为人所知的“矿藏”，要有勇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发现新的“矿藏”。创新是文学的灵魂，然而创新必须学会继承，正如博尔赫斯所言：“创作就是把我们读过东西的遗忘和回忆融为一体。”
在《公务员笔记》的创作过程中，我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但我找到了“工”字结构叙事的力量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理论家和文学艺术理论家克罗奇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其实现在和未来无不在叙事之中。我受这种力量的鼓舞，将继续在语言的乌托邦中漂流。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十七时四十二分 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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