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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有误会是多么不好的事情呀。
我们商量了很久，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拜年去了（当然，严格地说古尔邦节不能算是“年”，但我们这里的汉人都是这样的说法）。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当地人的礼俗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三天。第一天大多是男人们出门，女人们留在家等着客人上门祝贺，并煮肉张罗宴席；第二天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出门；第三天才是女人们。据说，在这几天里，一年中有什么仇隙的两家人，往往会把拜年作为消解相互间怨恨的机会。
我们决定最先到被我们冤枉了的那母子家中拜年。把事情说清楚，好让双方都安心。那个孩子真的打动了我们。
我们离开村子，穿过村外那片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田野，再穿过一条两公里长的林荫道。冬天里，所有的树都披着厚厚的雪盖，但仍分辨得清林荫道左边栽着柳树，右边全是白杨。我们边走边想一会儿的说辞，还不时地互相商量。天空深蓝动人，莹莹地镀着从大地上反射上去的雪光。脚下的雪路因为这两天过往行人的突然频繁而宽坦瓷实了一些，它划着平滑的弧度，从大地渐渐升上大坂。我们气喘吁吁爬上去，哈拉巴盖村就在脚下了。
这段路大概有十几公里，一路上除了白的积雪和蓝的天空，全世界就什么也没有了。由于雪灾的原因，今年的雪比往年哪一年的都厚，山侧的雪更是厚达二十多米，路两旁的雪墙有些地方足有两米厚，至于脚下这条路，被过往的马匹、雪爬犁踏得瓷瓷的了，也是半米多厚的雪壳，深深陷落在雪的原野中。
我们想到昨晚那个孩子就是沿着这条路又着急又委屈地往我们家走来的，一路上他会不会因为被误解而感到孤独？这条清白之路……
春天来了。雪化得一塌糊涂，出了门根本没有落脚之处。白天一天比一天长了。在夜里，有时候想起来，抬头一看，猎户星座已经消失了。
在这个地方待过一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没能认识几个人——我是说没记住几个人的名字。但谁是谁还是清楚的，至少不再、也不会把两个长着同样胡子的人弄错了。
家里的生意不好不坏，在这里是留是走，非常让人犹豫。我是无所谓，反正搬家也搬习惯了，到哪儿都一样的。但我妈非常舍不得，并且归纳出喀吾图的种种好处——
第一、在这里税是分淡季旺季收的，对我们这些小打小闹的小门面店来说，比较合理（一般来说，一年被划分为七个月的淡季，五个月的旺季）；
第二、地方小，人情重，大家都好相处，好打交道；
第三、由于这里地方偏远，消费简单，有钱也没地方花，能存得下钱来；
第四、还是由于地方偏远，店里的商品卖得起价，利润比城里高一些。
我们当初来喀吾图，只为这里地处牧业上下山的必经之地，想着做点牧业上的生意就行了。没想到，一年下来算算账后，我妈说：“还是喀吾图人民养育了我们啊！”
农民的确不如牧民富裕。但生活相对平稳，日子也就过得仔细些。缺了点零星物事，就会觉得怎么过都不顺当。房子里的添置也得周全，这样那样，什么都漏下不得。所以，商店的生意嘛，每天都还能开张的。别的不说，酱油呀方糖呀，还有茶叶烟酒什么的，每天都在卖着。
这样，我们的生意也就不好不坏地与大家同步进行了，反正撑不死也饿不死，就那样慢慢耗着吧。日子太过安稳，太过放心了，让人有了依赖，竟懒惰下来了。永远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也没法滋生别的什么想法。
反正在喀吾图人人都是如此。
我们赚了点钱，就租了间好一点的房子。后来又赚了点钱，就租了更好一点的房子。再后来又赚了一点，就不租房子了，付了一半定金，买了一间不太好的便宜房子。虽然不好，但好歹是自己的。我们想到以后还会再赚一些钱，还会再给自己换一间更好一些的大门面房。可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在喀吾图，再也不会更好一些了。喀吾图没有暴发，也没有日益庞大的积累。喀吾图只是让你进入它的秩序而已，然后就面对你停止下来。它让你得到的东西，全都是些牵绊住你、让你没法离开这个地方的东西，一直到最后。
喀吾图最初是一个土匪窝子，听老人们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当年全都扎满了破旧的毡房和帐篷。后来部队来了，在这里开垦出农田，河两岸挖出整齐的一片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架上顶子，一条斜坡道通向坑里——就是那时候人们的住房。但是到了今天，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村庄根本就没什么两样了。一排一排的林荫道，一家一户一个大院子、两排土墙房子，村庄周围全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苜蓿地。
春天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拾阿魏茹。我们爬上最高的山，山顶上寒冷、风大，开遍白色的碎花。我们在那里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喀吾图，看到它没有更新一些的痕迹，它是天生如此的。它是关闭的。它是不能够更好一些的。但是，它也不是什么不应该的……它是足够谐调平衡的。
顺便说一下那次去爬山拾阿魏菇的事——那天我们翻遍了四座大山，只发现了扣子大的两枚。由于阿魏菇实在是一种很稀罕的“山珍”，所以即使它还只有扣子那么大，我们还是下狠心把它连根端了。同样由于它实在是很稀罕的，所以即使它还只有扣子那么大，我们还是用它熬了一大锅汤。
无论如何，春天来了。河水暴涨，大地潮湿。巨大的云块从西往东，很低地，飞快地移动着。阳光在云隙间不断移动，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在大地上来回投射——云块遮蔽的地方是冰凉清晰的，光线照射的地方是灿烂恍惚的。这斑斓浩荡的世界。我们站在山顶往下看。喀吾图位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之外，永远不是我们心里的那些想法所能说明白的。
我们决定要走。我们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一些的生活。但是要想赚更多的钱的话，得先到更偏远的地方，过更糟糕一点的生活。其实再想一想，那些更糟的生活同以后可能会有的更好的生活放到一起平摊了，折算下来的话，其实还是一日一日不好不坏的生活——也就是此时喀吾图的生活。可那时的我们又想到了什么呢？我们还是决定要走。以后的经历是这样的：春天牧业转场进山时，我们卖了房子，拉了一批货跟着进山了。但是那一次没有赚到什么钱，于是下山的时候，我们雇车的钱只够我们移动五十公里。于是我们就在五十公里处租了间房子住下来，住过一个冬天后，次年牧业返回路过那里时，又跟着再次进山。这一次我们赚了钱。但是，赚到的钱只够我们把五十公里处的那间房子买下来，或者回喀吾图再租一年房子。我们想了又想。就这样，喀吾图被放弃了。
后来又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我们还陆续回喀吾图了几次。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从此就永远离开喀吾图了，所以没记清最后那次是什么样的情形。而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此后我所说的种种生活就是从那次展开的，永无结束。
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
喀吾图的医院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占地倒是挺大的，两排平房夹着个大院子，中间还有升国旗的地方。国旗两边，一边种着两三亩向日葵，另一边是大棚韭菜地。
医生也不少，一人一个办公室，严肃地坐着。但没有可以让你挂号的，划价的，取药的。要看病的话，一个大夫就可以给你包完。
他们会很严肃地给你切脉啊看舌苔啊量血压啊什么什么，再严肃地拿听诊器前前后后听个没完没了，然后更严肃地给你开药。你要是对病情有什么疑问的话，越是问他，他越是什么也不肯说。
他严肃地从他自己左手边的抽屉里摸半天摸出一个玻璃瓶，严肃地拧开盖子，往左手手心里倒出一把白药片，然后用右手手指在那堆药里点点点点点……非常负责地数出一百到两百粒（足够你再病五次的），剩下的原倒回瓶子，再很大方地“刷——”地从正在看着的杂志上撕下半页纸，严肃地给你把药整整齐齐包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太可疑了，我那点小病，吓都给吓好了。
除了开药以外，他们还会给人挂吊针。对了，我对别人说，那些医生开药开得让人真不放心。听的人一般都很吃惊。原来到目前为止，所有人中还只有我一个人享受到开药的待遇。而其他的人，一进医院，二话不说，先给你戳一针挂几瓶吊针再说。管你大病小病，反正只有吊针。
果真如此。当我第二次和那个医院打交道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也老老实实给灌了两瓶。
那次生病是我跟着一些人到河上游一个叫汤拜其的水库打鱼引起的。那群人里其中有一个话特别多，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总是很严厉地给我安排各种工作，我估计这人一定在乡政府上班。我站在河心齐腰深的地方帮助拉网，冻得牙齿打颤也不敢松手，因为大家都没有松手。但那个人还是不满意，嫌我网拉得太低了。真让人生气，因为我个子只有那么高。我只好抱怨说：“我要感冒了！”
他回答得挺慷慨：“我给你报销医药费。”
结果我真的感冒了，回家就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妈把我弄到医院。没想到，那个人也在那里奄奄一息地挂吊针，于是我就不好意思提醒他报销医药费的事了。
令人诧异的是，在那个医院里，我居然和乡政府的干部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挂同样的点滴，坐同样的冷板凳，同样问不出自己的病情如何，并且同时挂完点滴。最后又同时发现：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下班了……他们不管我们就下班了倒也罢了，居然连门都不锁就下班了！
那一位真不愧是乡政府的干部啊，见多识广，处惊不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互相给对方取出了针头。
总之，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自己想想办法得了，没事少去医院，怪麻烦的。
除了医院以外，喀吾图还有一个地方能够看病，是个私人诊所，挂出的牌子上写的是“专家门诊”。
这个专家听说是喀吾图医院过去的老院长，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我们都管他叫“胖医生”。既然是胖医生，肯定就是说他很胖喽。所以我们很少想到去他那里去看病——他实在是太胖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胖成这样呢？自己的身体都没法保重，这样的医生能让人信任吗？
如果说，在喀吾图我见过的最胖的女人是温孜拉的妈妈，那么，我见过｛；文；｝的最胖的｛；人；｝男人就非｛；书；｝这个胖医生｛；屋；｝莫属了。怎么说呢？他裤子的一条裤腿，就够我宽宽松松地改一条连衣裙穿了。但是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好，他的裤子总是那么脏。
不过，这个胖医生两三岁的小孙子却漂亮得不得了，一团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睫毛又翘又浓又长，总是给剃成光头，只有后脑勺那儿留了铜钱大的一撮头发，编了根细细软软的小辫儿，还扎着红头绳儿。一天到晚，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再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的胖爷爷从边防站（和他的诊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挑水回来，走了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冲过去，一路上不停地摔着跤。终于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纵，两只小胳膊紧紧搂着爷爷的大胖腿，整个身子吊在上面，铃铛一样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里走，只要一看到这小东西，就忍不住一把逮过来，捏他的脸，拧他的小鼻子，再拽着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么会生得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胖医生又那么……
那次喀吾图乡医院的吊针弄好了我的感冒后，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着。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医生，就顺口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说：“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多么专业的名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病。
他的诊所的牌子挂在村头马路一侧的土墙上，白色的，一尺见方，上面一个细弱无力的红十字，下面“专家门诊”四个黑色汉字，再下面的哈文字母是绿色的。
我绕着院子围墙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入口。那是墙上的一处豁口，豁口处一上一下横担着两根木头，算是大门——我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家的大门都是这样的，只挡牲畜不挡人。我从木头中间翻过去，进到他们家院子里。胖专家十三岁的小儿子正光着膀子在院子角落的空地上夯哧夯哧地翻打盖房用的土坯块，阳光热烈地投在他黝黑明亮的脊背上。院子里的一群母鸡冷不丁看到来了个生人，一个个乍乍乎乎地扑腾着翅膀往院子西面那片菜地飞奔而去。
只有院子北侧的那套土坯房粉刷了石灰，还挂着白色的门帘，于是我对直往那里走去。推开门，发现横着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对面和两边尽头各有一扇门。我循着声音往左手走，果然，一推门就看到胖专家稳稳当当地坐在一张过去年代才有的那种淡蓝色木漆长条桌后。哪怕是很稳当地舒服地坐着，他仍不住地喘着粗气，好像就那样坐着也是极累人的事。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给孩子拿药的父亲，他正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给胖专家描绘孩子的病症。胖专家哼哼啊啊地答应着，不时浑浊地咳嗽一阵。我在房间里一角远远坐着，努力忍受他嘴里那股浓重的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暗暗决定，呆会儿轮到我时，一定要拼命找话说，尽量不留给他张嘴的机会。
那边，我们的胖专家已经在开药了。他迟缓犹疑地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想了想，又伸进长裤口袋，很仔细地摸索了一阵，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来。然后细心地找到其中一把小的，看了看，再翻个面又看了看。凝视五秒钟后才确定正是这把。接下来再以一种慢得令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将钥匙插向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上的锁孔……亏他蒲扇似的一双大手，捏着那么小的一枚钥匙，开那么小的锁。由于总是瞄不准锁孔，喘息越来越急促……我真想冲上去，一把抢过钥匙，三下五除二替他打开算了。
后来总算打开了，为此他都笑出声来了。然后微笑着抬起头，仰着下巴，伸手进去摸索。再一拖，像变戏法似的拖出来一条长长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一串花花绿绿的塑料包——哦，是“儿童感冒冲剂”。他又接着在抽屉里摸，摸出一个老花镜，端端正正戴上。然后用圆圆粗粗的手指捏着那些串连在一起的冲剂包，一个一个，慢而认真地数。当数到十五或二十包的时候，不小心数差了，只好从头再来。那个坐在对面的父亲也帮他一起喃喃念着：“……八、九、十、十一……”——看着两个大男人如此耐心而郑重对付这么一个两位数内的数字，实在有趣……
他们就那样没完没了地数啊数啊，听他们数到三十包时，心里不由得同情起那个可怜的病孩子了——恐怕他的病好过十天之后，还在不得不努力服用剩下的……
终于数完了，我们的胖医生一手捏着数出来的最后一包药，另一手慢吞吞地摘掉眼镜，又慢吞吞地在抽屉里摸半天，这回是一把剪刀——他的抽屉真是百宝箱一个。
剪刀当然是用来把那些连在一起的药包分开的，可他一剪刀下去，却把一包药从中间分开了，细碎的药粒撒了一桌子。看来，眼镜摘得太早了。
他嘟噜了两声“不”，慢吞吞地把那些撒落的颗粒在桌面上聚拢成一堆，从一只手抹到另一只手的手心。
我当然会认为他要把它们扔弃不要了。但是他只是那么撮着，一点儿也没有想处理掉的意思。
接下来我想他也许会找张纸什么的来把它包起来吧！他也的确试着这样做了，他东看看，西看看，又在空空的桌子上摸了摸，最后作了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手势，直接把这撮药粒从自己的手心倒进了那个可怜的父亲手心里。
接下来我又想错了——他给人家弄坏了一包药，总该会给人家再补一包吧，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剩下一长串药有条不紊地全部收了起来，给抽屉仔细地上了锁……
那倒霉的父亲用手心捏着那撮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只好伸出舌头把它舔掉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要不是我还处在惊奇之中尚未反应过来，就早溜了……
我想我至少还得再修炼二十年才能达到当地乡亲们的功力。现在还不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动不动就大惊小怪……
于是我就绝口不提生病的事了，我直接找他要螺旋霉素。
这回倒很顺利，除了贵一点，倒是没出什么意外。
但是找钱时他少给我找了三毛钱。
其实也就三毛钱而已，我会当是他上了年纪，不小心找错了。我站起来要走了，可他这时偏偏要给我解释一下：“那三毛钱是手续费……”
手续费？没听错吧？我自己来买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没让他诊断，没让他动用他的专业知识开药，哪来的手续？
他想了想，又说：“是挂号费。”
我捏着那盒药从他家出来，顶着大太阳想了很久。他们家的鸡也不怕我了，围着我刨土扒食的，还啄我的鞋带，扬得我裤脚边上扑了一圈白白的灰。他家的小儿子还在阳光下安静地、汗流如瀑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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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舞会
我在乡村舞会（拖依）上认识了麦西拉。他是一个漂亮温和的年轻人，我一看就很喜欢他。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走到他面前和他跳舞？——我的鞋子那么脏，裤腿上全是做晚饭时沾的干面糊。我刚干完活，脏外套还没换下来。最好看的那一件还在家里呢……
于是我飞快地跑回家换衣服，还洗了把脸，还特意穿上了熨过的一条裙子。
可是，等我再高高兴兴地、亮晶晶地回到舞会上时，麦西拉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走了！我真是又失望又难过。但又不好意思向人打听什么，只好在舞会角落的柴禾垛上坐下来，希望过一会儿他就会回来。
等了好长时间，不知不觉都过了午夜两点——舞会是十二点半开始的。
始终是那个在河边开着商店�