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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道德经讲义-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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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道乃久”,道自亘古至今而常存,悠久无穷而不息。天地得于真常之道,天地才可以久存;人物得于真常之道,人物才可以长久。若能知此“常”者,则可与大道同体,可与造物同游,万古常存,此即“道乃久”之义。 
  人若能有天地那样的心怀,便是合乎大道的法则,那样才能像道样长久,长生不老。佛家所说的“老我”,就是“大公”,就是“天道”。天道至公,故曰“天下为公”。   
  【没身不殆。】   
  “没身”,是说人的肉身生命结束了,只是划了一个逗号,但生命的精神却永远长存。“殆”音代,危险之义。“没身不殆”,是说明白了天道之理,循天道而行,就不会有悔吝凶险之事。人若能有公心,能通天理,能行天道,合于自然之道,四者纯备,道德弘远,无殆无咎,即可与天地同在,永不会有危险祸患。人若不能与道合体,不能以道为用,对进退存亡有所不识,对吉凶消长有所不明。那么,人事中之艰险,取舍中之乖乱,都会在所难免。若能以身与道合一,则我身与道混然一体,道没有可危之患,又怎能危患于我身? 
  常言道:人生“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这是仅就肉身生命而言。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若就人的性体生命而言,却是“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人生在世时,修德所积的福业,作恶所造的罪业,都全息性地储存、携带在“来先去后作主人”的元性全息系统中,镶嵌在一点灵光里。当他离去后,背着沉重的包袱,在时空中轮转不休。是珍惜人生难得的机缘增福消业,还是醉生梦死消福增业,唯看自己的心念而已,一念之差常至万劫难复。 
  在人生的旅途中,人们如何认识由一般到特殊,由常道到非常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是否认识“自然全息因果律”,承认因果律,遵从因果律。由于人生的态度各有不同,对待全息因果律的态度必然不同,因而便出现了边消旧业,边造新业;刚弥旧因,又生新因。因因果果,生生不息,为自己将来或高或低、不同层次的生命体,谱写着新的生命因果曲,再去沿着循环之路,去品尝酸甜苦辣,重新再“自作自受”。根据各类不同的因果,各自走完自己不同的人生之路。 
  修真者因为深明自然因果律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法则,因而高度重视“因”的生成机制和机理,在本因、内因、外因这“三因”上,在身、口、意“三业”上,整体把握。在本因上痛下功夫,遵从自然因果律,不断消因化业,重新造化自己的人生和道生,自修道业,自造佛果,乐受永享,这才是“没身不殆”的真实含义。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重在归根复命。而长生不老,归根复命的重点,全在“致虚极,守静笃”这六个字上。 
  天地阴阳,三才万物,莫不出自于太极,亦莫不归之于太极。故太极是造化之枢纽,万物之根柢(dǐ),道之大源。“归根复命”四个字,便是造道之脊梁,修行之正路。太上静观天地日月,万物人事,虽千姿百态,林林总总,皆是循环往复,各归其根。本根虚静,故名“复命”。复命之理,皆是从虚极而动,动而后生;动极而静,静而复根。这是道之常则。不知常则,轻举妄动,必招祸端。明白常则,致虚极,守静笃,才能“复命”,才能知常、知明、知容、知公、知王、知天等,这“六知”皆是从静中来,都是守静的必然效应。 
  宇宙万物虽然复杂万端,但最终都复归于寂静虚无的本根。人之性为情态的本源,六欲的动现,七情的显露,皆是因为心性的妄动而生。欲心一静,即归于寂静圆明的本性之中。又如草木逢春夏,千姿百态,峥嵘参并。时临秋冬,枝枯叶黄,归根复命,返于静根。凡天地间一切有形的事物,虽然形态各异,错综复杂,但其规律都是由虚极而出,又由静笃而入。世间万物,皆遵循着“归根复命”这个不变的规律,生生息息,永无间歇,概莫能外。 
  “归根复命”之妙,变化莫测,无古无今,无生无灭,总是“这个”;证圣成真亦是“这个”。“这个”,就是天地万物之性命,也就是象帝之先,众妙之门。“这个”就像饮用美味茶饭一样,说不出,道不明,无法准确形容,只能由自己在受用中体悟其妙。修道之人,如能意净心空,了悟万物循环之妙,自然会默契经中之妙旨。 
  天有天之根,地有地之根,物有物之根。致虚极,即天之根;守静笃,即地之根。虚静相生,谷神不死,就是人之根。虚而神交,静而气感,即是物之根。不归根,则不能复命;不复命,则不能得虚静之妙;不得虚静之妙,则不能常久,不能公明,不能顺天体道,不能容而不殆。故虚静是天地之本,万物之宗。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能违背虚静之道。        
 知有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即最高之意。道家称最上、最高、最尊之师为“太上”。后又谓太古无名之圣君。今人称太上老君为“太上”,或以太上为老君之师。若将宇宙核心至初始外层的显隐组织结构分为十个层次,“太上”即修真界隐态第五个层次,其物质组织的名称为“涬(xìng,道家所谓的自然之气)”。“下”者,即天下黎民百姓也。 
  “太上下知有之”,也可以理解为:“上”者,等于《易经》所说的“形而上者之谓道”。是指未有天地万物以前的混沌一炁。“下”者,是指“形而下者之谓器”。自混沌一炁演化之后,分清分浊,清轻者在上,构成多重天体;重浊者在下,生成有形有象、千姿百态的万物,构成了有形体的“器物世界”。 
  “太上”这个名称,古时就有。古有“太上忘情”之说。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就是忘情。人之为人必有情。“情”有道情、亲情、友情、人情之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靠情感维系着。有感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难。“太上忘情”并非是无情,天地有情,圣人也有情,但其情是大慈大悲之情,无偏无私的大情。凡人之情在于私,圣人之情在于公。“太上下知有之”,就是太上忧悲众生的大道之情。 
  “太上下知”,是说在上古盛世之时,圣君治理天下,上顺天理,下应民情,以道德教化人民,以无为治理天下,道德宏扬,民风淳朴。虽天下大治,但人们不知有大治;百姓虽知有君王,但却不起亲誉之心。天下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无有上下之分,不知彼此之别;各遂其性,各安其生,质朴浑厚,悠然自得,安享太平。百姓这种不知不识的质朴浑厚之风,并不是轻慢于上,也不是愚昧麻木,盖因民心被道德所化,相忘于先天自然之中,毫无后天识心痕迹。故天下一体,万民一心,本性厚朴,唯道是尊,唯德是从,心与道合一。那时的圣王以无为治世,不显迹于下,不显山露水,所以百姓不知道圣王如何治世,也无意有心奉承,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故言“太上,下知有之。” 
  所谓“下知有之”的含义,就是一般人看来好象是很笨的下等人,但他们往往却是“大智若愚”的有“道”者,他们才是“真人不露相”的大智慧者。大智慧之人,都是藏而不露,虚怀若谷,这正体现着大道虚无的本性。不像今人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浅薄知识,便自认为了不起。其实论起本性心灵,并不如僻远乡愚的山民那么纯净。他们虽书本知识少,见识不多,但却豁达大度,心性淳朴,善良厚道。凡事都能看得开,没有过多的心灵之苦,不像有知识的人那么多心眼,这正是他们本性的天真。 
  在上古伏羲神农以前,鸟兽成群,人心质朴,人与万物和谐共处于自然之中。那时人们心地纯净,信守道德,人与人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是非之争,社会井然有序。那时人心顺德行事,先天智慧主宰后天意识,而安于主观意识的不识不知,性命皆处在无为自然之中,与大道浑融为一。这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的道理。   
  【其次亲之誉之,】   
  “其次亲之誉之”,是指施仁政之道,百姓的心态变化。“其次”,是说继远古伏羲神农之后,历史发展到次后的五帝时期,天道运行至中古,人的后天主观意识之心逐渐开启,私欲妄心渐生,厚德渐被情欲毁丧,古朴淳风日渐淡泊。先帝们顺天应势,针对当时的人心变化,便开始施行德治,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于是,立仁政以养民心,制礼乐以叙尊卑,造衣冠以分贵贱,建房室以代巢穴,构桥梁以济不通,造舟船以行水陆,造书契以代结绳。鉴于那时的人心后天意识渐开,私心欲念萌动,荣辱之念已起。从此,世道渐趋于崇尚尊贵贤能,人心也有了你我是非、亲疏贵贱之分。于是便对仁善者亲誉之,对怀义者尊敬之。先帝为了百姓德化归道,故不得不倡导仁义,以教化于民。这种崇尚仁义的德化风尚,与太古时期的自然浑朴道风,已大不可相比。就道德的范畴而言,人类在精神领域,已由先天逐渐落入后天,从无为的元朴之性,下降到后天识心用事。故曰“其次,亲之誉之”。 
  人自有了后天意识之后,便开始有分别之心,人的精神素质也拉开了档次,才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有了亲疏远近,毁誉巧诈之心,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对于崇敬者,便顶礼膜拜,烧香供养。对于有仁义之德者,便赞叹不绝,亲之誉之。对于聪明有智者,羡慕不已,学之习之。从此,人们有了分别心、追求心、虚荣心,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大道至简至朴,心地愈纯净,愈接近于道;思想愈复杂,离道性愈远,这就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根本原因。 
  常言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自然道性。人有了后天种种欲心妄念,就如同在白纸上涂抹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已不纯净。修道就是要将这些污迹清理干净,重塑人生,使它返本如初。六祖慧能一个大字不识,却能立即开悟,成为大智慧者。实践了他“心上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顿悟。所以“大智若愚”的反面,就是“大愚若智”了。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次畏之”,是以重法治世之后,百姓的畏惧心理。五帝之时,民虽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人与人之间尚能以德自律,社会依然安定太平,故刑狱未立。此时人民虽知有君王,但不知有畏惧。至三王时期以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人心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刑罚既立,百姓未有不畏惧者。百姓在产生畏惧心的同时,也对在上统治者滋生起怨悔轻慢之心。从此人心变得更为复杂,诚信愈少,邪风日盛,民情日乱;民风既乱,冲突必多,刑政日烦,必然是恶性循环。上失真诚之德以待下,下必以不诚之心而还于上,上下两不诚信,犹如水乳不相溶。于是乎上下不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人心自此散不朴,民风自此失古德。 
  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无知无识,清静一心,不知亲誉,没有厚薄,一切言行皆在道德之中,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中古先民,虽有亲誉之情,但仍然是至诚所感之妙。至于下古以后,太朴已丧,狡诈日生,上下相欺,人心失道,以至于不忠不孝,害仁害义,无所不为。此时设立刑罚,已属于不得已而为。刑法不立,民心不畏,社会紊乱;刑法既立,禁多令烦,民心更乱。民心不归诚,必然是假畏于表面,而内心必生怨恨。从此狡诈日多,伦理紊乱,世道亦衰。由此可见失道后世道的每况愈下。 
  “其次侮之”,是言当时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道德日愈日下。人们不仅不信奉大道,反而侮之。人类有天生智慧的分级,佛学将众生分为五种“种性”,也就是“根器”之说。一个真正有慧根之人,一闻道就“勤而行之”,百分之百的信奉不辍。而中等根性之人,则是半信半疑,若即若离。而那些下根的无知愚昧者,不知天高地厚,根本不信大道,以为信道是对人格的侮辱。此类人往往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高明,所以对道不仅不信,反而认为修道者都是神经不正常,所以以“大笑”而羞辱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那就不是大道了。这便是“有道”与“无道”的分水岭。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故信不足”,“信”就是道根,就是中,就是天地人之本心。信是一种大道本源的混沌性物质,它的特点是无方所,无定位,动静自如,至虚至灵。在无极或高质元层次的太极状态,强而图之则为“○”,也就是河图中央这一点“⊙”。它是天地之根,性命之源,是五德最根本、最关键的道性物质,它是统驭其它四类上德的基本元素。它既可以将这种道性元素分送给仁义礼智,又可以使散在四周的仁义礼智四德元素归于中央一“信”,也就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心”、归于一“中”。“信”作为一种基本道性物质,它充盈在宇宙万物的真心中。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至三千大世界,弥散六合;小至微尘,乃至细胞、原子、中子、夸克,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有此心,则可出死入生;无此心,则出生入死。生之死之,唯在此心(信)的得失之间。 
  “信”是一个特殊之“心”,内含有五行之气,但没有五行之质;暗藏于五行之中,但又不落入五行之中。它源本于父母未生之前,但又可以现于既生之后。它虽寂然不动,但可以感而遂通。所以它能主宰仁义礼智这四德,也能综合融化这四德。信德在河图为中央戊阳土,土为黄色,其性中和,故有“黄婆”、“黄帝”、“核心”等称谓。这个“信”是分层次的,它既有儒家所言的做人信德,更有修真甚高层次的信德。 
  对修真者而言,“信”德是一种阴阳合一,真实无妄的真信、灵信、玄信。“真实”者,是指它含有“妙有”的真实道性物质;“无妄”者,是指它具有一种真空的状态,而不是顽空。所以这种“信德”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义礼智这四大上德的基本元素都包含其中,因而它又是四德的大本营,是一身之大主。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皆是以信为根基,以信为综括,以信为统领。用一心(信)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用天真纯信的佛性上德再造心身,修到一定量级以后,则身内的五物五贼都会顺听其命,从而实现五行攒簇,四象和合,性命混溶一体,阴阳浑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返归先天。 
  经中所言的“信不足”,是说上君已丧失信德,无信于下民。“焉有不信”,是说因为上君不以信德化民,所以万民也必然不守信德。这两句经文是说:君王离道丧德,失信于民,人民也以“不信”回报于上。上下两“不信”,离心离德,君民失去亲合力,国家丧失凝聚力。人民对上君的不信,并非下民之过,而是因为在上者失道丧德,不能以身垂范,不能以德服人。或以烦杂政令、苛捐杂税扰民;或施行暴政,用严刑重法镇压人民。故民不能以诚信归服,必然产生既畏惧、又怨恨之心,与之相对抗。上信既不足,下信必毁丧,上行下效,上下不合,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必然导致恶性循环。 
  古训有云:“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易之理。纵观历史,凡有道之君,皆是道德深厚,慈悲为怀,与民同心同德,视民为父母,事民如事天,故得天民同助,国昌民富,社会康宁。凡是乱世,皆是为君者失道离德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大道已去,故有五霸争雄,百家争鸣之乱。这段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因为纲纪已乱,道德已失,各种思潮泛滥,纷纷亮相,各派学说纷争,无不登台表演。这种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局面,从表象来看,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聪明显露。但究其实质,却都是对大道的肢解,是落入后天的以偏概全,是在古训中摘章寻句,舍本逐末,各显其能。这些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行变诈取巧之实,逞好胜争霸之勇。尤以战国时期为甚,争霸之战不息,天下混乱,道德愈失,百姓遭殃。此等混乱局面,皆是大道已去,无名之朴散失,信德不足的必然反弹。故圣祖感叹曰:“信不足,有不信”,即是此义。   
  【犹兮其贵言,】   
  “犹兮其贵言”的“犹”字,王弼本作“悠兮,其贵言。”白玉蟾等注本“犹”字称作“由”。诸本字皆不同。犹、悠、由、猷四字,古作通用,皆是形容幽远无象之貌。 
  “犹兮其贵言”,此句河上公注曰:“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犹兮”,又可解释为悠闲自然的意思。所谓“其贵言”,就是说道很难说清楚,再怎么高明的文字语言,都只能是一种形容比喻,难以准确表达出道的境界。道的本体,无形无象,说似一物即不是,不能用世间名相界定它。 
  古之有道圣君,皆贵其言,接物举事,皆是谨言、慎言、少言,不得已而言。言则寓意深奥,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从不多言絮语,唯恐言语离道失德,而为害天下。大道无形,天地无言,真理道义,必赖人宣。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言则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必合道,绝不虚言。 
  人之言语必须真实,不可稍有虚伪。虚伪之人,多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亲友不相倚托,邻里不相恭敬,虚言诈语,瞎话流堂,无人听从。“言为心声”。心中匿藏着贪、嗔(chēn)、痴、慢、疑之邪妄,必然会由偏激、消极、冲动、狂妄的言语中表现出来。心善言必善,心恶言必恶,心邪言必偏,心狂言必傲。有种种心,便有种种言。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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