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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十来个不认识的哈萨克老乡挤在一辆破得快散架的十座老吉普里，被颠得昏天暗地。吉普车像喝醉了似的在暴雨中扭动着，摇摇晃晃前进。急雨夹着冰雹砸在窗玻璃上，又像是已经穿过玻璃砸进了车厢。车开一阵，停一阵，像是毫无目标地在茫茫戈壁上慢慢爬行。我不知道喀吾图竟然会那么远，那么荒僻。我不愿意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我去。我们的车一路上坏了又坏。我们下车，等待司机用千斤顶把汽车底盘顶起来。我不想去。什么都在阻止我。车又坏了。我站在路边，看到戈壁丘陵四面动荡。我浑身湿透。我走上附近一处高地，垫足远望。
我家在喀吾图开了个小店，整天和各种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但能记住的人很少很少。我妈却全都记得住，不到半年，她似乎同大家都熟识了。我们交谈时，若是提到了谁谁谁谁——
“……就是那个帽子特别多的人，不停地换着戴……”
“瓦兹别克？”
“他媳妇抽烟的那个……”
“吐马罕？”
“上次拖依（宴会）上，还和你跳舞了……”
“噢，那肯定就是巴登别克了。”
……
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太难记了，脸也都长得一样嘛。喀吾图的日子如此平淡，日复一日，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似的，什么都没法清晰地记住。大约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整天坐在深暗的柜台后面，等着有人来店里买东西。等着他们掀开厚重的棉门帘，逆光进来。
进来的人一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他们中有人能在柜台前一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不说话，我就做不到了。我忍不住问：“有事吗？”他不吭声。我就给抓把瓜子，他接过来咔吧咔吧就吃。吃完了又闭嘴站那儿发呆。我再给他一个苹果，他几口咬完了，继续沉默。他有的是时间。最后我拿出锁对他晃晃，表示关门了。他这才离开。我锁上门出去，在河边散步，很久后才回家。回去时那人居然还在门边守着，我只好开门让他进去，让他继续靠着柜台，盯着货架上某个角落深深地打量。真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多时间，这么闲。令人羡慕。
喀吾图的小孩子们则都很忙，忙着上学。不上学的时候忙着偷家里的鸡蛋。上学和偷鸡蛋之外的时间就更忙了，忙着兜着鸡蛋往我们家商店卖。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蛋通红，目光兴奋。
鸡蛋三毛钱一个，每次我收下鸡蛋付钱的时候总会竭力劝说他们顺便买点泡泡糖或小饼干。但是这些小孩太聪明了，都不理我。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小小年龄攒钱干什么。也想不出在喀吾图，除了泡泡糖和小饼干，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更招小孩喜欢。
其中，库娜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连续半年时间里，她每天按时送一个蛋来。如果有一天没来，那么隔天定会一下子送来两个。
我开始一直以为库娜是个男孩，直到她头发长出来了才知道是个女的。她以前是小光头，再加上手里总拿着鸡蛋，两相衬映，老是惹得我取笑她。
还有一个孩子，总是跟着卖蛋的孩子们一起来，却从来没带来过一只蛋。我给其他孩子付钱时，他就在旁边紧紧盯着看。
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也带来了一只蛋。他一个人来的，把蛋递过来时紧张万分，惴惴不安地等着我给钱。我拿着蛋摇了又摇，对着太阳看了又看，总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劲。但最后还是给了钱。等他拿着钱跑了以后，我把蛋磕开一看——
居然是只煮熟的蛋。
一定是他的妈妈煮给他的，舍不得吃，便拿来换钱。
我真是气坏了，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把它给吃了。
在喀吾图，我学会的第一个哈萨克单词就是“鸡蛋”——“觉木什尕”。
除了这些孩子和那些没事干的闲人，我们家店里就很少再来别的什么人了。
在喀吾图做生意，像是在火星上做生意。
我成天窝在柜台底下的糖堆里睡觉，睡醒了就搬把椅子坐到门口晒太阳。太阳渐渐偏西，房屋的阴影从后面慢慢覆扫过来，阳光移一寸，我就挪一下椅子。
到了下午，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顾客，连忙跳起来问他要什么。可是……他要“过油肉拌面”。
我告诉他这是商店，然后把吐滚家的馆子指给他。
但是吐滚家馆子因为生意太冷清，早就关门一个多月了。于是不一会儿，这人又回来找我要“过油肉拌面”。
我只好把沙力家院子指给他。沙力家没有开饭馆，但他家养了一条特别厉害的大狗。于是这人再也不来找我了。
村里的马路上干干净净，两边是茂密的柳树和杨树，树下流水淙淙。
没有一个人。
只有一只高大的鹤，不时地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
不过我说的那是夏天，春天和秋天就不一样了。
牧民逐水草而居，上山下山转场都会经过喀吾图。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羊群穿过村子西去东往，尘土高腾。羊群走过的柏油路都被踩得稀烂一片。
到了那时，小杂货店每天一大早就挤满了人，积压了一百年的商品都有办法卖出去，无论卖什么都有人要。而别人要了偏你又没有的东西，则无论用别的什么都可以搪塞过去。
比如——有人要买西红柿酱，完全可以向他推荐辣椒酱；而若是要缝纫机油，就理直气壮告诉他只有缝纫机针。他就只好买了缝纫机针走了。
但也有厉害的角色。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胖女人，非要用八块钱买一条小孩的裤子。我不愿意。那条裤子最便宜也得卖到十块钱。于是她往柜台上一靠，无边无际地和我纠缠了起来。她越这样我越不愿松口。到了中午该吃饭时，我们都饿了，分头去吃饭。吃完回到商店，她仍旧往那一靠，接着上午的话头继续往下缠。
当价格说到九块钱时，已经到了晚上该关门的时候，我们又分头回去睡觉。第二天……第三天……
最后她居然七块钱就把裤子买走了！
牧业经过时，卖得最快的只有裤子。真不知他们咋那么费裤子，估计可能是整天骑马骑的。
牧业一过去，裤架上至少得空下去近两百条裤子。
集体买裤子的情景十分壮观，先是所有人一起脱，然后所有人一起穿。要这时候走进我家商店的话，你会看到满地都是鞋子，至于人——人全站到柜台上去了。大家都挺爱干净，担心裤脚在地上拖来拖去弄脏了。
好在我家柜台很结实的。上面铺了厚厚的木板，而不是像城里的商店那样铺玻璃。因为在我们这里，平时除了买裤子的人要往柜台上站以外，那些喝啤酒的，看货架最上面一层商品的，试鞋子的，吵架的，都要往上站。
再回来说买裤子的人——通常裤子一穿在身上，就掏钱走人。旧的那条揉巴揉巴往口袋一揣，裤缝笔挺地推门出去。
当然也有人特麻烦，几乎要把所有裤子统统试过两遍以上，逐一对比，反复感觉，每条合缝线都拉了又拉，拽了又拽，连裤兜都要伸手进去掏掏，看漏不漏。就这样，柜台上从东到西堆了一长摊各式各样的裤子，这人就坐在裤堆中间，垂着两条腿，慢悠悠地挑，慢悠悠地和你讨价还价。敲定价钱后，还要再转身一头扎进裤子堆，再挑一轮。末了还要再杀一轮价。
我妈一气之下，把他脱在地上的鞋子一脚踢到柜台后面。
等到后来生意做成，钱拿到手，剩下的事情就与我们无关了。
于是这人穿着新裤子满地爬着找鞋子，找得叫苦连天。
喀吾图的秋天人真多，一个夏天都在山里消夏放牧的人全回来了。牛羊也下山了，转场的牧业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候也实在没啥事情干了——草打完了，麦子收了，家畜膘情正好。于是大家成天往马路上跑，三三两两站着，天黑了也不回家。就那样站着没完没了地说话——说到实在没话说了，仍面对面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反正就是不想回家。不回家的人差不多全是年轻人，年轻人见了年轻人，爱情便有了。然后就是盛大的婚礼。整个秋天都在举行婚礼，每场婚礼举行三天三夜。几乎秋天的每个晚上，这黑暗的村子里总有一处角落灯火通明，电子琴和手风琴的旋律彻夜飘荡。
我半夜突然睡醒，听到舞曲热烈的旋律。穿上衣服起身出门，向村子里亮如白昼的那处走去。我趴在那家人的低矮的土坯围墙上往里看，院子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拖依”，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灯泡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新的一支曲子开始了，由新娘领舞。她缓缓走出来，戴着长长的面纱，雪白蓬松的塔裙外，套了枣红色的中袖对襟长马甲，小手柔柔地捏着一块绣着金线银线的绸缎手帕。她被越来越多的舞者簇在舞池中心。这时我看清楚了她。我认识她。她还是个孩子，前几天还在我家商店里买过铅笔盒和作业本。
我喊了她一声，但是谁也没听见。
我一个人悄悄回家。脱了衣服继续睡觉，开始做梦。后来又被遥远的，但无比清晰的舞曲旋律惊醒。这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床上撑起身子，扭头看到窗外有人将面孔紧贴着玻璃喊我。
我看了好一会儿，认出那是刚才的新娘。
喀吾图的冬天长达半年，生意也冷清了下来。我天天坐在炉子边烤火。天气太冷，来商店的人除了酒鬼再没有别人了。
来抄电表的小伙子说：“不喝酒干啥？”
这个家伙双手往柜台上一撑，跃上去，腿一盘，坐得稳稳当当。
“不喝酒干啥？喀吾图这个地方嘛，就只剩下酒了。”
中学教师白毛——我这么叫他实在没什么恶意，谁叫他头发那么白，谁叫他名字那么长，那么难记——也常来喝酒。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男人，身材高大，脊背笔直，衣服也总是展展的，袖肘上从没打过补丁。走过身边，一派风度。
和他一起喝酒的也全是教师，可是他们的皮鞋却全是补过的，外套上的钮子各不相同。他们一进房子，二话不说就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稍有礼貌一点的就脱了鞋子往柜台上跳，盘腿一坐。
喀吾图酒鬼最多的日子是教师节放假的那一天。若一连几天没人来买酒，马路上也看不到有人醉倒在雪堆里，那么那几天县上一定正在进行年度理论学习考核，所有人都跑到县上填试卷去了。真不知道这些家伙平时是怎样为人师表的。
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白毛。总之我对这人的印象实在好极了，至少他从来不爬柜台。每次都优雅得体地半倚在柜台边，持着杯子慢慢抿。而别人则直接握着酒瓶子灌。
他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明亮而富有弹性，头发下的面孔漂亮俊美。
有一天白天里他也来了（酒鬼们一般晚上才上门），拎着孙子的破皮鞋（我们家还兼补鞋子的生意）。
我叔叔问：“这么大的鞋子，孩子有好几岁了吧？”
“这是最小的，八岁了。”
“那你多大年龄？”
“再过两个月嘛，六十整。”
他要了一瓶啤酒和一个杯子，独斟独饮，等着取鞋子。
“这个白毛，一年四季喝，咋没见喝出大鼻子（酒糟鼻）？”叔叔一边给鞋子钉掌子，一边说。
“快了快了。”
“不喝不行吗？”
“为啥不喝？喀吾图这个地方嘛，就只剩下酒了。”
我在旁边愣了一下。
鞋子补好了，白毛付过钱就走了。他离去时我在后面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是个真正的老人的背影。虽然脊背很直，但肩膀已经垮了下来，两臂松弛。身上那件笔挺板正的外套后面，横着几道坐后留下的褶痕。另外裤脚也有些脏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全往一边飘扬。
喀吾图的整个冬天都是泡在酒里的。天空有时候明亮深蓝，有时候阴郁沉暗，而大地不变，白茫茫直到天边；深色的牛，一只一只在远处缓缓走动。
这时传来了歌声，像是通过酒的液体传来了歌声。明丽、尖锐，使人眩晕。
唱歌的是对面马路上开小馆子的三个寡妇。
对了，喀吾图有一个奇怪的惯例，只要是饭馆，统统是寡妇开的；只要是女人，一朝成了寡妇，可干的事情似乎只有开饭馆。
话说这三个寡妇的合唱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去看热闹的人回来都说三个人喝酒喝得脸都黑了，眼睛通红，但拉起嗓子来一起张嘴一起闭嘴，认真到位，调一点儿没跑。
我妈很闲，居然好心地跑去劝她们少喝点。惹得三人扑上来，拉起架势要和我妈拼命。她们谁都不承认自己喝酒了，满嘴酒气地问我妈什么意思，简直败坏她们的名誉。
第二天一个一个酒醒了，都悄悄的，该干啥干啥。
我妈真的很闲，这时居然又跑去说“下次可别再喝酒了”。
可把三个人气坏了，气得又聚到一起，以酒释郁。
我们左邻那家开小饭馆的寡妇吐尔逊罕——我们都昵称为“吐滚”的，生得很有些风情，虽说不是特别漂亮，但眉眼活灵活现的，瘦瘦的身子很窈窕的样子，穿什么都好看。
特马其林场的看守员每次下山都会在她那儿住。这个看守员也是个很漂亮的人，和吐滚站在一起，谁都说这一对儿太般配了。
我们的看守员长着满头浅褐的头发，于是又被我们叫做“黄毛”。他整天到我们这儿来喝酒，于是我们整天这么叫来叫去，叫到后来全喀吾图的人都这么叫了，他的本名于是再也没了。吐滚来我家商店找他回家，也这么说：“黄毛在吗？”
吐滚一个人操持饭馆，非常辛苦。听说当地的风俗是寡妇再婚的话，前夫的孩子得还给前夫的家族，因此她一个人再苦也不愿意再婚。好在三个孩子都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尤其是老二，每天早早地就拿着钥匙来食堂开门，洒扫、擦洗、生炉子，然后挑着空桶去村头河边挑水，把水缸挑满了，这个八岁的女孩才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二又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两只眼睛跟两朵菊花似的，让人看一眼就满心疼爱。
但是她非常沉默，举止傲气，性情固执，像个小大人一样。
虽然有时候孩子们的成长让人不安，但喀吾图永远没有太复杂的事情，没人会想得更多。
只是有一天黄毛突然跑来问我们：“天天‘黄毛’‘黄毛’地叫我，‘黄毛’是什么意思？”
喀吾图的冬天漫长得让人不能相信这样的冬天也会过去。
古尔邦节到了。
这时，店里的生意开始掀起了一年中的又一次高潮。我们这里的商店，只有牧业上山、下山经过以及古尔邦节这三个时间段是赚钱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全在不紧不慢地花钱。除非夏天跟着牧业去夏牧场（阿尔泰深山），冬天又跟着去冬窝子（准噶尔盆地乌伦古河以南的冬牧场）——不过后来我们家就这样做了。
那几天里，我们总是会通霄达旦地踩缝纫机。来订做衣服的人从节前半个月就开始来排队，一直到过节的头天晚上，很晚了还会有人在外面敲窗子要买裤子。那几天节日用的糖果鸡蛋点心之类，会在喀吾图的所有商店脱销。
大量地采购节日用品的高峰期是在过节的前一天——那天人多得呀，窗台上的花都给挤得歪歪地长着。柜台前面呼啦啦一片胳膊，在你眼前乱晃，指东指西，指上指下。不要说卖东西了，就是给他们取东西都取得忙不过来。这边收钱，那边找钱，这边要换，那边要退……真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
中午时分算是忙过了一个段落，这时我们才发现少了一条裤子。
我妈在这方面记性蛮好，她记得当时从裤架上取下这条裤子的是一个带着十一二岁男孩的母亲。她把这条裤子给她儿子套在身上，左看右看研究了半天。本来我妈站在一旁想劝说她把这条裤子买下来的，看她那么犹豫的样子，就不怎么管她了。再加上当时又有别的生意，就把这母子俩撂在角落里由他们自己慢慢商量去。等店里的人散完以后，这母子俩和那条裤子，都不见了。
我妈为此特别生气，我们这样的小店，做点生意很不容易的。最近为了赶这个节日，我们加班加点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成这么一批裤子。想想看，一个小时做出来的东西，几分钟就没了，能不窝火吗？
好在我们这里是个小地方，周围也就那么两三个村子，要打听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我们很快知道了那母子俩住在十多公里以外一个叫哈拉巴盖的村子里，还弄清了她和她丈夫的名字。于是，就托了几个与她同村的老乡带话回去，提醒她是不是忘了付钱。不到一会儿工夫，这一带的许多人都知道那个女人在节日的前一天做下的事情了，吃惊之余，摇头叹息不已。
因为生意太好，不到半天，我们把这事放下了。不过是条小孩裤子而已。
就这样，一直忙到天色暗了下来，顾客才慢慢地稀少了。走完最后一人后，商店里恢复了两个星期前的安静。节日已经开始，今年的最后一个旺季至此全部结束。
我们把商店门反锁了，开始准备晚饭。这时有人敲门。
我们去开门，一眼认出就是那个被我们认为拿走裤子没给钱的小孩。
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可能刚从哈拉巴盖赶来。
他从外面进来，还没站定，还没有暖和一下，就立刻着急地，委屈地说了一大堆。大意是解释他和他妈妈真的没有偷裤子，那条裤子有点小了，不合适，最后就没买……云云。大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越说越着急，最后竟哭了起来，并带着哭腔反复解释：“……妈妈让我来的……裤子太小了，真的太小了……”
我们还能怎样？一个孩子，连夜跑了十几公里雪路，跑来解释一个根本就解释不清的事情。
我们只好给这个孩子抓糖吃，一个劲地安慰他，然后让他早点回家。
这时候我们已经非常坚信是自己弄错了，心里不安极了。忍不住在柜台里里外外地仔细翻找，后来果然还是找到了那条裤子。
照很多人的想法，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任何解释都是根本不必要的。被冤枉后该做的事，就是与冤枉者为仇。
但他们究竟想到了什么呢？
明天就要过节了，是不是他们的礼性是不能一边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误会，一边享受节日的美好祥和？
是呀，有误会是多么不好的事情呀。
我们商量了很久，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拜年去了（当然，严格地说古尔邦节不能算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